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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4家单位在福建省的泉州聚龙小镇召开了语文教学研讨会，会上联合发表了《聚龙宣言》。宣言向现今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陈腐的语文课堂教学观、“假大空”的课堂文本解读、好好先生式的评课方式“宣战”，并指出：“语文是影响学生一生的重要课程，语文是关乎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课程；语文是所有学科教学的基础，语文是每个人终生学习的重要内容。让我们在本真语文的旗帜下，教真语文，教实语文，教好语文。”[1]此宣言一出，关于真语文的探讨遂成语文界的热潮。
那么，什么样的课可以称得上是真语文课呢？根据近四十年的语文教学经验，我的回答是：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三者的融合，三者中如果缺了一项，那就不是真语文课！下面我就从“真知”“真教”“真学”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真语文观。
一、关于“真知”
教学内容取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2]。巴班斯基的这段话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关系中教学内容的重要性做了定位。这个观点与“教什么比怎么教还要重要”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教学内容在整个语文教学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执教者就要审慎地选择好教学内容，做到教“真知”，让学生学到“真知”。
语文学科的“真知”，就是从语文教材里提炼出来的适合于教学对象的有机融合了知识、技能、情感的学习内容。说它是“真知”，就要把它和那种曲解文本的知识，那种不顾教学对象实际硬塞给学生的知识，那种非语文的知识区别开来。
课改之后，语文界曾对学生从《背影》中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给予了欣赏，尽管后来大家比较一致地批评这种背离文本解读原则的现象，但这种文本曲读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例如对鲁迅《自嘲》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读，不顾“自嘲”的标题和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任意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境界；面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些教师穿凿附会，将文中一些原来排遣自己愁闷情绪的语句拔高为“对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不满，以及他苦闷徬徨，希望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至于清代袁枚《马嵬》诗“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是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有的教师将它拔高为表达了“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这些都是对文本解读不够或者迷信盲从造成的曲解。这些对文本的曲解自然称不上“真知”，若把这样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自然是误人子弟。语文教学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教师把这些曲解的、拔高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时，其实也把“曲解”“拔高”这些做伪学问的方法传给了学生，学生所受的伤害自然也就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层面了，这与我们立人求真的教学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有一种提法对语文界的影响非常大，这句话是：“生活的外延有多大，语文的外延就有多大。”它的意思是：语文教学应该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拓展，采取全方面、立体开放的方式让学生在广阔的背景下学习语文。这个观点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教师应该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沟通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沟通与生活的联系，扩大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从而丰富语文课程的内涵”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由于一些教师在理解时出现偏差，于是在语文教学中“拓展延伸”成了一种时尚：语文课堂上，本来用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效率的辅助手段如游戏、实验、绘画、唱歌等过度使用的现象常可见到。如教一篇爱国主题的文章，上课的前几分钟必唱《我爱你中国》之类的爱国歌曲；教感恩主题的文章，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要播放很多父慈子孝的摄影画面；教环境保护主题的文章，必定拓展延伸到自己家乡的环境，还要为家乡环境建设出谋划策。例如一位教师执教《泊秦淮》，在分析诗歌内容之后，教师让三个学生上黑板各画一幅表现诗歌意境的画。学生作完画后，这位教师又指导学生应该如何画船，应该如何画人物，结果把语文课上成了美术课。语文课里涉及一些音乐知识、美术知识等本来是很正常的，但音乐知识、美术知识要为语文教学服务，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就这节课来说，本应该利用美术知识为鉴赏诗服务，而不能将鉴赏《泊秦淮》诗弱化为美术教学的引子。这节课的执教者在语文课上做的是非语文的训练，致使这堂语文课毫无语文味。
课改之后，一些语文教师花很多时间逼学生学习、识记毫无语文味的语文知识——熟记文学名著的梗概。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推荐的中外文学名著被纳入高考考试范围之后，文学名著试题开始进入一些省市的高考试卷。文学名著的考查，本意在于通过促进学生阅读古今文学经典，扩大阅读视野，培养深厚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生命打好底色。但这样的题型改革很快就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原则，脱离了语文教学的正确轨道。由于考试要求是识记名著的主要内容、叙述文学名著的故事情节，于是一些教师就将名著的情节进行压缩，编写名著的故事梗概让学生阅读、识记。这些故事梗概只简略地交代了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却把文学经典中最丰富、最宝贵的营养榨干了，犹如被榨过糖的甘蔗渣。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相当数量的高中语文教师正在卖力地指导学生解答此类题目，逼着学生去啃这种没有营养价值的“蔗渣”。这种以伪知识为教学内容的课自然也是“假语文”课了。
王荣生曾从教学内容角度开发了评价一堂语文课的9级累进标准：教师对所教内容有自觉的意识；教的是“语文”的内容；教学内容相对集中；教学内容与听说读写的常态一致；教学内容与学术界认识一致；想教的内容与实际在教的内容一致；教的内容与学的内容趋向一致；教学内容与语文课程目标一致；教学内容切合学生的实际需要。[3]王荣生提出的标准遵循并吸纳了课标提出的先进语文教育理念，因此已为我国语文界所认可。上面所说的种种曲解文本知识、在拓展延伸大旗的掩护下传授“假语文”“非语文”知识的行为，恰恰表明了执教者对所教内容缺乏自觉的意识，缺乏相对集中的意识，表明执教者选择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不一致。 按照王荣生的观点，真知还有一个内涵：教学内容要切合学生的实际需要。这正是评价一堂课最高、最硬性的标准。一个语文教师在教某篇课文、上某一节课时，即使所选教的内容是相对集中的，与听说读写的常态是一致的，与课程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这一内容不切合学生的实际，那么在执教这一内容的课堂上，学生要么对这内容不感兴趣，要么努力学但无所得或收效甚微，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学而无所得的内容，仍然是假知识。
语文教学，不论是阅读教学、作文教学还是语言基础知识教学，都有一个教学内容取舍的问题，阅读教学尤其如此。一篇课文，可教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要求执教者在钻研教材、钻研学生的基础上选择并提炼最恰当的内容。即便是同样的教学内容，对这个班的学生是恰当的，对另一个班的学生则未必是恰当的。下面以我执教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为例做具体探讨。在福建省学科带头人会议上，我执教的对象是学生语文水平比较高的班级，在那节课中我安排的教学内容有人物韩麦尔先生的肖像描写、主要人物（小弗郎士）的性格、小说的情节发展、次要人物（铁匠华西特及镇上普通的市民）、情境氛围的营造等；课堂上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都做了较充分的思考、讨论与口头表述。从教学实际效果来看，我所安排的内容是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契合的，因此在课后，孙绍振教授、潘新和教授、赖瑞云教授等都给予了好评。同是《最后一课》，我在另一所学校授课时，尽管将教学内容删减为主要人物小弗郎士和韩麦尔先生的性格分析这两项，但在一节课的时间里，学生对理解这两项内容还是感到有一定的难度。可见学生的学习水平是选择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恰当，是否与学生实际相吻合，肯定要受到课堂教学实际效果的检验。那种学生“跳一跳也触不到”的知识当然也不是真知识。
二、关于“真教”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桥梁，好的教学内容只有和好的教法结合时，才会转化为良好的教学效果。
什么是好的教法？此前一段时期，人们比较多地从“美”的角度来思考。语文教学求美，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因为“语文科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吕叔湘语）既然一半是艺术，那么它就离不开美。但在一些教师的课堂上，语文教学求美之风过甚，甚至达到了奢靡的地步，声光电无所不用，似乎无歌无以为语文课，无影像无以为新课改的语文课。林林总总，愈演愈烈，于是，孙绍振、王旭明、温儒敏等著名学者大声疾呼：语文教学要摈弃“假教”，提倡“真教”。
所谓“真教”，我认为就是教学科学性与教学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真教”的第一要义是教实。教实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师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切合学生的实际；二是内容要教得扎实，使学生在单位时间里有尽可能多的收获。
现今的语文教师都受过系统的语文教学法的教育，他们对语文教学的各种方法都很熟悉了。但如何根据学生的实际、教学目的、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法，执教者还是要费一番功夫。执教者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要把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学生的实际水平、学习方法、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挂钩，努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例如识字教学和朗读教学，我们平时常说，语文教学要指导学生认认真真识字，认认真真朗读，但怎么认真，怎么把这些语文教学常见的教学环节做实，我们往往研究不够，落实更是不够。在这一方面，活跃在语文教学领域的余映潮先生的课很值得学习。例如教《三峡》一课，他就认认真真地指导学生识字、朗读。余老师不惧怕别人讽之为“将初中教学小学化”，而是抓住课文带“山”字旁和“氵”字旁生字多的特点，让学生试一试趣味识字的方法，在文中找一找，圈一圈带“山”旁的字和它们的意思、带“氵”旁的字和它们的意思，使学生的识字环节趣味盎然。他抓住古文朗读中“节奏、拖音、节拍和顿音”四个关键点分三步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在读出情趣的过程中渐入文本佳境。[4]余老师教学的成功，在于余老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很切合这一课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当然，与“实”相关的是教学效率问题。一节课上得实，学生扎扎实实地听说读写，必然有所得，这样的课就是有效率的课。
“真教”强调“教实”，但并不排斥教学的艺术性。思想教育专家李燕杰说过：“教育是科学，教育也是艺术。”“教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必须强调教育艺术化，藉以增强它的磁性，增强教育的魅力与实效性。因此，我认为教育达到科学化而又艺术化是教育进步。”“施教者应当成为教育艺术家。”[5]李燕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教学会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实”与“活”的统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在语文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方面，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当称楷模，钱先生的《故乡》《愚公移山》《从三到万》等若干课文的教学当称经典。
例如文言文教学，文言词、文言句的理解掌握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于是许多教师往往采用串讲法，从头到尾，逐词逐句解释翻译。这样教实则实矣，但缺乏灵气，显得呆板，学生学习时不免会生厌烦之感。钱梦龙老师在教《愚公移山》时，就没有采用串讲法，他在对教材做深入研究后由浅到深提出了四个关键性问题：这篇寓言写几个人？移山这事做起来难吗？愚公究竟笨不笨？有人说愚公到底是无能的，你们同意吗？第一个问题，钱老师从人数入手，引导学生细读，既落实了“且”“叟”“龀”“遗男”“遂率”等文言词的意思，又为后面的分析理出了清晰的线索。第二个问题，钱老师从“事”入手，由移山之难转入分析“对待移山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将愚公妻的话“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与智叟的话“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进行比较分析，落实文中文言词句的理解，辨析了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语气、称谓，对学生进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的指导。第三个问题，钱老师在对移山的难度、别人对移山的态度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分析愚公对阻挠者的回应，把对课文的分析和学生的思考引向新的深度，具体地、深刻地发掘出愚公的伟大精神。第四个问题，则是在第三问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感受愚公的精神。在结课阶段，钱梦龙老师让学生做教师自己精心设计的文言训练。在这个训练项目中，《愚公移山》中的许多文言词语、文言句式、文章的主题和文章的时代意义等都被糅合在一起，学生在完成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钱梦龙老师的《愚公移山》教学课例告诉我们：“真教”所说的“实”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基础知识传授的“实”，而是包含了语文素养培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课标所提出的“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有心的教师阅读钱梦龙老师的《愚公移山》教学实录就会发现，在《愚公移山》的教学中，不仅文言词语、文言句式的讲解落到了实处，而且在学生理解和掌握文言知识的过程中，钱梦龙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指导。比如在把愚公妻的“献疑”和智叟的“笑而止之”进行比较后，钱老师启发说：“一个是‘疑’，一个是‘笑’。你们看，本来大家认为他们的态度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分析一下，就发现有差别了。所以你们读书要常把看起来差不多的词句拿来比较比较。这个很重要。”[6]在分析愚公到底笨不笨时，经过钱梦龙老师的启发，学生知道：愚公移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愚公有远见，深谋远虑；我们建设四化，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伴随着学生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学生的情感也得到了陶冶，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在这过程中，教师并没有搞架空式的拔高，学生在“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也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当然，要做到“真教”，教师就要牢固树立效率观念，要在单位教学时间内，落实教学任务，争取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做到“真教”，教师就要注意转变角色，应由知识的灌输者、守护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只有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语文教学才能实现“真教”。
三、关于“真学”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当学生的学习处于真实状态时，教学活动才是有效的、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学习才称得上是“真学”。《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学生学习提出的要求是：语文学习中，学生要能“树立主体意识，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自觉调整学习心态和策略，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能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及其他学习活动，善于倾听、吸纳他人的意见，学会宽容和沟通，学会协作和分享”。我认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就是“真学”的内涵。
判断学生的学习是否为“真学”，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去衡量。所谓显性层面，就是指在某一课堂上，学生听说读写训练的机会多，学生积极回答问题的人次多、场面热烈，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高，等等；而所谓的隐性层面，则是指学生受到教师、同学，或教材的启发，思维上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感情上受到感染，产生共鸣，等等。一般地说，一个“真学”状态的课堂，学生同时都会有显性与隐性方面的表现。
例如钱梦龙老师执教议论文《从三到万》时，学生的“真学”从显性与隐性两方面都可以看出来。钱老师先给学生讲《从三到万》的故事，并告诉学生：这是著名学者马南邨写的一篇短文，文章就讲了这个傻儿子学字的故事，并从这个故事中引发出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道理。请学生揣测一下，作者可能讲些什么道理；也可以设想自己若是作者，将发表些什么意见。然后，钱老师给学生五分钟的时间准备。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并不深奥，因此学生的揣测“命中率”很高。钱老师规定学生的发言不能重复别人的话，说了道理以后，还要在黑板上写出一个成语或一句格言。很快，成语、格言写满了黑板，除了文章里用的“自命不凡”“循序渐进”等词语以外，学生还写出了“自以为是”“浅尝辄止”“学海无涯”“尊师重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词语、格言，有一个男生甚至说出“自以为是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警句。钱老师接着要求学生选择黑板上的成语、格言，结合《从三到万》的寓言故事口头作文。经过准备，学生汇报自己的口头作文。在若干个学生口头作文之后，钱老师说：看来马南邨先生并不比我们同学高明多少，我们有的同学写的并不比马南邨先生差呢。这句话是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启发”，学生在高兴之余，很快回过神来，说：“我写的与马南邨先生的相比还差得很远呢？”钱老师又追问：“差在什么地方呢？”于是，学生纷纷把自己的口头作文与马南邨先生的杂文《从三到万》作比较，并从立意、结构、论据、语言等方面的对比中指出课文《从三到万》的精妙之处。
按照传统的教法，教师会把“文章分几个部分”“每段的段落大意”“文章的中心论点”“论证方法”等知识传授给学生。至于这些知识学生有没有真正掌握，至于学生是通过自己主动学习获取这些知识还是被动地由教师塞给的，一个理念落后的教师是不会去考虑的。但钱梦龙老师向传统的保守的教法做了挑战。钱老师不是简单地把这些知识塞给学生、灌给学生，而是通过巧妙引导，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感悟与马南邨的《从三到万》进行比较，领会课文的精妙之处，并引导学生主动把这种收获表达出来并与大家交流。可以看得出来，整节课中全班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很积极、主动的状态。钱老师给学生讲“傻儿子学字”的故事，学生揣测课文所要讲的道理，“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学生的“真学”处于隐性状态；学生准备发言、口头作文，以及后来学生将自己的口头作文与课文比较等，发言学生的面广，发言有质量，态度积极主动，此时学生的学习处于显性状态。无疑，这就是一节学生“真学”的课！
显性和隐性，只是“真学”课堂教学形式上的基本判断。从内容上来说，语文课的“真学”，除了大家熟悉的真读、真写之外，还包含真质疑、真探究、真讨论、真合作等。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探究创新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只有真质疑、真探究、真讨论、真合作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语文素养。因此，教师应当培养学生质疑、探究的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要精心设置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他们主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有这样一个教学案例：教师要求学生说出朱自清《荷塘月色》“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句中“浮”字的表达效果，一位学生认为这个字用得不对，因为雾不可能从水底浮起来；另一学生又说“青雾”也有问题，应该是“轻雾”或“清雾”。在讨论中，有学生这样品味：“作为散文，不应该过多推敲事物的前因后果，应该写得抒情一点、朦胧一点，这里用‘浮’，又柔和，又亲切。”有位来自农村的学生说：“我们家没有池塘，但是有稻田，每天清晨、晚上，都会有一层白雾贴着稻田飘在那里，要过很久，才会慢慢弥漫开。我觉得这里‘浮’最恰当不过了。”关于“青雾”，一位学生的阅读感受是：“雾是很薄的，所以是透明的，当时荷塘满是绿色的荷叶，所以雾也像是有了青色。”可以看出，这堂课把课堂变成学生自主展示的舞台，学生的鉴赏态度十分积极，学生通过感受形象、品味语言，对作品的丰富内涵和艺术表现力有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这中间学生有质疑，有探究，有讨论，有合作。
四、结束语
一个物体，当我们称它为立体时，那么，它必须有长、宽、高三个面。真语文也是由“真知”“真教”“真学”三者融合而成的，也只有当三者融合时，真语文才能立体地站起来！我们之所以称钱梦龙、贾志敏、余映潮老师的课是真语文课，就是因为他们的课是由“真知”“真教”“真学”三者融合而成的。三者的值越大，真语文的体积也就越大，那么它在语文课堂、在我们语文教师的心中就立得越牢。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每一个语文工作者的真心付出与真诚投入。
参考文献
[1]聚龙宣言[J].语文建设，2013（1）.
[2]巴班斯基.中学教学方法的选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
[3]王荣生.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J].语文学习，2005（6）.
[4]余映潮.余映潮老师《三峡》教学实录与评点[J].中学语文·教师版，2013（5）.
[5]李燕杰.教育艺术断想[J].山东教育，1992（12）.
[6]语文讲读课基本式浅探[J].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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