| 第一节 批判与评论 古典时代语言的存在，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谨小慎微的。 至高无上，是因为语词接收了“表现（représenter）思想”的任务和权力（pouvoir）。但表现在此并不意味着翻译，给出一个可见的版本，造出一个能够在身体外侧面精确复制思想的副本。表现在严格意义上理解是这样的：语言表现思想，就像思想表现思想自身一样。并不存在为了构造语言或赋予语言内在生命而有一个根本的和原初的意指活动，而仅仅是在表征（représentation）的核心处，表征掌握表现自身的权力，也就是说表征有权力在反思的注视下，一部分一部分地，将自身并列起来进行分析；有权力将自身托付给使自身延续的替代品。在古典时代，没有任何东西不是赋予表征的；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如果不是通过一个与自身保持距离的表征游戏，它将自身复制、映射到另一个等效表征上，任何符号都不会出现，任何话语都不会被说出，任何词或任何命题都永远不会涉及任何内容。诸表征不是扎根于一个它们要借取自身意义的世界，它们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中敞开自身，是它们自己的内在神经（la nervure interne）给予这一空间以意义。而语言就正在于此，在这一表征建立自身的罅隙（écart）里。因此，语词并不形成一个在思想表面重复思想的薄胶片（la mince pellicule ）；语词唤起思想，语词指示思想，但首先是向其内部，在所有表现其他表征的表征之中唤起和指示。古典语言与其负责表明的思想 十分接近，这比我们所相信的还要近；但语言与思想并不相同，语言被思想之网捕捉，并在与展现思想相同的经纬线上编织自身。这 不是思想的外部效应，而是思想本身。 借此，古典语言使自己不可见或几乎不可见。无论如何，它在表征中变得如此透明，以至于它的存在不再成为问题。文艺复兴在这样一个粗糙事实面前嘎然而止，即存在着语言：在世界的浓密厚度里，文字（un graphisme）掺杂在事物或事物的流逝之中；首字母缩略词印在文稿或书页中。所有这些持久的标记呼唤出一个第二语言——一个评论的、注释的、博学的语言——，这是为了使得在这些标记中沉睡的语言说话并最终变化多端 （mobile）；语言的存在就像一个静寂的执着（un entêtement muet），先于我们能够从中读到的东西，先于那些我们使之再次响起的话语。从17世纪开始，正是语言的这一厚实的、玄机重重（intrigante）的存在被忽略（élidée ）了。语言的存在不再隐藏在标记的谜语之中：语言存在根本就还没有在意指理论中表现出来。说到底，我们可以说古典语言根本就不存在。但古典语言却发挥着作用：它的整个存在，在其表现性角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其中，它以精确性为限，并以殚精竭虑告终。语言除了表征别无处所、别无价值：正是在语言的这种空洞无物中，表征才能指手画脚（aménager）。 自此，古典语言发现它与自己的某种关系在那时既不可能也不可想像。对于自身来说，16世纪的语言处于一个无休止评论的境况：不过，这种境况也只有在有语言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这种语言静悄悄地先于话语而存在，人们正是通过话语试图使得语言说话；为了能做评论，文本必须有绝对的先决条件；相反地，如果世界是标记和语词的交错带（entrelacs），要是不在评论的形式下，又能如何谈论世界呢？从古典时代开始，语言在表征内部，以及表征的双重性（正是这双重性将表征挖空）中铺展开来。从那时起，最初的文本（le Texte）被抹去了，随之被抹去的，是语词的整个取之不尽的基础，这一基础之缄默的存在曾经铭刻在事物之中；延续下来的只有在语词性符号（les signes verbaux）（这些符号表现表征）中自我展开，并借此发展为话语（discours）的表征（la représentation）。至于表征之根本的推论性（la discursivité）取代一个必须有第二语言对之进行解释的言语（parole）之谜：这一可能性敞开着，且既中立又漠然（indifférente），然而，只有话语有着完成和确定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不过，当轮到话语成为语言的对象时，人们对它并不质疑，就像话语什么也没说，但它又说了什么东西这样的问题，就像话语是停留（retenu）在自身上的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言语这样的问题；人们不再寻求去解开隐藏在符号下面那莫测高深的伟大意图；人们只询问话语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指示什么表征，它分割和提取了哪些要素，它是如何分解和组合的，是什么替代游戏允许它确定其表征角色。批判取代了评论。 这个语言对自身设立的新关系既不简单也不是单方面的。表面上看来，批判与评论相对立，就像对可见形式的分析与对隐藏内容的发现是对立的一样。但由于这一形式是表征的形式，只有以真理、精确性、特性或表达价值的说话方式，批判才能分析语言。在此，这一角色混合着批判以及批判从未能摆脱掉的模糊性。批判质疑语言是否有纯粹的功能，是否是机制的总体，是否是符号独立自主的伟大游戏；但批判也不会忘记同时向语言提出其真或假、清晰性或模糊性的问题，因而批判质疑语言在语词中对其所言的呈现（présence）模式，语言正是借由这些语词表现（représente）其所言之物的。正是从这一双重的基本必然性开始，基础和形式 的对立逐步被呈现出来，并最终占据了众所周知的那个位置。但这一对立可能仅只在后来，在19世纪，轮到批判关系势微的时候，才被巩固。在古典时代，批判毫无分裂、浑然一体，在语言的表征性角色中运作着。批判那时采取四种相互区分但又彼此依赖和确定的形式。首先，批判在反思性秩序中展开，作为对语词的批判：展开了用已接受的词汇表建造一门科学或哲学的不可能性；宣告废除普遍性语汇（termes généraux），这些词汇把在表征中和在抽象术语（这种抽象术语将本该保持一体的东西分离开来）中有区别的东西混淆起来；展开了建构一个理想的分析性语言宝库的可能性。另外，批判也在语法性秩序中显露出来，作为对句法、词序、句子结构的表征性价值之分析：当语言拥有性数格变化或前置词体系的时候，它是否是更为完善的？语词秩序不受限或严格确定，哪一个更可取？什么是表达接续关系的最佳时态机制？批判也在审查修辞形式之中获得一片天地：分析修辞法，即分析那些各自具有表达价值的话语类型；分析转义，即诸语词可以在同一个表征性内容（其指称是借由部分或整体、基本的或附加的、事件性的或环境性的，事物本身的或其相似物的）中维持的不同关系。最后，在面对已经存在和已书写的语言，批判给自己的任务是定义语言与语言所表现事物的关系：正是以这种方式，从17世纪开始，对宗教文本的注释充满了批判方法：实际上，现在不再是要重复说出宗教文本已经说出的内容，而是定义要穿越哪些形象和画面，以哪种秩序相接续，要达到哪个意味深长的结局，以及为了说出哪种真理，这些话语曾经是由上帝把持，或由先知以转达给我们的形式进行。 这就是当语言从其功能开始自我质疑的时候，必然建立起一个处于多样性中的批判维度。从古典时代开始，评论和批判就处于深刻对立之中。通过在表征和真理的角度来谈论语言，批判评断语言，并将之世俗化。现在，语言的存在遭到入侵，其秘密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评论在先在文本的断崖（escarpement ）前逗留，并且给了自己不可能完成且时时更新的任务，即在自身中重现语言的诞生：评论将语言神圣化了。这两种语言与自身建立关系的方式，自此进入了我们再也没能走出的对抗之中。而且这种对抗可能还会与日俱增。只有文学，即批判的专有对象，自马拉美以来，从来没有停止接近作为语言存在本身的语言之所是，也正是在这里，文学促使一个不再以批判而是以评论的形式出现的第二语言。实际上，从19世纪以来，所有的批判语言都承担着阐释功能，这有点像古典时代批判方法所承担的阐释功能。然而，只要语言对表征的从属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不被解除，或至少被规避，所有的第二语言都将在批判或评论中摇摆。而且，它们将在其摇摆不定中无限增生。 第二节 普通语法 一旦语言的存在被忽略不计，那就只剩下语言在表征中的功能继续存在了：语言的性质及其种种话语效力，除了作为通过语词性符号表现的表征本身，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符号的特殊性是什么呢？这个优先于所有其他符号，而允许这些符号标记、分析和组合表征的奇异力量是什么呢？在所有符号系统中，哪个是语言自身的系统呢？ 初看来，用语词的随意性或它们的共同特征定义语词似乎是可能的。就语言的最初根源，如霍布斯所说，语言是由各个个体首先为他们自己选定的记号体系构成：通过这些标记，他们可以唤起种种表征、种种关联，将它们区分开来，并对它们采取行动。习俗或暴力正是将这种记号强加给集体 ；但无论如何，语词的意义只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表征，尽管它被所有人接受了，语词的意义也只能在各个个体的思想中一个一个地被沿用，洛克说：“正是作为说话者的观念，种种语词才能成为各种符号，且人们只能把这些语词当即作为他们自己心灵里观念的符号，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符号 ”。使得语言区分于所有其他符号，并允许语言在表征中扮演一个决定性角色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个体性或集体性，自然性或随意性。而只是因为语言依据一个必然接续的秩序来分析表征：实际上，种种声音只能一个一个地发出才能听懂；语言不可能一下子整个表现思想；语言必须依据一个线性秩序将思想排列起来。然而，这种线性秩序对于表征来说却是非常奇怪的。的确，种种思想在时间中接续，但每一个思想都形成一个统一体，或者我们赞同孔迪亚克 ：一个表征的所有要素都是瞬间给出的，只有反思能够将它们一个个展开；或者我们赞同德斯杜·德·特西：表征的所有要素以如此迅疾的速度接续着，以至于实际上这个秩序既不可能被观察也不可能被抓住 。正是这些如此紧束在自身之中的表征，需要在种种命题中展现出来：依我看来，“光彩在玫瑰内部”；在我的话语中，我不可避免要将“光彩”置于“玫瑰”之前或之后 。如果心灵能够“像其所感知”的那样宣读（prononcer ）出诸观念，毫无疑问，“它将一下子整个宣读出来 ”。然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思想是一个单一的操作”，“它的表述却是一个接续的操作 ”。这里存在着语言本身（le propre du langage），语言本身同时将自己与表征（在表征那里，语言本身只轮到作为一个表征）和诸符号（语言从属于这些符号，没有自己独特的禀赋）区别开来。语言本身与思想的对立并不是像外在与内在的对立，也不是表达与反思的对立；语言本身与其他符号——姿态、手势、译文、绘画、象征 ——的对立并不像是任意性或共同性与自然和与独特性的对立。但是语言本身的确与所有这一切对立，就像后继者与当时代人的对立一样。语言本身与思想和符号的关系，恰如代数与几何的关系：语言本身用一个我们必须一个接着一个经历的等级秩序，取代了对各个部分（或各个大小）同时进行的比较。正是在这个严格意义上，语言是对思想的分析：这个分析不是仅仅对其进行区分，而是在其空间中深深创立秩序。 古典时代称作“普通语法”的新型的认识论领域正在于此。如果在这里只看到从逻辑到语言理论的纯粹和简单运用，这将是一种曲解。然而，如果想要在这里辨读出语言学的前兆，这也同样是一种曲解。普通语法，就是研究与同时性相关联的语词秩序，普通语法就是负责表现这一秩序 。因此，普通语法自身的对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语言 ：而是作为连续语词符号的话语。这种连续对于表征的同时性来说是人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与思想的对立就如同反思与当下的对立。然而，这种连续并不是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一样的：有的语言把动作（l'action ）放在句子中间，其他的则把动作放在句子末尾；有的语言首先说出表征的重要对象，另外的则首先说出附属的情况；就像《百科全书》所指出的那样，使得各种外国语言彼此晦暗不明，难以翻译的原因，不只是语词的差异，更是它们接续关系的不相容性 。相对于科学尤其是代数学引入表征的那些明显、必然和普适的秩序，语言引入表征的秩序则是自发的、轻率的，这种秩序就像是自然的。按照我们看待语言的角度，语言当然也是一种已经分析过了的表征，而不是对原始状态的反射（réflexion）。老实说，语言就是从表征到反射的具体纽带。与其说它是人们交流（communication）的工具，不如说它是表征与反射沟通（communique）的道路。正因为此，普通语法对于18世纪的哲学是如此重要：它曾是科学自发的形式（也是这一形式的唯一持有者），就像精神中不可控制的逻辑性 ；也是第一个对思想进行了反思性的分解：与当下性最为原初的断裂之一。普通语法就像精神（l'esprit ）的固有哲学那样建构起来——亚当·斯密说：“任何形而上学对于形成哪怕是最细小的形容词都是必不可少的 ”。——普通语法也是所有哲学为了重新找到表征必然和明显的秩序，穿越如此多种多样的选择，而应该重新采用的哲学。所有反射的最初形式，所有批判的最初主题：那就是语言。普通语法拿来作为对象的，正是这一模糊的，也是比认知更为广阔的，但又总是内在于表征的事物。 但是，现在必须提出一些后果。 1、我们看得很清楚，语言的诸科学是如何在古典时代被划分的：一方面是处理形象和比喻的修辞学，即语言以此方式在语词性符号中被空间化；另一方面是处理衔接和秩序的语法学，即以此方式依据一个连续的序列对表征的分析进行安排。修辞学定义表征的空间性，尽管它是与语言一同出现的；语法学为每个语言限定秩序，使得空间性在时间中重新展开。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些，这就是为什么语法学要假设语言的修辞本性，甚至连最为原初、最为自发的语言也不例外。 2、另一方面，语法学，作为对语言的一般反思，它表明了语言与普遍性所保持的关系。按照我们考虑的是普遍语言的可能性，还是普遍话语的可能性，这种关系能够被给予两种形式。在古典时代，普遍语言所指的并不是原初的、不染的、纯粹的言说，并不是那个如果我们在遗忘之惩罚外重新找回，它就能恢复通天塔之前共同理解的那种言说。这个普遍语言所涉及的语言，是一个易于给予每个表征以及每个表征的每一要素以符号的语言，通过这个符号，诸表征就能够以单义的形式被标记；这个普遍语言也能够指明诸要素是以何种方式在一个表征中被组合起来的，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彼此关联的；这个普遍语言拥有使得它能够指明表征各环节之间或然关系的工具，凭此一点，它就保留了（sursit ）遍及所有可能秩序的权力。普遍语言既有特性又有组合性，它没有重建旧时秩序：它创造符号、句法结构和语法，在这里所有可想像的秩序都能找到它们的位置。至于普遍话语，它也并不是在其神秘密码之中保留着能够解开整个知识之钥匙的唯一文本；普遍话语更像是定义精神之自然和必须进程的那个可能性，这一进程是从最简单的诸表征到最精细的分析或最复杂的组合：这一话语，就是那个被置于唯一秩序的知识，这一秩序规定了知识的起源。普遍话语遍及认知的所有领域，但却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以便在此使得从表征开始的可能性得以涌现，在此表明自然、线性和普遍关联的诞生并使之富有生命力。这一共同目标，这一所有认知的基础，这一在连续话语中显明的起源，就是观念论，一种在其整个长度中复制认知之自发连贯性的语言：“人类生来就趋向于最为接近和最为紧迫的结果。人类首先考虑他们的需要，然后是他们的乐趣。在人类有哲学念头之前，他们先是忙于农业、医疗、战争和实际的政治，然后是诗歌和艺术；而当人类返回自身、开始反思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判断制定的规则，就是逻辑学，为自己的话语制定的规则，就是语法学，为自己的欲望制定的规则，就是道德，这时，他们就自以为达到了理论的顶峰”；但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操作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且“所有这些真理的唯一核心就是对他们理智能力的认识 ”。 普遍特征与观念论的对立，就像一般语言（这种一般语言在唯一的一个基本图表的同时性中，展现了所有可能的秩序）的普遍性与一个详尽无遗之话语（这种话语为所有接连不断的可能认知中的每一个都重建了唯一且有价值的发生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对立一样。但它们的计划和共同可能性存在于古典时代给予语言的权力：也就是无论表征是怎样的，给予所有表征与之完全相符的符号，并在这些表征之间建立所有可能的关联。在语言能够表现所有表征的范围内，语言成为一般概念（l'universel）的要素就是完全正当的了。必须至少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其语词之间收纳了（recueille）世界的总体性，相反，作为可表现物之总体的世界，应该能够通通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夏尔·博耐的伟大梦想重新加入了这样一种语言所是之中，即这种语言是与表征相关联，并从属于表征：“我乐于将众多数不胜数的世界（Mondes）看作同样多的书本，这些书本收集起来，就组成了巨大的宇宙图书馆（Bibliothèque）或真正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我设想，这些不同世界的绝妙等级使得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是那些有可能 浏览更或是阅读不同世界的人）很容易就能获得所有类型的真理，这些类型（il ）把由最原初的美（la principale beauté）制作而成的秩序和连贯性封入（renferme et met）他们的认知中。但是这些卓绝的百科全书所包含的东西并不完全是按照宇宙之百科全书的等级；它们中的一些拥有一些分支，另一些拥有更多的分支，还有一些则掌握了更多的分支；但所有这些都具有永恒性，以便加强和完善他们的认知，并发展他们所有的才能 ”。在这一完全的（absolue）百科全书的基础上，人类建构了复合、有限之普遍性的中间形式：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百科全书，它以字母的任意秩序，极大可能地容纳了各种认识；各种通用书写法（pasigraphies）使得依据同一个单一的形象系统就能誊写世界中的所有语言 ，多解词典在或多或少可观数量的语言间建立了同义性；最后，那些详尽论述的百科全书声称在考察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演变关系，使它们得以诞生的原因以及使它们得以区分的特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展示了人类认识的秩序和连贯性 ”。尽管这些计划具有片面性，尽管他们的事业具有经验性的状况，它们在古典认识型中可能性的基础在于：如果说语言的存在整个地被化简为其在表征中的功能，那么相反地，表征也只能是通过语言中介与普遍性建立起联系。 3、认识和语言是紧紧地（strictement）交织在一起的。在表征中，它们有相同的起源、相同的基本规则；它们彼此支撑、相辅相成并不断相互批判。在它们最为一般的形式中，认知和言说首先在于分析表征的同时发生性，在于区分各个要素，在于建立将它们联合、接续在一起的可能关系，借此我们可以将之铺展开来：精神是在同一个活动中说话和认知的，“人们是以相同的过程学习说话、发现规则，这些规则或者是世界体系的或者是人类精神运作的，也就是所有在我们的认知中被升华（sublime）了的东西”。但语言只有在未经反思的形式下才是认识；语言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不管其意愿与否，将之引向具体或抽象、确实或缺乏根基的观念；反过来，认识就像一个每个词都被检验过，每个关系都被证实了的语言。知识（savoir ），就是如其所必须的那样说话，好像某种精神规定了说话的方式；说话，就是晓得（savoir）按照强加于我们的模式（我们生来就分享着这种模式）竭尽所能。各种科学就是制作精良的语言，与此同时，语言却是荒废着的科学。因此，整个语言都需要彻底改变：也就是说需要从分析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毫无不确定之物）出发进行解释和判断；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整，以便认识的线索能够完全清晰可见，既无阴影亦无缺漏。这样，语言在归属于自然的同时，也归属于规定性的语法，这绝不是因为语法想要强制性地规定一个优美的、忠于审美规则的语言规范，而是因为语法把说话的根本可能性诉诸于将表征纳入秩序。德斯杜·德·特西曾指出，18世纪最好的逻辑学专论是语法学家写的：那时候，只有语法规定是处于分析而非审美秩序之中。 语言对知识的这种从属关系释放出一个在以前时代未曾存在过的历史性的领域。某种像认知史的东西变得可能了，这是因为假如语言是一门自发、自身隐晦和笨拙的科学，——语言反过来由认知来完善，这些认知如果不在其语词中留下认知的痕迹，就不能沉积下来，并且就会像一个空无其物的场子而已。作为未完成的知识，诸种语言就是对其改进的忠实记录。语言会引致谬误，但语言也会记录人们所学到的一切。在其无序中，语言产生了虚假观念；但在某种不能自我支配的巧合中，真实观念也在语言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 。给我们留下文明，以及那些作为思想里程碑之人物的，不是那些文本，而是词汇和句法；是他们语言的声音，而不是他们说出的言语；不太是他们的话语，而更是使话语可能的东西：即语言的推论性（la discursivité）。“一个人的语言就会给出他的词汇，而他的词汇则是一个相当忠实于其所有认知的参照（bible）；仅仅通过比较一个民族不同时期的词汇，我们就能形成对其种种进步的一个看法（une idée）。每一种科学都有它的名字，科学中的每一个概念也都有它自己的名字，自然中所有已知的东西都有其指称，同样的，所有我们在艺术中创造的东西，所有现象，所有运作，所有工具，都是如此 ”。由此，就有可能从诸语言 开始撰写一部自由与奴役的历史，或者是一部诸种观念、偏见、迷信、信念的历史，对于这些内容的书写总是不如这些词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由此，也就可能撰写一部“科学和艺术”的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并不跟随认知的线索，而是驻扎在语言形式之中，在语词敞开的空间内部；未来时代必然要在这里寻找我们的所知或所思，因为那些被粗鲁划分的语词正是分布在这一分界线上，科学正是用这一分界线邻接感知与反射的图像 。在此，我们所想象的就变成我们所知道的，反过来，我们所知道的也变成了我们每天所想的东西（se représente）。与文本的古老关系，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借以定义博学，现在都被转化了：在古典时代，这种古老关系变成了与语言之纯粹要素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将完全公正的语言与认识，制作精良的话语与知识，普遍语言与对思想的分析，人类史与语言科学联系起来的明晰要素被照亮了。即使是注定要公之于众，文艺复兴的知识也是依据一个封闭空间而被安排的。“学院”曾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它把本质上是秘密的知识形式投射到社会构型的表面。只有这个知识的第一任务是使得沉默的缩合词（sigles）开口说话：它需要重新认识这些形式，解释这些形式，并以其他痕迹（要轮到它们需要被辨读了）誊写这些形式；以致于即使对秘密的发现本身都无法避免这种无事生非的（en chicane）处置，这种处置已经使之变得既艰难又风雅。在古典时代，认知和言说彼此交缠在同一个框架之中：这关涉知识和语言，涉及给予表征以符号，借由这些符号，人们能够依照一个必然和可见的秩序铺展表征。如果说十六世纪的知识是被宣告出来了的，它也还是一个秘密，只不过是一个被分享了的秘密。如果说17、18世纪的知识是被隐藏起来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被人们在其头顶盖上面纱的话语。这是因为，知识具有科学的那种进入语词沟通体系的天性 ，也具有语言从其第一个词开始就成为知识的那种性质。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言说、阐明和知晓是同一个范畴（ordre）。古典时代带给科学的兴趣，科学辩论的公开性，科学极力显白（exotérique）的特性，科学对世俗的开放性，方特奈尔 化的天文学，伏尔泰解读的牛顿，所有这些可能除了社会学现象以外，什么都不是。它没有引起思想史上哪怕是最小的偏离，没有对知识发展作出一丁点儿改变。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当然除了在它实际上应在的意见学（doxographique ）层面上所做的解释之外；但它可能性的条件则在于知识和语言的相互从属。19世纪稍晚时候，这种从属关系将要解除，留给它的就是二者面面相觑，知识是自我关闭的知识，语言成为在其存在和功能上都莫测高深的纯粹语言，——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纪开始叫做文学的东西。在这两者之间，各种由知识以及作品衍生和衰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的中介语言无限铺展， 4 、由于语言已经变成分析和秩序，它就与时间结下前所未有的联系。16世纪承认，在历史中各种语言前后相继并彼此孕育 。最古老的各种语言就成为各种母语。在所有这些语言中，最古旧的语言（当它指向人类的时候，它曾经是作为永恒的语言 ），即希伯来语过后产生了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然后是希腊语，科普特语和埃及语一样都是源出于希腊语；在拉丁语语系里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最后，从“条顿语 ”派生出了德语、英语和佛拉芒语 。从17世纪开始，语言与时间的关系倒转过来了：各种言说不再按照时间依次分布在世界历史之中；而是各种语言依据一个自身规定的律法系统，展开种种表征和语词。正是通过它为语词保留的这一内在秩序和场所，每一种语言才得以定义其自身的特性，而不再通过其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来定义自身。时间对于语言来说，成了做分析时语言的内在时态（mode），而不是语言的诞生之地。由此，语言很少是得益于年代学的演变关系，这一点比古典时代少得多，尤其是在否定这种益处涉及意大利语或法语与拉丁语的同源关系这一点上 ，尽管这种否定不顾整个“明见性（évidence）”——我们的“明见性”。对于这个存在于16世纪并在19世纪重现的种种演变序列，人们取而代之的是类型学。且这是有秩序的类型学。有这样一组语言，它们首先安插了所谈论的那个主体（le sujet ）；然后是安插了主体进行或遭受的活动；最后是安插入主体进行这些活动使用的媒介：此类的证据诸如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与此相对的，有这样一组语言，它们“时而前置活动，时而前置客体（l'objet），时而前置变化或境况”：例如拉丁语，或“埃斯科拉丰语（esclavon ）”，在这些语言中语词的功能不是通过其位置而是通过其词形变化表明的。最后，第三组语言是通过混合的语言形成的（就像希腊语或条顿语），“它同时拥有另外两种语言的冠词和格 ”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并不是词形变化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每一种语言其语词的可能或必然秩序。而是对表征的分析和接续排列之秩序构成了使用性数格变化或冠词的先决条件和规定。那些跟随“想象和兴趣”之次序的语言不为语词限定固定不变的位置：这些语言通过词形变化来进行标记（这是“可换位的”语言）。相反，如果这些语言遵循反思一成不变的秩序，那么用一个冠词就足以表明诸名词的数和性；在分析性布局中的位置就有其自身的功能价值：这是“相似性 ”的语言。诸种语言在各种可能接续类型的图表上彼此相似又彼此区分。图表是同时性的，但又暗示着哪些语言曾是最为古老的语言：实际上，我们能够承认最为自发的秩序（图象和情绪的秩序）应该先于最为反思的秩序（逻辑的秩序）：外部推定的年代被分析和秩序的内在形式支配着。时间成为语言的内在因素。 对于语言自身的历史来说，它也只不过是诸种因素的侵蚀或偶然，引入、相遇和混合；这个历史没有固有的法则、运动和必然性。例如，希腊人的语言是如何形成的？“这是腓尼基商人，弗里吉亚、马其顿、伊利里亚、加拉塔、西泰的冒险者，流放和避难的团伙，是他们使得希腊语言的始基充斥着如此多种多样的数不胜数的小品词以及方言土话 ”。至于法语，它是由拉丁语和哥特语的名词，高卢语的词组和语法结构，阿拉伯语的冠词和数字，从英语和意大利语借来的语词，在旅行、战争或贸易协定的情况下构造起来的 。正是通过迁徙、战争的成败、生活方式、贸易的效应，诸语言发生了演变；而绝不是通过一个历史性强力使得这些语言变成现在的样子。这些语言不遵循任何内在运行规则，是语言自己在一个行列的整个长度中展开各种表征及其诸要素。如果对于诸种语言来说存在着一个积极的时期，那也不应该语言外部，在历史中寻找，而应该在语词的排列中 ，在话语的罅隙中寻找。 现在，我们能够划出普通语法的界限，这个普通语法出现在17世纪下半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最后几年被抹去。普通语法不是比较语法：对于种种语言的比照，并不是普通语法的目的，也并不是它的方法。因为它的普遍性不在于寻求固有的语法规则（这种语法规则作为所有语言学领域共有的，且使得所有可能语言以一种理想的和强制性的整体出现）；之所以它是普遍性的，也是在这种限度下：它要在语法规则之下，即在这些规则的根基层面，使得表征话语的功能显现出来，这种功能或者是一种指明一种呈现（représenté）的垂直性的功能，或者是一种将呈现以思想相同的模式建构起来的水平性功能。因为普通语法将语言作为接合（articule）另一表征的表征显现出来，它的“普遍性”就是完全正当的：普通语法所探讨的就是表征的内在双重性（dédoublement ）。但因为这种接合（articulation）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完成，就会看似不合常理地有着多种普通语法：法语的普通语法，英语的普通语法，拉丁语的普通语法，德语的普通语法，等等 。普通语法并不以限定所有语言的规则为目的，而是要依次阐述每种特殊语言的作用，就像明确表达思想对自身的思考那样。在所有单独拿出来的语言中，表征都会为自己提供“符号（caractères）”。普通语法将定义这个假设和使用这些自发符号的同一和差异的体系。普通语法建立每种语言的分类学，即每种语言支撑一个话语（tenir un discours ）的可能性之基础。 普通语法必然采取的两个方向就在于此。因为话语连接其各部分的方式就像表征连接其各要素一样，普通语法必须研究语词在与其他语词相关时的表征性功能：这就首先假设对关联的分析，这种关联将语词编织在一起（命题理论，尤其是动词理论），然后，分析语词的多种类型，以及语词勾勒和区分表征的方式（接合理论<théorie de l'articulation>）。但由于话语并不仅仅是一个表征性的集合，而是一个被复制了的、指示另一表征（与它所表现的东西一样）的表征，普通语法必须研究语词指示其所说之物的方式，首先从其初始价值开始（词源和词根理论），然后是语词允许滑移、延伸和重组的能力（修辞空间和派生理论）。 第三节 动词理论 命题之于语言，就如同表征之于思想：其形式既是最普遍的又是最基本的，因为一旦我们将命题分解开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话语，而是话语的诸要素，就像无数分散的素材。在命题的形式下，我们的确发现了语词，但语言并不是在语词中得到实现的。起初，人们确实只能进行简单的叫喊，但这些叫喊开始成为语言，是从它们把命题秩序这一关系纳入进来的时候，而这种纳入只是在它们的单音节词内部。搏斗中原始人的吼叫，只有在它不再是其痛苦的侧面表达时，只有在它想要做出一个诸如“我喘不过气了 （j'étouffe ）”这样的判断和声明时，才构成真正的词。把一个词构造为词，并将之置于叫喊和喧闹声之上的，是隐藏在这个词里的命题。如果阿韦龙的野蛮人最终未能说话，这是因为语词对他来说就像是事物的声音标记，或者是事物在他的精神（esprit ）上产生的印象；语词并没有获得命题涵义 （valeur）。当一碗奶放在原始人面前，他能够很好地发出“奶”这个词；这只是“对于这个液体食物，对于这个装着奶的容器，以及对于此对象之欲望的含混表达 ”；这里的词从未成为事物之表征的符号，因为原始人从来不会说奶是热的，或奶准备好了，或奶被期待着。实际上，正是命题把声音符号从其表达的种种当下涵义中突显出来（détache），并最终按照声音符号的语言学可能性将之确立下来 。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语言开始的地方不是表达（expression,）而是话语。当有人说“不”，他不是用一个叫喊来表达（traduit）他的拒绝；他将“整个命题：……我不这样认为，或我不相信是这样 ”压缩进一个词。 “让我们直接来到命题，来到语法的根本对象上来 ”。在这里，语言的所有功能都按照构成命题的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进行了重构：主语、谓语（l'attribut）及它们的关联。并且，主语和谓语性质（nature）相同，因为命题断言一个等同于另一个或者一个归属于另一个：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功能可以互换。唯一的区别，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区别，那就是表明动词的不可还原性，霍布斯 说： “在所有命题中，需要考虑三个东西：要知道作为主语和谓语的那两个名词，以及关联或连接词（copule ）。这两个名词在精神中激起同一个唯一事物的观念，但；连接词使得原因的观念产生了，这两个名词就是通过这个原因的观念而强加给（imposés）这个事物的。”动词是整个话语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动词不存在的地方，如果连以潜在的方式都不存在的话，就不可能说有语言。名词性命题隐含着动词不可见的整个存在，亚当·斯密 认为，在语言的原初形式下，语言只是由无人称动词构成（诸如：“下雨”或“打雷” ），只是从这个动词核心出发，话语的所有其他部分才突显出来，就像衍生和辅助性的诸多细节。语言的开端（seuil）在于动词产生之处。 正是在此功能方面，必须要考察（interroger）动词——动词抛除那个不断使之超负荷和使之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动词指示时态（还有很多其他的词，副词、形容词、名词，都能够承载时态涵义）这一点上就止步了。也不要像斯卡利杰（Scaliger ）所做的那样，停留在动词表达活动或激情，而名词指称事物，且指称永久之物上（因为恰好有“活动”这样一个名词）。不要像布克斯陶夫（Buxtorf ）所做的那样，赋予动词的不同人称以重要性，因为某些代词也有指示人称的特性。但现在就让构成动词功能的东西清晰起来吧 ：动词进行断言，也就是说动词指明的是“使用动词的话语是这样一种人的话语，他们不单单是构想了名词，还对这些名词进行判断 ”。当我们断定两个事物的从属关系时，当我们说这个是那个时，就有了命题，就有了话语 。动词的整个空间都归结为一个表示“存在”的词。所有其他动词都暗中利用这个唯一的功能，但它们都被各种规定性所掩盖：人们在这些动词上添加属性，不说“我是在唱歌（je suis chantant）”而说“我唱歌（je chante）”；人们在这些动词上添加时态标识，不说“过去，我是在唱歌”，而说“我曾唱过歌”；最后，某些语言将主语本身整合进动词，这样，拉丁语就不会说：我活着（ego vivit），而说：活着（vivo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在一个绝对细微却根本的动词功能周围或之上的沉淀和沉积作用，“只有存在（être）这个动词……仍处于这个纯朴性（simplicité）中 ”。语言的全部根本就汇聚于这个独特的词里。没有这个词，所有的词都将陷入沉寂，而人类，就像某些动物一样，本能够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声音，然而他们在森林中发出的任何叫喊都永不会连成语言的伟大序列。 在古典时代，语言的原始存在——这一大堆符号散布于世界中，以便我们在此进行拷问——消失了，但语言与存在编织起了新的关系，更难于捕捉的关系，因为这是通过一个词，语言表达了存在，并与存在联系在一起；在语言内部，语言肯定存在；然而，如果这个词，仅仅是这个词，不在之前就支撑着整个可能的话语，语言就不能作为语言而存在（exister）。没有指示存在（l'être）的方式，就没有语言；但没有语言，就没有存在（être）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存在（l'être）的一部分。这个简单的词，就是在语言中被表现（représenté）出来的存在（l'être）；但它也是语言的表征性（représentatif）存在（l'être），——存在允许语言断定其所说之物，也使得语言易于成为真理或错误。在此，这个词不同于所有既可以循规蹈矩、忠于职守、紧密配合其所指，又可以不这样做，永远也即非真亦非假的符号。通过这个词（它跨越符号体系，指向被指称物的存在）的独特力量，语言成为彻头彻尾的话语， 但这种力量来自哪里？并且这个充溢了各种语词，缔造了命题的涵义是什么呢？王港的语法家们说存在（être）这个动词的涵义就是进行断定（d'affirmer）。这一解释很好地指明了该词的绝对特权存在于语言的何种领域，而并非该词包含了什么。不应该认为存在这个动词含有断定（l'affirmation）的观念，因为断定这个词本身，以及“是的（oui ）”这个词也都能包含这个观念 ；因此更应该是断定这个观念被存在这个词确认。但断定一个观念，是否就是宣称它的存在呢？——这就如同博泽（Bauzée）所认为的那样，博泽在此找到了该动词之所以在其形式中汇聚了时间之多种变化的原因：由于事物的根本（l'essence）不会改变，只有它们的实存（existence ）会显露或消失，只有这个实存有着过去和未来 。对此，孔迪亚克使我们注意到，如果实存能够从事物中抽离出来，那只是因为实存除了作为一个属性什么也不是，只是因为该动词能像断定实存那样断定死亡。唯一确认（affirme）该动词的就是两个表征的同时实存（coexistence）：例如，生命力（verdeur）的表征和树木的表征，人的表征和实存或死亡的表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动词时态不指示那绝对实存事物的时态，而指示在事物之间存在先前性或同时性的相对系统 。实际上，同时实存并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属性，但同时实存却只是表征的一个形式：如果说绿色和树木同时实存，那也就是说它们在我所接收到的印象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中是相关联的。 因而动词“存在（être）”的根本功能就是将整个语言与其所指称的表征联系起来。这个词充溢出诸符号而指向的存在，不偏不倚正是思想的存在。18世纪末的一个语法学家把语言比作一幅绘画，名词就像诸种轮廓（formes），形容词就像各种颜色，而动词就像这些东西在其上显现的画布本身。画布是不可见的，整个被语词的光芒和图案所覆盖，但正是它给予语言以施展其绘画的场所；动词所指称的，最终还是语言的表征性特性，动词出现在思想中，那个唯一的词能够跨越符号界限并将符号建立于真实之中，这些事实从未触及表征本身以外的任何事物。因而动词的功能与语言的存在模式相等同（这个功能贯穿于动词的整个范围）：言说，这完全是既通过符号进行表现，又给予符号一个由动词控制的合成形式。就像德斯杜所说的那样，动词，就是给赋（l'attribution ）：是所有属性的支撑和形式：“存在（être）这个动词可以在所有命题中找到，因为我们不能说一个事物如此这样却不因此说它存在（elle est）……但这个在所有命题中出现的词在这些命题中总是作为属性的一部分，它总是属性的开端和基底，它是一般和共同的属性 ”。 我们现在看到，至此一般性的程度上，普通语法的统一领域一旦消失，动词的功能就只能是自我分离。当纯粹语法的维度释放出来，命题就只是一个句法单位。在此，动词与其自身的搭配（concordance）、变形（flexions）和补语（régime ）体系一同在其他语词中塑造（figurera ）出来。在另一极端，语言的表现力在一个自主的（autonome）、比语法更古老的问题中重新出现。整个19世纪，语言在其动词的神秘性质上都会被拷问：在此，语言与存在（l'être）最为接近，最有可能命名存在，最有可能转达存在的基本涵义或使之闪耀，最有可能使存在完全显明出来。从黑格尔到马拉美，这一在存在和语言关系前产生的惊愕，将使得把动词重新引入诸语法功能的同质秩序中变得摇摆不定（balancera ）。 第四节 接合 存在（être）这个动词，混合着给赋（attribution ）和断言，是话语在言说的最初和根本可能性上的交叉口，它确定了命题的第一个不变量，并且是最基本的不变量。在它旁边，其左邻右舍，是种种要素：话语或“说话（«oraison» ）”的各个部分。这个词的种种滩域（ces plages ）仍然是漫不经心的，仅仅由微薄得几乎难易察觉的形象决定，但这个形象又是位于中心，指明存在的形象；这些滩域围绕在“连接词（«judicateur »）”周围，就像等待判决的事物（主语< judicande >）和被判决了的事物（谓语< judicat >）一样起着作用。对命题的纯粹描画如何能够自我转化为清晰有别的句子？话语如何能够宣告出一个表征的所有内容？ 因为话语是由语词构成的，而这些语词，一部分一部分地命名了被给予表征的东西。 语词进行指称，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名词。之所以能够作为专名，是因为它被指向这样一个表征，而非任何其他。因而，相对于动词的均衡性（动词从来只是说明给赋（l'attribution）的一般概念），名词则是万头攒动（fourmillent ），以至无限。有多少事物需要命名，就要有同样多的名词。但如果每个名词因此都牢固地捆缚在它所指称的唯一表征上，那么，我们就连最小限度的给赋（attribution）都不能形成，并且，语言将重新陷入一个较低的层次：“如果我们的名词（substantifs）只有专名的话，那么专名就必须无穷无尽地增生。这些词，这些使得记忆超载的大量语词，不会给我们的认知对象，从而是我们的观念带来任何秩序，并且我们的所有话语将处于最大限度的混杂之中 ”。如果两个名词其中之一（至少是属性<l'attribut>）指称某个诸多表征共有的要素，那么这两个名词就不能在句子中发挥作用，也不可能进行给赋。名词的一般化（généralité）对于话语各部分也是必要的，就如同它对存在的指称对于构成命题是必要的一样。 这个一般化（généralité）可能以两种方式获得。或者是通过一个横向的接合（articulation），把相互间具有某些同一性的个体汇聚起来，与那些不同的个体区分开来；从而，这个一般化形成了诸多越来越庞大群组（这些群组的数量也越来越少）的一个接续普遍化（généralisation）；这个一般化也可以通过新的区分，将这些群组再进行无限细分，并由此重新回到这个一般化作为出发点的专名 ；所有协调和从属的秩序都由语言重新包装（recouvert），且每一个接合点在此都由其名称形塑出来（figure ）：从个体到种类（l'espèce），随后从种类到样式（genre）和等级，语言完全是按照生长性一般化的领域依次连接起来的；这个分类学功能，是由语言中的诸名词（substantifs ）表明的：即我们说一个动物，一个四足动物，一只狗，一只水猎狗 。或者是通过一个纵向的接合——与横向接合相关联，因为它们彼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第二种接合把那些独立续存（subsistent）的事物和那些（变化，特征（traits），偶性或个性< caractères >）我们永远也不会遇到它们处于独立状态的事物区分开来：在深处的，是那些实体；在表面的，是那些性质；这一划分（如亚当·斯密 所说，这个形而上学），它是通过形容词的出现在话语中得以表明的，而这个形容词即是在表征中指示所有那些不能通过自身续存之事物的词。语言的基本接合（如果我们把存在这个动词暂时排除在外，这个动词既是话语的条件，又是话语的部分）沿着两个正交轴线形成了：一个轴线是从单独的个体到一般，另一个轴线是从实体到性质。在它们的交叉点上，就是通名；轴线的一个极端是专名，另一个极端是形容词。 但是，只有严格按照这同一个模式分析表征，这两种类型的表征才能在语词中区分这些词。就像《王港逻辑》的作者们所说的那样：“那些指称事物的语词被叫做实体性名词（noms substantifs），比如土地，太阳。那些指称种种方式的语词，同时标记出这些方式所适宜的主体，它们被叫做 形容词性名词（noms adjectifs ），比如善，正义，圆 ”。然而，在语言的接合与表征的接合之间，存在着一个游戏。当我们说“白色”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们指称的性质，但我们用一个实体名词（substantif）指称它：当我们说“人类（humains）”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形容词（adjectif ）来指称那些自我续存的个体。这一差距并不意味着语言遵循的是表征以外的法则，而是相反，语言与自身一起，在其固有的厚度里，有着与表征关系等同的关系。语言实际上难道不是一个双重的（dédoublée ）表征吗？语言难道不带有表征（一种区别于初始表征的表征，尽管这种表征只是为了表现初始表征的功能和含义）的种种要素，并具有组合的力量吗？如果话语盗用了（s'empare ）指称变化（modification）的形容词，并使这个形容词对于句子内部的价值就像命题中的实体一样，那么，形容词就变成了实体名词；相反，名词在句子中则表现为好像是一个偶性，这回轮到名词变成形容词，尽管名词还是像以往那样指称着实体。“因为实体就是那自我续存（subsiste par soi-même ）的东西，我们就将所有在话语中自我续存（subsistent par eux-mêmes）的语词称作实体名词，对于那些指称偶性的语词也是如此。反之，我们把那些指称实体的词称作形容词，因为以它们指称事物的方式，它们在话语中必须与其他名词结合在一起 ”。命题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表征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等同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即不是所有实体都由实体名词表示，不是所有偶性都由形容词表示。这是一种总体性和自然的等同：命题是一个表征；命题的接合与表征的接合模式相同 ；但命题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articuler）被其转化为话语的表征。命题自身就是一个表达其他表征的表征，它带有一个差距的可能性，这个差距同时建构了话语的自由和语言的差异。 这就是接合的第一个层次：最表面的，但无论如何又是最明显的。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可以变成话语。但又是在一个少有分化（peu différencié）的语言之中：为了把名词重新捆扎在一起，我们仍然只能够支使单调乏味的动词存在（être）及其述词（attributive）功能。然而，表征的诸要素是根据一整个复杂的关系网（接续，从属，因果）进行接合的，为了成为真实的表征网络，这个关系网就必须能够在语言中被接受（faire passer ）。在此，所有语词、音节、字母，以及所有在名词和动词间流转的东西，都指称着《王港逻辑》称作“附属品 ”的诸观念；必须要有介词和连词；必须要有指示同一或一致、从属或补充关系的句法符号 ：那些数和性的符号，性数格变化中的格；最后还必须要有将通名和其所指称的诸个体关联起来的词，——即勒麦西埃称作“具体化因子（concrétiseurs）”或“去抽象化因子（désabstracteurs） ”的冠词或指示词。这许多的语词碎末（poussière ）构成了一个次于名词统一体（实体名词或形容词）的接合，它是命题光秃秃的形式所必需的：这些词中没有一个是通过自己并以孤立的状态，而保有一个固定和确定的表征性内容；它们只有和其他词联系在一起时才能重新获得一个观念，哪怕是一个次要的观念；因而，名词和动词是“绝对有所指称的”，而这些词则只有按照一个相关的模式才能有所指称 。这些词也可能指向表征；它们只存在于这种方式下，即在被分析的过程中，表征任由我们察看各种关系的内在网络；但这些词本身只有通过它们作为部分的语法整体才有价值。这些词在语言中建立了一种新的、混合性质的接合，既是表征性的又是语法性的，这两种秩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压倒另一个。 就这样，句子充满了句法要素，这些要素的轮廓（découpe ）比命题的宽大形象（les figures larges ）要更为精致。这个新的勾勒把普通语法置于某个选择的必然性上：要么是寻求在名词性统一体之下的层面上（au-dessous）做分析，并在指称之前，使得草构（bâtie ）了普通语法的无指称（insignifiants ）要素显现出来；要么是通过一种反推的方法还原这个名词性统一体，以更为狭义的（restreintes）方式确认它，在各种词缀中，在各种音节中，直到在所有字母本身中，在全部语词之上，找到名词统一体的表征效力。这些可能性从语言理论的目标为话语以及分析其表征价值的时刻，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更进一步的，是被要求了的。这些可能性确定了分享18世纪语法的异端方面。 哈里斯说道，“我们假设，所有指称（signification）都可以像物体（corps）一样分成无数的其他指称，那么这些指称本身是无限可分的吗？这将是荒谬的；因此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些进行指称的声音，它们自身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指称 ”。那些一旦被分解就会消失的指称，它们善于中止（suspendues）语词的表征价值：它们独立显现那些不按照思想进行表达的素材，并且这些素材的关联不能够归结为话语的关联。在补足语、词形变化、音节和声音中，有一个固有的协调“机制”，它们的任何表征性都不能被发现。必须把语言看作逐步臻于完善的机器 ：在其最为简单的形式中，句子只由一个主语、一个动词、一个表语构成；所有意思的添加，都需要一整个新的分句（proposition）；这样，最初级的机器都会预设种种对其各部件各不相同的运动规则。但当这些机器得到改进以后，它们就会使其各部件遵从同一个唯一的规则，它们不再是机器的部件，而只是这个规则的中介物、转换方式和应用场所；同样地，随着语言的自我完善，语言通过种种语法部件使得命题传达意义，这些语法部件本身并没有表征价值，但却扮演着使表征价值明确表达、连接表征各要素、指示表征的实际规定性的角色。仅凭一个句子，我们就能一下子表明时态、因果、所有、定位关系，这些关系能够很好地融入主谓表的序列，但不能被一个如此宽泛的区分所勾勒。从博泽 开始，补语理论和从属关系理论就在此赋予了重要性。同样，句法的作用也在此不断增加；在《王港逻辑》的时代，句法曾经等同于语词的结构和秩序，因而等同于命题的内部进展 ；在西卡尔那里，句法变成独立自主的了：是句法“支配着每个词自身的形式 ”。由此，就像正好在那个世纪之末，西尔维斯特·德·萨希所要定义的那样，语法自律成形了，那时，从西卡尔开始，对命题的逻辑分析和对句子的语法分析被区分开来 。 我们明白为什么只要话语作为语法的对象，这种类型的各种分析就会保持悬置；一旦人们触及某个表征价值摔碎了（tombaient en poussière ）的接合层面，人们就会跑到语法的另一边，在此，语法不再被赏识，这里是用法和历史的领域，——在18世纪，句法曾经被认为是任意性的场所，在这里，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铺展开来 。 无论如何，这些分析在18世纪只能是种种抽象的可能性，它们不是那个将成为文献学的东西的先兆，而是某个选择并不占优势的枝桠。对此，我们看到，从与异端相同的出发点，一种反思发展起来，对于我们以及我们从19世纪开始已经建立起来的语言科学来说，这种反思毫无价值，但它又允许在话语内部保持对种种语词符号的全部分析，并且它通过这一如实的复原（recouvrement ），成为知识积极形象的一个部分。我们寻找具有名词作用的那个晦暗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个功能被赋予并被隐藏在语词中、音节中，词形变化中和字母中，对于命题过于松散的分析总是使得这个功能从它的网格里疏漏了过去。总之，就像《王港逻辑》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表示关联的小品词（particules）都包含某个内容，因为这些小品词表示对象关联的方式，以及这些对象在我们的表征中相连贯的方式 。难道我们不能假设这些小品词曾经和其他词一样也是名词？但这些小品词不是要代替对象，而是占据了种种手势（gestes）的位置，人们通过这些手势指示对象（les indiquaient ），或者模拟（simulaient ）对象之间的关联和接续 。这些词，要么是那些逐渐失去其本义（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因为这些词已经与说话者的手势、身体和境况紧密相联了）的词，要么是被混入其他词，它们在其他词里找到了一个稳固的支撑，并给予其他词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系统 。因而，所有的语词，无论它们是什么词，它们都是沉睡着的（endormis ）名词：动词就是给存在这个动词加上（joint… au ）形容词性名词；连词和介词就是从此以后不再变动的表示手势的名词；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只不过是已被吸收的名词（noms absorbés）。现在，诸语词能够打开和释放曾经寄存在它们那里，它们从名词那里盗取的所有东西（vol ）。就像勒贝尔对于分析的基本原则所说的那样，“如果组合的各个部分在被组装之前不是彼此分离的，就没有组合一说 ”，这些分析原则使得所有词能够还原为音节要素，在此，最终重现的是那些已被遗忘的古老名词，——这些独一无二的词过去曾有可能存在于动词存在（être）旁边：例如 ，罗马建造者 （Romulus）一词来自Roma（罗马）和moliri（建造）；Roma（罗马）一词来自Ro和Ma，Ro表示Robur（力量），Ma表示magnus（高大）。以同样的方式，蒂埃波在“abandonner”一词中发现了三个潜在的指称：a“表示某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倾向或目标的观念 ”；ban“给出社会机体的总体观念”，do则表示“人们放弃某个事物的行为 ”。 如果一定要到达音节的形式之下，甚至字母本身，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搜集到基本命名的种种涵义。作为库·德·热布朗最为伟大而又最不持久的荣耀，他不可思议地提出：“唇的接触，是最容易进行的活动，是最为柔软和最为优雅的动作，都用于指示人们最初认识的存在者，那些在其周围并受之以惠的东西”（爸爸、妈妈、亲吻）。相反，“嘴唇是活动的和柔软的，而牙齿却是如此坚硬；从它们那里产生的语音语调是有力的、响亮的和巨大的……正是通过齿音的碰触，我们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我们引起别人的回响，我们感到震惊：正是通过齿音的碰触，我们表达了各种鼓，各种定音鼓，各种喇叭”。被孤立出来的元音字母，现在轮到它们来揭示被用法封闭了千年的名词的秘密：A表示拥有（有），E表示实存，I表示力量，O表示震惊（眼睛因此瞪成圆形），U表示潮湿（humidité），因此也表示情绪（humeur） 。然而也许，在我们历史最为古老的缝隙处（creux），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只是根据两个仍然含混的群组而被区分的，它们形成了连接人类语言的两种独一无二的名词：适于歌唱的元音字母说出了我们的热情，刺耳的辅音字母说出了我们的欲求 。我们还能区分生硬的北方语言——来自饥饿与寒冷的林立的喉音——或法国南方的诸种语言，南方的语言都是元音，产生于清晨相遇的牧羊人（bergers），那时“爱的第一次火花刚刚从纯净清澈的泉水中溢出”。 在语言的整个厚度里，一直到我们在叫喊中第一次捕捉到的（arraché）最为古老的声音，语言都一直保留着其表征性功能；在其时间深处的每一个发音（articulations），都已被命名了。语言本身只不过是种种名称的无边窸簌（bruissement ），这些窸簌之声互相覆盖、收束、隐藏和支撑，为了届时能够分析和组合更为复杂的表征。在各种句子内部，即使在指称似乎用了无指称的音节来作为它无声支撑的地方，也始终有着一个蛰伏的命名，一个在其音壁之间保持圈围表征映像的形式，这个表征不可见但又是不可抹煞的。对于19世纪的语文学，从严格意义来说，这样的分析是不算数的（restées… «lettre morte» ）。但并不是对整个语言经验来说都是如此——首先，圣·马可、雷维罗尼、法布赫·德·奥利维、奥尔热时期，语言是秘传和神秘主义的，然后是随着马拉美、鲁塞尔、勒里斯或蓬热，神秘语词在文学中突飞猛涨。当语词被摧毁以后，我们能找到的既不是声音也不是纯粹的抽象要素，而是其他语词，当轮到这些词被粉碎以后，它们又会释放另外一些语词——这种观念既否定了整个现代语言科学，又否定了神话（在这些神话里，软弱无力地记录了语言最为晦暗又最为真实的力量）。也许是因为语言是抽象的，并且人们能够在其有所意谓的情况下对之下定义，语言才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但是，也正是因为语言从未停止在自身内言说，因为无穷无尽的涵义渗透到语言如此深远、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因此，我们就也能够在文学编织的无尽低语中谈论语言。但在古典时代，这个关系从来就不是一致的；这两种形象完全是相互复归（recouvraient ）的：为了让语言整个包含在命题的一般形式下，每个词，哪怕是其最细小的部分，都必须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命名。 第五节 指称 然而，“普遍化命名”的理论，最后揭露出语言与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异于命题形式的本性。如果在其自身深处，语言的功能是命名，即使之揭示表征，或如同用手指指出表征，那么，语言就是指示，而非判断。语言通过一个标记、一个记号、一个相关的形象、一个意指的手势与事物相关联：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还原为某种预言的（prédiction ）关系。判断的形式优先性使得最初命名和语词起源的规则得到平衡（équilibre ）。这就好像是说，展现在语言所有表达（articulations）中的各个方面，语言存在于其给赋的动词角色，语言起源于其最初的指称角色。最初的指称使得用符号代替被指示的事物成为可能，给赋使得将一个单一内容连接在另一个上面成为可能。因此，我们也会发现，在关联和代替这两种功能的对立之中，同时也是在它们的相互从属之中，这两种功能已经被给予了一般符号，这种符号具有分析表征的能力。 要使得语言起源重见天日，也就是要重新找回语言尚是纯粹指称的原始时刻。而在那里，我们既要解释语言的任意性（因为进行指称的东西也可能与被指示的东西不同，就像一个手势不同于其所指向的对象），又要解释语言与其所命名事物的深刻关系（因为这样的音节或这样的词总是被选作指称这样的事物）。对行为语言（langage d'action ）的分析将回答第一个问题，对词根的研究将回答第二个问题。但这二者并不像在《克拉底鲁》中对于“本性”和“律法”的解释那样相互对立；相反，这二者绝对是彼此不可或缺，因为对语言行为的分析将发现符号对被指称物的替代，对词根的研究将证实符号进行指称的持久力量。 行为语言（le langage d'action ），就是身体在说话；然而，这种语言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给出了的。大自然仅仅允许人类在其所在的多种多样境况中做出各种姿势；人的脸孔被激起（agité）各种运动，粘附着口齿不清的各种叫喊，也就是说这些叫喊“既不是因为舌头也不是因为嘴唇而被激起（frappés） ”。所有这些都还既不是语言也甚至不是符号，而是我们动物本能的效应和惯性。然而，这些被激起的表白适于成为普遍性，因为这种表白的确认只依赖于我们的器官。人们在自身和其同伴那里辨认这些表白的可能性就在于此。人们因此可以将在别人那里听到的叫喊，将他们在别人脸上看到的怪相，与他们自己那些重复多遍的叫喊和面部活动的相同表征联系起来。他们可以将这些摹拟动作当作别人想法的标记和替代。如同一个符号。理解开始了。他们也可以反过来使用这些已变成符号的摹拟动作，以此在其伙伴那里激起他们自己所体验到的印象（l'idée），各种感觉、各种需求、各种痛苦，所有这些将日常生活与这样那样的姿势和声音结合起来的东西：故意对着别人或朝着某个对象叫喊，纯粹的感叹词 。随着这种对符号的审慎使用（已成为表达法），某种像是语言的东西正在产生。 通过孔迪亚克和德斯杜所共有的这些分析，我们看到，行为语言通过一种发生学，将语言和自然紧密相连。但更多的是为了将语言与自然相分离，而不是为了让语言扎根于自然；是为了标记出语言与叫喊不可抹杀的差异，奠定语言的构造技巧。如此，（语言）行为仅只是身体的延伸，行为本身没有任何说话的能力：行为不是语言。行为在变成语言，但是以定义和复杂的操作告终：标记各种关系的某个相似（别人的叫喊与他们所体验到的东西（未知）的关系，我的叫喊与我的欲望和恐惧的关系）；倒置时间，并在符号指称的表征出现以前，凭意愿使用符号（在感受到强烈到使我叫喊的饥饿之前，我就可以发出与饥饿相关的叫喊）；最后，有意图地使别人认为，某种相关于叫喊和姿势的表征出现了（然而用这个私人化的发出叫喊的表征，我并不会产生也不想产生饥饿的感觉，而只是使得这个符号与我自身食欲之关系的那个表征出现）。语言只有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语言并不取决于理解和表达的自然活动，而是取决于诸符号和诸表征可逆转和可分解的关系。在表征自我显露的时候并不存在语言，而在表征从自身中分离出符号，并通过这个符号表现自己的时候，才存在语言。因此，并不是因为人作为说话的主体，也不是因为人处于一个已经造就的语言内部，人才在其周围发现了所有符号，所有将成为等待破解、等待翻新为能够听得见的那些缄默话语；而是因为表征给出了这些符号，因为诸语词能够开始出现，并随之出现一整个语言，这个语言只不过是那些在有声符号之后所进行的安排。除了“行为语言”这个名称还将语言和行为连在一起，“行为语言”已经使得那个将语言和行为分离开来的符号之不可还原的网络涌现出来了。 并且借此，行为语言以自然的方式建立了它的人为技巧（artifice）。这是因为构成行为语言的诸要素（声音，姿势，怪相）是由自然相继提供的，且与此同时，这些要素中的大部分与其所指称的东西没有丝毫相同的内容，而只不过与它们有一些同时和相继的关系。叫喊与害怕没有相似之处，伸出手来也并不与饥饿感相像。一旦自然将诸符号整个建立起来，这些符号就已设计妥当（concertés），不再充满“新奇和任意 ”；但这些符号并不能显示出其所指称的自然，因为这些符号完全不是自然的图象（image）。且从此，人们可以建立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现在，人们拥有大量标记事物的符号，它们是通过分解和组合初始符号而确立的新符号。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中，卢梭强调，任何语言都不取决于人与人的合意，因为这种合意就已经假设了某种业已建立、公认和实施的语言；因此必须把语言想象成为被人接受的，而不是由人创立的。实际上，行为语言却证实了这个必要性，并使这个假设成为无效假设。人们从自然那里得到作为符号的东西，这些符号首先帮助人们相互明白彼此的意思，以此来选择什么将保留下来，什么涵义将确认下来，以及这些符号的用法规则；然后，这些符号帮助人们按照初始符号的模式构成新的符号。第一种合意形式就在于选择那些有声符号（那些在远处易于辨认的，并只能在夜间使用的），第二种合意形式在于组合种种接近于那些表达了相邻表征的声音，用来指称那些尚未留下标记的表征。确切地说，语言正是以此方式由一连串的类比（analogies）建构起来的，这些类比从侧面延续行为语言，或至少是行为语言的有声部分：语言与这些有声部分相似，且“正是这些相似性为理解提供了便捷。我们将之命名为类比……你们可以看到，给我们制定法则的类比不允许我们随便或任意选择符号 ”。 从行为语言出发的语言发生学，完全避免了在自然摹拟和专断协定之间进行二选一。在存在自然的地方——在那些经由我们的身体自发诞生的符号中，毫无相似性；在使用了相似性的地方，就是在人们之间一下子建立了意愿的一致。自然并置着种种差异，用强力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反思发掘了种种相似性，对它们进行分解和拓展。一开始，是允许人为技巧的（artifice），但是以等同的方式强加于所有人身上；后来则排除了任意性，但却敞开了分析的种种途径，这些途径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且在所有大众中间可重叠的。自然的法则，就是词与物的差异——是语言与在其下被其指称的事物之间纵向的分有（partage）；协定的规则，则是语词间的相似性，是巨大的横向网络，这个网络一个一个地构造了语词，并将语词无限繁衍。 因此，我们明白词根理论为何与行为语言的分析并行不悖，而是完完全全身处其中的。词根，在大量语言中，或许是在所有语言中，都是基本语词；像不由自主的叫喊这样的自然规定了这些语词，人们又通过行为语言自发地使用它们。正是在这里，为了在其约定俗成的语言中描画（figurer）出这些词，人们到行为语言这里寻找这些基本语词。如果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在行为语言的素材中选择这些基本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都在此发现了（但是以一种辅助性的和反思性的方式）这些声音所指称对象的相似性，或者是将这些声音用于相似对象的可能性。词根与其所命名事物的相似，只有通过一种统一所有人并将他们的行为语言规整为一种语言的协定，才具有语词符号的价值。这也是因为，在表征内部，诸符号重返（rejoignent）其所指称的自然本身，并以相同的方式，基本字词的宝库就成为所有语言的必备之物（s'impose）。 词根可以以多种方式构成。当然，可以通过象声的方式，象声不是一种自发的表达（expression），而是用相似的符号有意识地接合（articulation）：“用自己的声音发出其所要命名的事物发出的声音 ”。也可以运用通感 ：“对红色的视觉印象，是强烈、迅疾和刺眼的，这种印象很容易用声音R 表达，这个声音可以在听觉上产生相似的印象 ”。也可以通过将想要指称事物的相似运动施加给发声器官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当处于某种状态时，器官自然的形式和运动发出的声音就成为该状态的名称”：喉咙的刮擦指称物体之间对抗的摩擦，喉咙内部产生凹陷来指示一个凹曲的平面 。最后，还可以用器官自然产生的声音来指称这个器官：对ghen的发音就命名了发出这个音的喉咙，人们用齿音（d和t）来指称牙齿 。用这些对相似性约定俗成的发音，每一种语言都能给出它们自己初始词根的游戏规则（jeu）。这是一种受限的游戏，因为这些词根几乎都是单音节的，且数量极少——根据贝尔吉埃 的估算，希伯来语的词根是200个；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词根（由于这些词根建立的相似性关系）在大部分语言中是共有的，这种限制会更大：德·布豪斯认为，对于欧洲和东方的所有方言来说，相同的词根还写不满“一页信纸”。但正是从这些相同词根出发，每种语言才形成了它们自己的独特性：“它们的发展不可思议。这样一颗榆树种子长出了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的每个根茎又发出新芽，最后长成一片真正的森林 ”。 现在，语言可以在其系谱学中展开。德·布豪斯在一个他称其为“一般考古学 ”的连续演变空间中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个系谱学。在这个空间的上部，描述的是诸词根——欧洲和东方语言所使用的为数不多的词根；在每个词根之下，放置了从中派生出来的较为复杂的语词，但又必须小心谨慎地首先放置那些最为接近的派生语词，并且以相当紧凑的秩序紧跟其后，使得接续语词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得小。这样，人们建构了完美和详尽的种种序列，这些链条完全是连续的，如果说在这里存在着某些断裂的话，这些断裂也是会出人意料地（incidemment）表明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某个词、某个方言或某个语言的位置 。一旦这个巨大的、毫无缝脚的 层面（nappe）形成，我们就拥有一个二维空间，我们就可以以坐标点或有序方式进行观察：纵向上，我们有每个词根完整的演变关系，横向上，就是诸多为某种给定语言所使用的语词；离初始词根越远，被一整个横向线条上的诸语言定义的语词就越复杂，并且可能也是更为近期的语词，但与此同时，对于分析表症，这些语词也更为有效和精致。这样，历史空间和思想网格就完全被叠合在一起了。 对诸词根的这一研究，很像是向历史的回归，向古典主义片刻之前悬搁的母语理论的回归。事实上，对诸词根的分析并不能把语言重新放回作为其诞生和转化环境的历史之中。更确切地说，这种分析通过接续的步骤，按照表征和语词同时发生的秩序，来划分历史的行程。在古典时代，语言并不是某个历史的碎片，这种历史使得由思想或反思定义的某个模式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成为可能；语言是一个分析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上，人类的时间和知识展开自己的行程。而且，通过词根理论，语言没有成为——或重新成为——历史存在，这一点，我们在18世纪研究语源学的方式中，很容易找到证据。人们并不把词的素材转化作为研究的指导线索，而是按照指称的恒常性来指导研究。 这种研究有两个角度：对词根的定义，对词尾和前缀的分离。定义词根，就是建立一个语源学。这是一门有其体系化规则的艺术 ；需要分析所有能够置于一个词上的组合和词形变化痕迹；直到其单音节要素；然后穿越从前的种种“习俗和词汇汇编”，在该语言的所有过往之中追踪这个要素；追溯到其他更为原始的语言。且在这整个一系列过程中，必须适当地接受这些单音节词的自我转化：在某个词根的历史中，所有的元音都可以相互替代，因为种种元音，它们就是声音本身，而声音则是连续的，无断裂的；相反，各种辅音会根据种种特有的途径发生变化：构成辅音家族中同音异义的喉音、舌音、腭音、齿音、唇音、鼻音，它们根据偏好而不是必然性，在辅音家族内部造成发音的改变 。唯一确定词根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可抹去、始终如一的东西，就是涵义的统一体：就是那个一直不明确的表征性滩域。这正所谓“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圈围住这诸种归纳，所有从完全相似到轻微相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它们的基础”：语词的涵义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最为可靠的光明 ”。 第六节 派生 语词，基本实质就是名词和指称，并且对语词的接合就像对表征本身的分析一样，诸语词能够不可阻挡地远离其最初的指称，获得一个相近的或更宽泛的或更狭窄的涵义，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语词何以能不仅仅改变其形式还改变其外延（extension）？语词获得各种新的声音（sonorités），也获得各种新的内容，以至于一开始拥有诸多大致相同词根的各种语言不仅形成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构造出诸多其涵义无法找回的语词，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语词形式的改变没有规则，差不多是不确定的，并且从未稳定过。改变的所有原因都是外在的：发音的便利，风尚，习惯，气候——寒冷的气候有利于“唇音的吹鸣”，温暖的气候有利于“喉音的呼送 ”。相反，涵义的改变遵循我们能够确定的那些规则，这是因为这些改变是如此有限，才会允许有一个语源学科学，这门科学即使不是完全确凿的，那也至少是“大有可能的 ”。这些策动诸语言内部历史的规则全都是空间性的秩序。有些规则涉及可见的相似性或者事物之间的邻近，另外一些规则涉及语言沉积的场所以及语言据以自我保存的形式。这就是象征的规则和文字的规则。 我们知道两大类文字（écriture ）：一类是描画语词的涵义，一类是分析和重构语词的声音。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分割，要么是我们承认，在某些人那里，在第二种文字名副其实的“天才举动 ”之后，它已经接替了第一种书写 ；要么是我们承认，无论是这两种文字彼此不同也好，还是看起来它们二者是同时进行的也好，第一种文字出现在有绘画天才的人们那里，第二种文字出现在有歌唱天才的人们那里 。用图解方式表现语词的涵义，这源于对其所指称事物进行精确的绘画：说实话，这几乎不是一种文字，至多是一种绘画性的复制，借此，人们只能记录那些最为具体的叙事。根据沃伯顿的论述，墨西哥人几乎只有这种文字方式 。真正的文字始于人们不再表现事物本身，而是表现构成事物的某个要素，或者是表现显明事物的某个常见状况，又或者是表现与某个事物相似的其他事物。这里有三种技术：古埃及人的奇古（curiologique ）文字，这是一种最为粗陋的文字，这种文字使用“某个主题的主要情境来代替整个情境”（一张弓表示一次战斗，一个梯子表示围攻城邦）；然后是“热带地区”有些许改善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使用显著的情状（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知晓一切，并能监视人类：人们就用一只眼睛来表示上帝）；最后是象征性（symbolique）文字，这种文字利用或多或少隐蔽的相似性（用鳄鱼头的形象表示升起的太阳，鳄鱼的圆眼睛正好与水平面相齐）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修辞学的三大修辞格：提喻、换喻和误喻（catachrèse ）。正是跟随着这些修辞法设定的气质，这些复制了象征性文字的语言才得以演变。这些语言逐步充斥着诗意的力量，最初的命名成为纵向隐喻的出发点：这里的命名渐渐被复杂化，且很快就远离其起源点，其起源点变得难以辨认。由此，就产生了某种迷信，即人们相信太阳就是鳄鱼，上帝就是监视世界的眼睛；同样，由此也产生了祭司们的秘传知识，这些祭司们一代一代地传播着这些隐喻；由此，也产生了话语的寓意（在最古老的文学中是如此常见），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即知识就在于知晓那些相似性。 但具有形象化文字的语言历史很快就中断了。这是因为几乎已经不再可能在这种语言中取得进展。符号的自我繁殖不是伴随着对表征的审慎分析，而是伴随着更为遥远的类比：因而，更受亲睐的是想象，而不是反射；是盲从，而不是科学。此外，认知使得两种学习（apprentissages）必不可少：首先是学习语词（就像对所有语言那样），然后是学习与此发音无关的首字母缩合词（sigles ）；人的一生对于这一双重教育来说不算太长；如果人们另外还有做一些探索的闲暇，他们也没有用来传播这些探索的符号。相反，因为一个传递下来的符号并未保持与自己所象征的语词的内在关系，这个符号就始终是可疑的：一代一代地，人们就永远也不能确信，同样的声音停留在同样的形象上。因而，创新是不可能的，而传统也是名誉不保的。因而，诸学者唯一关切的就是对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知识（lumières）和对保存这种遗产的体制保留一种“迷信式的崇敬”：“他们感到，语言承载的（en apporte ）所有风尚的变化以及语言本身的所有变化，都挫伤（confond ）和毁灭着它们自身的科学 ”。当某个民族（peuple ）只拥有形象化的文字，这个民族的政治就会拒斥历史，或至少是拒斥所有不纯粹的、不能简单保存的历史 。根据沃尔内的研究，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差别正是在于语言空间的关系（ce rapport de l'espace au langage ）之中。似乎是语言的空间布局规定了时间的法则，似乎东西方的语言并不是穿越历史来到人们中间，而正相反，这些语言只有穿越它们的符号系统才能进入历史。正是在表征、语词和空间的（轮到表示表征空间的语词再出现在时间之中）纽结中，各个民族的命运悄无声息地形成了。 实际上，由于拼音文字，人类历史整个改变了。人们在空间中记录的不是他们的观念而是声音，并且人们从这些声音中抽取种种共有元素，以此来形成少量独特的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可以形成所有可能的音节和语词。而象征性文字（symbolique），因要求空间化表征本身，从而遵循相似性的含混法则，并使得语言滑出自反性思想（la pensée réfléchie ）形式之外，拼音文字则放弃描画表征，把对理性本身有效的种种规则搬进对声音的分析之中。因而，诸字母表现各种观念是徒劳的，这些字母彼此之间可以像观念那样组合，而诸观念也可以像拼音字母那样组建和分离 。表征和书写（graphisme）之间精确相似（parallélisme）的断裂，使得分析的一般领域可以容纳语言的总体性，甚至是书写语言的总体性，并使得它们彼此能够支持文字和思想的发展 。相同的拼音符号能够把所有词都分解组合成新词，只要有新的发现，这些拼音符号都可以对之进行转达，不必担心有任何疏漏；人们可以用相同的字母来翻译不同的语言，由此使得一个民族的观念能够传入另一个民族之中 。因为这些字母要素的数量极少，学习字母表就变得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够把时间用在反思和分析观念上，而其他民族的人则把时间浪费在学习字母上。因而，正是在语言内部，完完全全是在这语词的褶皱中，分析和空间交结的地方，诞生了进步之最初而又无限的可能。就其根源来说，进步如其在18世纪被定义的那样，不是历史内部的一个运动，而是空间和语言之间某个基本关系的结果：“语言和文字的随意性符号，给予人们稳固地保有其观念的方式，给予人们与他人交流观念的方式，如同继承每个世纪的新发现，遗产就总是在增加；在哲学家的眼里，人这个种类从其起源来看，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本身就像每个个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童年和各个发展阶段 。”语言给予时间之永恒断裂以空间的连续性，这是以语言分析、接合和切割表征的方式进行的，以此，语言拥有穿越时间联结对事物之认知的力量。由于语言，空间混沌一团的单调性被打碎，与此同时，多样性被统一成序列。 然而，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尽管文字确实是支撑着逐渐精细之分析，总是保持头脑清醒地捍卫着这些分析，但是文字不是这些分析的规则，也不是这些分析的最初运动。这个最初的运动，是注意、符号和语词都具有的某种滑移 。在一个表征活动之中，精神专心致志，将一个语词符号赋予该表征的某个要素，赋予与该表征相伴随的某个境况，赋予另外某个不在场的，与该表征相似，并因此相似性而重新出现在记忆中的事物 。因此，语言确实是在自我发展，并从其最初的种种指称开始，逐渐发生偏移。起初，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名称——专有的或独特的名称。然后，这个名称附着于这个事物的某个单一的要素，并应用于所有其他同样拥有该要素的个体上：被人们命名为树的，不再是某个橡树，而是所有至少含有树干和树枝的东西。这个名称也会被赋予给某个引人注目的境况：夜晚不是指一天的结尾，而是指将所有日落和晨曦分隔开来的那个昏暗阶段。这个名称最后也可以被赋予种种相似性：我们把所有如同树叶一样细薄、光滑的东西都称作叶 。发达的分析以及语言更为成熟的接合，允许一个单一的名称给予诸多事物，这些分析和接合随后变成修辞学所熟悉的诸基本修辞格的线索：提喻、借喻和误喻（或者是某种相似性不太容易立即察觉的隐喻）。这些修辞格，它们并不是为了追求高雅风格；相反，这些修辞格暴露出一旦语言自发产生，它就固有一种多变性：“菜市场一个市场日里产生的修辞格比学术会议花好几天产生的修辞格还要多 ”。很可能，这一多变性在语言之处要比在现在还要多很多：在我们的时代，分析如此精细，网格如此紧凑，一致性和从属性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了，语词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改变它们的位置了。但在人类创始阶段，语词稀少，种种表征还是混沌一团、缺乏分析，人们凭喜好修改这些表征，或将它们缔结在一起，语词有着巨大的迁移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词在成为专有名称之前就已经修辞化了（figurés）：这也就是说，在诸语词还不具有独特名称的地位之时，这些语词就已经借由自发的修辞能力在诸表征上广泛流传了。就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人们可能在对人类做出指称之前，就已经开始谈论巨人了 。人们首先是用船帆指称船，而灵魂，“普赛克 ”，则一开始就获得了蝴蝶的象征 。 因而，在言说语言的深处，就像在书写文字深处一样，我们所发现的，是语词的修辞空间：安置符号的自由是根据对表征的分析，用某个内在的要素、临近点和相似形象。如果诸语言有着我们所观察到的多样性，如果从初始指称开始，由于人类本性的普遍性，这些初始指称可能是共有的，它们不断根据不同的形式铺展开来，如果这些初始表征各自有着各自的历史、模式、习惯、疏漏，这是因为，诸语词不是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是存在于一个它们能够找到其起源地的空间之中，在这个空间中，这些语词能够凭靠自己进行迁移、翻转，慢慢展现出一个完全曲折的弧线：一个拓扑空间。这样，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曾经作为对语言进行反思的出发点之上。在所有各种各样的符号之中，语言有着接续的特性：这不是因为语言本身归属于某个编年史，而是因为语言在其接续的声音中排列着（étalait）表征的同时性。但是这种接续是分析的，且让并不连续的要素显得是一个接着一个，展示精神所观察到的、表征给予的空间。因而，语言就是把种种散落的被表征物按照一个线性秩序进行排列。命题所能展现的和能使人理解的形象（figure），只能是修辞能够转化的、可视的形象。如果没有这一拓扑学空间，语言就不能形成所有这些通名，正是这些通名使得建立给赋关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一对诸语词的分析，诸形象将停留在静寂和瞬间之中，它们将在顷刻的电光火石之中被感知，即刻坠入无时间的黑夜。 从命题理论到派生理论，所有对语言的古典反思——所有被称作“普通语法”的东西，只不过是对“语言分析”这个简单句子的浓缩评论。直到17世纪，西方的整个语言经验都一直相信是语言在说话，然而在这里，这一经验站不住脚了（basculé）。 第七节 语言四边形 几个作为结束的评论。命题理论、接合理论、指称理论和派生理论，这四个理论就像四边形的四个环节。它们两两对立、两两支撑。接合理论，给予命题尚且空置的、语词性的纯粹形式以内容；接合填充这个纯粹形式，但又与之相对立，就像区分事物的命名与联结事物的给赋（attribution）相对立一样。指称理论显示出接合理论勾划出的所有名词形式的连接点；但指称与接合相对立，就像瞬间的、手势性的、纵向的指称与对一般性的划分相对立一样。派生理论指出从语词起源开始，语词所经历的连续不断运动，但这种在表征表面上的滑移对立于连结词根与表征的唯一和稳固的关联。最后，派生理论又回到命题理论，因为如果没有命题理论，指称就会继续自我折叠，无法获得使得给赋关系成为可能的这个一般性；然而，派生是依据空间性的形象进行，而命题则是依据一个接续性的秩序展开。 还需注意，在这个四边形相对的顶点间，还存在着对角线的关系。首先是接合与派生之间的对角线：如果在这里有一个可被听懂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语词相互并置，或相互嵌套，或相互排列，这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从其初始涵义，及奠定这些语词的简单指称活动开始，这些语词就从未停止过派生，获得变化多端的扩展；在此，有一个穿越整个语言四边形的轴线，正是沿着这个轴线，语言的状态得以稳固：语言的种种接合能力是由派生点规定的，在这个派生点上，接合才得以传播；在这里，语言的历史境况以及语言的区辩能力同时得到限定。另一个对角线是从命题到起源，也就是从包含整个判断行为的断言到通过整个命名行为而指明的指称；沿着这个轴线，语词与其所表现物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里看起来好像所有的语词只言说表征的存在，但其实这些语词总是命名那些被表现了的事物。第一条对角线标记着语言在其规定（spécification）能力上的进展，第二条对角线标记着语言和表征的无限缠绕——即使得语词符号总是表现某个表征的双重性。在第二条对角线上，语词的作用就像代用品（因其表现能力）；在第一条对角线上，语词的作用就像基本要素（因其组合和分解能力）。 在这两条对角线的交点上，在这个四边形的中心，在表征的双重性显露为分析的地方，在代替品有着分散能力的地方，因而在居留着对表征进行一般分类的可能性和规则的地方，都存在着名称（nom）。命名，就是同时既给予语词性表征以表征，又将这个语词性表征置于一个普遍性图表中。整个古典语言理论都在这个特有的和核心的存在周围组织起来。语言的所有功能都在此相交，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存在，诸表征才能够出现（figurer）在命题之中。因而也正是通过这个存在，话语才根据认识而被说出。显然，只有判断才有真假。但如果所有名称都是真实的，如果所有名称所依赖的分析都深思熟虑过，如果语言是“正确构造的”，那说出正确的判断就不会有任何困难，而在产生错误的情况下，错误也能毫不费力地暴露出来，错误就会像在代数计算中那样显而易见。但不完美的分析，所有派生的滑移，都已经强加给种种分析、种种抽象、种种非法组合中的诸名称。如果语词不是作为对表征的表征，这些名称就不会麻烦重重（就像神话中的怪兽给出的名称）：因而，如果我们不能确认一个语词所表现的东西，无论这个语词多么抽象、一般和空洞，我们都不能思考这个语词。这就是为什么，在语言四边形的中心，名称既显现为语言所有结构的汇聚点（名称是语言最为内在、最受庇护的形象，名称是语言的所有习惯、规则和历史最为纯粹的内在结果），又显现为整个语言进入与真理之关系的出发点，语言将在这个关系中被判定。 这里，语言的整个古典经验编织在一起：语法分析的可逆转特征，它同时被科学与规定把持着，它研究语词，研究在语词的表征性功能中建构、使用、改造语词的规则；作为哲学基础的唯名论，这一唯名论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到观念论，这一唯名论与对语言的分析是分不开的，与我们在马勒伯朗士、贝克莱、孔迪亚克、休谟那里看到的，对种种一般语词的整个怀疑是分不开的；对于一个完全透明语言的伟大乌托邦，在那里，或者借助一个彻底抽象但又完全反思的体系（人工语言），或者借助完全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翻译思想就像面部表情表达感情（卢梭在其《对话录》中第一个梦想的，就是这种由当下符号构造的语言），诸事物本身将毫无干扰地被命名。我们可以说，是名称（Nom）构成了整个古典话语；说话或写作，这并不是在谈论事物或自我表达，这也不是在玩弄语言，而是逐步走向至高无上的命名活动，前进，穿越语言，直到词与物按照它们的共同本质编织在一起的地方，直到那个能够给予它们一个名称的地方。然而，这个名称一旦被陈述出来，整个引向这个名称的语言，或者是我们为了到达这个名称而穿越的整个语言，就都被它吸收，从而消失了。这就使得在其本质深处，古典话语总是以这一界限为目的，但如果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古典话语又必须将这一界限向后推移。古典话语在名称不断维持着的悬搁中前进着。这就是为什么，古典话语本身的可能性与修辞相关联，也就是说，在名称周围的整个空间中，事件（fait）在名称所表示的事物周围摇摆，使得名称所命名事物的种种要素、其邻近事物、其相似物显现出来。贯穿话语的诸形象保证了名称推迟了的到来，而这名称在最后一刻到来，将这些形象填没并取消。名称，就是话语的终结。可能整个古典时期的写作都居留在这一空间，在这一抵达名称的、始终令人生畏的运动之中，因为名称以使其枯竭的方式，扼杀说话的可能性。正是这一运动，它承载了从《克莱芙公主》 如此克制的告白，一直到《朱丽叶》即刻的暴力之间的语言经验。这里，命名最终在其最为简单的无修饰性中被给定了，而种种修辞性的形象，它们直到那时还悬而未决，它们左右摇摆（basculent）并成为欲望无法限定的形象，而不断被重复的种种名称为了阅历（parcourir）这些形象已经殚精竭虑了，却还从未能到达这些形象的边界。 整个古典写作都存在于从名称的形象（figure）到名称本身这一运动之中，其任务从用新的象征（figures）（即矫揉造作）再次命名相同的事物，过渡到要用最终恰当的语词来命名那些要么是从未被命名过，要么是仍然沉睡在遥远语词的褶皱里的事物：那些灵魂的秘密，那些在诸事物和诸身体界限处诞生的印象，《第五漫步》 中的语言即是为了使这些印象成为自然而然澄澈的印象。浪漫主义会相信，他们已经与先前的时代断绝了关系，因为他们学会用事物的名称来命名事物。说实在的，整个古典主义都以此为目的：雨果实现了瓦杜赫（Voiture ）的承诺。但也正是因此，名称不再是对语言的回报，名称成为语言的神秘素材。名称既作为语言的执行者（accomplissement）又作为语言的实质（substance）、既作为语言的希望（promesse）又作为语言的原材料，这一独一无二的时刻（难以容忍又漫长地埋藏在秘密之中），由于萨德，出现在欲望穿越名称整个区域的时刻，在这里，名称是连结幻觉（apparition）、满足和无限重复的纽带。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事实：萨德的著作在我们的文化中扮演着一个不停地进行原始低语的角色。随着名称这一最终突显自己的强力（violence），语言在名称对事物的粗暴行径之中浮现；其他“词类”依次获得了它们自己的自主权，它们逃脱了名称的统治，不再在名词周围形成一个修饰性的附属圈。因为不再有什么独特的美能够使得语言停留在名词周围及其边缘，它们不再使语言表现出名称所不能说出的东西，所以就只有非推论性（non discursif）的话语，这些话语的作用就是表明语言的原始存在。语言的这一固有存在，就是19世纪所说的言辞（Verbe ）（与古典的“动词（verbe）”相对立，这个动词的功能就是秘密而又持续地将语言固着在表征的存在之上）。掌握这一存在并为自身之故使这一存在获得自由的话语，就是文学。 在名称的这一古典优先性周围，诸理论环节（命题、接合、指称、派生）限定了当时语言经验的边界。对这些环节所进行的一步步的分析中，并不涉及构造一个从17世纪到18世纪语法概念的历史，也并不涉及针对人们曾经是如何思考语言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轮廓。这种分析关涉确定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对象的条件，以及这一认识型领域是在哪些的限制下展开的。不是要计算诸意见的共同之处，而是要确定之所以对语言有这样那样的种种观念，其可能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四边形描画的是一个外围状况，而不是内部形象，并且，这个四边形要显示的是语言与其外部的且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已经看到，语言只有依靠命题的效力才能存在：如果没有动词存在及其获准的接合的出现（至少是隐含地出现），我们就不是在和语言打交道，而是和与其他符号一样的种种符号打交道。命题性形式作为语言的条件，确定了同一或差异的关系：人们只能在这个关系可能存在的地方说话。但是其他三个理论环节构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约束条件：为了从语言起源出发能够有派生，为了词根与其指称之间之前就有某种原始的从属关系，为了诸表征最终能有一个表达清晰的轮廓，必须从最当下的经验开始，就有与诸事物相似的喃喃低语，有可以进入游戏的种种相似性。如果所有事物都是完全迥异的，思想就会义无反顾地献身于（vouée）单一性之中，就像孔迪亚克的雕像在开始记忆和比较之前，它就献身于绝对的分散和单一的绝对上。记忆和想象就都不可能了，最后就是反思也不可能了。并且，事物之间的比较、身份特点的确定，以及共有名称的建立就都不可能了。也就不会有语言了。如果语言存在，那么就只有在这些同一性与差异性之下，存在着连续性、相似性、重复性和自然交错性的基础。从17世纪初开始被拒斥的相似性，始终建构着语言的外部边缘：那个包围在我们所能分析、纳入秩序并认知之事物的区域周围的圈环。这是被话语驱散了的喃喃低语，但是少了它，话语也将不能说话。 现在我们能够知道，在古典经验中，语言稳固而又紧凑的统一体是什么。正是这个统一体，通过清晰表达的指称游戏，使得相似性得以进入命题关系之中。这也就是说，尽管是在一个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还是由存在这个动词建构起来的，并由种种名称构成的网络所表明。古典“话语”的基本任务，就是赋予种种事物一个名称，并用这个名称来命名这些事物的存在。在两个世纪期间，西方话语都是本体论（l'ontologie）的场所。当西方话语以一般性的方式命名了整个表征的存在，这个话语就成了哲学：关于认识的理论和对诸观念的分析。当西方话语给每一个被表征的事物都赋予一个适当的名称，并且当西方话语在表征的整个领域部署了一个精心制造的语言网络，这个话语就成了科学——术语表和分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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