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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自上而下皆好古敏求，以收藏古器物为时尚。蔡絛的《铁围山丛谈》记录了自己及其父蔡京在朝期间一些见闻叙述，其中多次记载了宋徽宗收藏古器物，制作仿古铜器的事件。蔡绦记述：“太上皇帝(徽宗)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闲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 “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闲物，非殊特盖亦不收。” 赵佶还是太子时，就有官员进献古器，执政后，用于徽宗起居的宣和殿单独有一个小库收藏这些古玩，还有专门管理的侍臣。从大观年间开始慢慢积累，到了政和年间已经有六千多件古铜器在皇宫收藏；宣和年间，甚至到了“天下古器毕集秘府”的程度。宣和殿的这些“古董”也因为放不下，扩建了保和殿，周围还有“博古”、“稽古”、“尚古”几个“阁”来摆放。 宋代的皇帝收藏古铜器比较挑剔，最受欢迎的只有先秦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的古器。宋代的皇帝和精英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经过了隋唐五代，社会制度混乱，很多规矩、礼仪都丢失，很多器物、数据的记载也都发生了错误。因此对宋徽宗他们统治者来说，跳过隋唐五代，直接寻找古铜器的文化源头进行收藏会更准确。 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铜器的推崇，一度达到痴迷。赵希鹄甚至说“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开速而谢迟……”。 为了鉴别收藏是否货真价实，宋人发明和规范了很多对“古董”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有一部分延续到了现在。比如如何对铜器上的铭文、石刻上的碑文、龟壳上的甲骨文看图说话，考证字形字意。再比如，看花纹、款式，归纳朝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能够使用更加高科技的仪器对古铜器进行分析成分和比对，但仍需根据宋代的“古董”研究规范，将出土地和文献地理资料互相佐证，“古董”才能最终确认是何时何人所制。宋代的这些研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说明其实用性和有效性。 但是收藏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宋朝皇帝们的远大理想是要在宋朝掀起复古尊古的时尚潮流，众多的藏品们并没有束之高阁，而是被宋朝皇帝和工匠们一起拿来研究，进而做出仿制和修订古董的标准规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古代为典范，向古人看齐。 其实各个朝代都会制作一些铜器作为礼器。在史料记载中，唐代武则天时制作的铜钟，被北宋仁宗皇帝放到了京城——汴梁（河南开封）的皇宫里收藏。 宋徽宗曾铸九鼎藏于朱雀门外的九成宫（一个用于祭祀朝拜的地方）。宋代有几次官方大规模制作仿古器物的活动，分别在宋徽宗的政和、宣和时期，以及南宋的绍兴年间。大概是政和五年前后，北宋官方曾经大规模制作了一批铜器，基本是遵循前面几代人的古铜器研究后，又结合了一些当时人们的理解而制作的。这批铜礼器现在常被概括为“政和礼器”。 宋代的官方仿古铜器制作，以“复古”为目的，与古代铜器外形上的相似，被看得很重。因为目的不是为了做假，不可能连朝代年号也跟古代相同，所以宋代的官方仿古铜器都会有款识铭文表明是官府所造。 因为有大量的“古董”被发现并进行研究，又有古代的图谱可以参考，所以宋代制作出来的铜器跟先秦时期的铜器很像。这段时期铜器的仿制的水准比较高，以至于不久之后的南宋，对于铭文模糊的铜器，就有人分辨不出是仿古的还是“古董”。例如去年西泠拍出的兮甲盘，就曾在原物和宋仿之间聚讼不已。 宋瓷收藏者的学习交流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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