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向上推十几代都是湖南岳阳人。再推远一点就是从江西过来的袁姓人家。岳阳古称巴陵，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父亲五十年代去武汉念大学便留下了。别离了“岳阳楼”，又临近了“黄鹤楼”。远祖恰来自赣，似乎跟“滕王阁”又扯上一点关系。江南三大名楼的灵气，父辈祖先们都沾了光。 五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按东南西北中几个地理方位，将国家行政管理划分为几个大局，一个局管若干个省。中南局所在地在九省通衢的省会武汉，中南局涵盖粤、桂、湘、鄂、豫五省，高等学府也集中在江城。据说当时由岳阳去武汉，比去长沙还方便。湖南人去湖北念书的习惯延续了好几十年，如今身边的年轻人，很多都是毕业于武汉高等学府的湘籍学子。从地图上来看，洞庭湖以北即湖北，洞庭湖以南即湖南。春秋战国，两湖都属于楚国，现在湖北人爱称之自己为荆楚，湖南人则称之为湘楚。同为楚国人，两湖的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当今，湖北在高等学府方面有些优势，但在饮食文化、大众传媒文化，湖南又明显占了上峰。不仅如此，细心的人还是会发现两湖的人文风土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 我出生在武汉协和医院，据我所知北京和福州也有协和医院。文革时期武汉协和医院更名为友好医院。协和医院是清朝时期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鉴证。武汉协和医院溯源于1866年英国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建立的“仁济医院”。1928年，英国教伦敦会与教循道会合作，仁济医院正式扩大发展为“汉口协和医院”，并迁至汉口中山公园附近。我家就在毗邻公园不远的一条著名百年商业老街----江汉路。 2 中国古时称之四大名镇，一般指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这四个城镇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分别代表了地域的特色和一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具有鲜明的特色。提到汉口，不能不说江汉路了。江汉路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闹市街道，地位如同北京长安街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以及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江汉路自沿江大道至花楼街段，曾是清末英租界的“洋街”，在近代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于1890年绘制的《武汉城镇合图》上就有规划出这条道。清末，随着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此段兴建了不少银行大楼，主权为英租界侵占并改名为太平街。今日世界，凡是银行大楼集中的地段称之为金融中心区或是称之金融一条街，是城市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我们所熟悉的纽约华尔街和香港中环就是最好的例证。 清末民初的汉口有个称之“地皮大王”刘歆生的风云人物。刘歆生（1857—1941年），字仁祥，老汉口称他为刘祥、刘善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据说他曾跟黎元洪开玩笑说，“都督您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在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面前口气如此大的人，只能数清末民初汉口的地产大王刘歆生了。1906年起，他用自己创办的填土公司填平江汉关与英租界紧邻地段，与租界合筑“歆生路”，在与花楼街毗邻的路段修建了两层楼房的生成里，接着向歆生路北段延伸，又修筑了歆生一、二、三、四路和民意路等。在歆生二路(今江汉二路)对面往东，修建了华商街，并在此街周围，提供大量地皮给汉口工商界人士，修筑起10多条街道，一个汉口新区赫然呈现。辛亥革命后，华人资本家迅速兴起，不到10年时间，江汉路一带变为汉口繁华的商业街。民国初年的《汉口竹枝词· 歆生路》中描绘当年江汉路的繁华景象： 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 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上世纪初至中叶，兵荒马乱的。共和国成立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百年时过境迁，又有几个人记得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刘歆生呢？验证了中国传统说法，富不过三代。财主老爷的名字最容易被世人遗忘。细心去研究，发现历朝历代能名流千史的名妓多过名商。名妓的那些风流韵事，永远是成年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有钱人百年之后，立马啥也不是了，俗话说无奸不商，损人利己的事还是少说为妙，掩丑杨善也是我们的传统嘛。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作品，那才是千古不朽啊！优秀的建筑只要屹立不倒，就会以凝固的音乐形式，无声地向路人倾诉她与多少主人家的悲欢离合情。钱财乃过眼烟云，能留下来的只有文化了。当然，有谁会跟钱财过不去呢？多说了两句，平衡一下弃商从文的心里，偷着乐一会儿。 3 历史上，江汉路实际上是华人与洋人的分界线。江汉路西面的花楼街、黄陂街以及毗邻的大兴路一带是民族工商业者开设的店铺、作坊、前店后厂型的食品店。听老人家讲，我所居住的中心百货商店的北翼一楼，二战前是一间苏州饼干店。江汉路的南边临街的基本上是西方列强和官僚、民族资本家开设的银行、公司和商店。加上江汉关轮渡码头迎送客源，营造了江汉路的商业氛围。五十年代至今，江汉路东西两边属于不同的两个区管辖，我住的西边是江汉区，街对面是江岸区。国外很多城市都将这种街道称之界限街。我在香港和温哥华居住过，每当经过当地的界限街，就会触景生情想起故里江汉路来。 从小居于闹市，对于窗外传来的车水马龙及吆喝声早已习以为常，而且颇有亲切感。这个习惯导致至今还经常开着电视电灯睡觉。有时听到朋友们谈起老家的山水啊、田园啊是如何清秀、如何恬静，旁听者的我始终无法被其吸引。属于完全都市人的我，越是热闹繁华，越是有安全感。在闹市中做到静心，别有一番风味。 1927年，民国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太平街和歆生路改名为江汉路。现今在江汉路遗留下十三幢二十世纪初的优秀历史建筑，就是江汉路繁华商市的历史见证。江汉路不愧是一条带状的露天建筑博物馆。小时候经常徘徊在一字排开的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风格的街道，饱飨着西方的建筑美学带来的线条与质感的视觉冲击，在欣叹于这些被凝固的音乐之时，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崇洋媚外”的种子。七十年代前后祖国建筑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由“干打垒”演变出来的“板楼”，大大小小的树立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些“节约闹革命”的产物与租界的洋房PK，实在是惨无忍睹。尽管受的是完全彻底的红色教育，但并没有妨碍我暗自下的决心，有机会一定要离开家乡，到外国去生活。对于美的本能向往与追求，战胜了无产阶级感情。我的信念系统，在当时绝对是个逃兵。 扼守江汉路最南端的就是江汉关，即现在的武汉海关大楼，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江汉关与日清银行相峙左右。它凝重庄严，那曾随风飘荡半世纪之久的顶楼钟声如今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作为武汉近代标志建筑，最能吸引眼球的是树立在门前的科林斯柱，柱头是用毛莨叶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从石材的色泽里，精致的毛莨叶浓浓地散发开来。70年代中期，母亲的几位朋友由香港来到武汉旅游探访，伫立在江汉关一带的建筑群中为之震撼，连声道来：太像英国了！ 我家住江汉路137号，后来改为147号。前门就是武汉中心百货公司，出入得走后门华中里。里即里弄，这是上海人的叫法。汉口人多称之为巷子，北京人则叫胡同儿。华中里红瓦面、清水墙，辅以木窗、烟囱，一派近代欧洲风光，与上海的石库门同出一辙。现在我们看到的城市排屋（Townhouse），那个时候已经就有了。房地产商的广告词将“城市排屋”视为当代一种新兴的房产品，显然缺乏对中国租界建筑史的了解。 4 父亲由中南财大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做职员，我们家的房子是银行宿舍。居住没多久，房子就归属水塔街房管所了。家就在中心百货北翼的三楼。建筑物1928年开工，起初规划就是酒店和百货公司大楼，一派欧陆风格。造型奇特，呈L型，50年代建筑物北翼一层为百货公司，曾做过儿童商店和五金交电门市，二至五楼为住家用途。西翼和主楼高层为旋宫饭店。改革开放后，听说北翼的二至五层的居民集体被迁移到汉口单洞门。连同后面的大半个华中里，都被中心百货吞噬掉。玻璃幕墙将建筑物罩上了，同时也遮掩了我心底的一道虹。 与建筑物同岁的璇宫饭店，是湖北省历史最悠久的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饭店，享有湖北省最具文化内涵饭店的美誊。80年了，即使在文革时期，名字从未变更过，算得上是名符其实的老字号了。改革开放之前饭店只接待外国游客，属于专门的涉外观光饭店。小时候经常跟在老外后面看热闹，人家停下来，我们这群孩子们也跟着止步。游客们继续向前走，我们立马跟进。游客们光鲜的服饰打扮，与路人单调划一的行头形成鲜明对比。 80年代末期，第一次回到家乡，就选择住在这儿时的心中凯旋宫殿。进驻酒店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台去看看，故居的顶楼与这里是相连的，高墙阻隔了不仅是天台的区域，还压抑住了儿时的好奇心，这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啊！上世纪初的建筑室内空间普遍比现在的高，感觉非常的开阔，房间也住的蛮舒服。酒店餐厅的布局错落有致，互相连接，但又相对独立。很适合三五好友小聚，惬意，舒心。好喜欢餐厅的阳台，酒醉饭足后，靠在露台上少憩，一阵凉爽的小风抚面而过，特得劲儿。 （注：文中插图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黄元元 Wong Yuen-yuen。曾用名：黄源远，祖籍岳阳，出生于汉口，1980年定居香港。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硕士。多元跨界艺术人。原香港歌剧院男中音。现任香港节日室内乐团大提琴师&驻团指挥。作为职业音乐人，同时涉猎诗歌、散文以及书法创作。出版杂文集《直觉的程序生活》，散文诗录入《深圳散文诗选（创刊号）》。个人诗集《窗户为我留了一条缝》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菲利宾文和越南文。社会闲职：国际青少年艺术教育协会主席、香港人格创建工程研究会会长、深圳作家协会会员、深圳音乐家协会会员。图片除署名外，其它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注明出处“温馨微语” 转发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 我与10W+之间只差您的一个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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