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同一天（1998年5月14日）刊出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我们又在5月26日天津《今晚报》、6月号北京《读书》月刊、7月号长沙《书屋》双月刊上熟睹，照例海外也不能不有。鉴于杨文净是想象揣摩之词，我们便合作一篇指正文章，发表在6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原文甚长，编辑作了删改。文章依照杨文的顺序，逐条作史实辨证。所以，这篇史学考证文字，只在搞清史实，并非要评论钱吴关系，因为李洪岩著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1998）有《钱锺书与吴宓》的专章，已经对他们的生平交往及学术异同全面考论过了。 我们对杨文都作了哪些史实校正呢？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例子一 吴宓有个情人，叫毛彦文；杨文说，钱锺书在一篇评论温源宁《不够知己》的英文书评第二稿里（实际是评吴宓人品诗品的学术论文），“自出心裁”，给这位大美人起了个英文雅号“super-annuatedCoquette”。其实，这个调侃的英文俏皮话（“卖弄风情的徐娘”）钱先生在一封评论《吴宓诗集》的英文信中早就说过，当时就公开发表了。“superannuatedcoquette”(钱氏原文不作“super-annuatedCoquette”)也不是毛的“雅号”，而是指毛彦文一类人而说，正如另一句“scatter-brainedflappers”是指比吴宓小二十多岁的高棣华们而言。这两个辞儿，刚好等于《围城》中所说的“黄毛丫头，半老徐娘”；二者偶丽，才算得俏皮。而且，《吴宓日记》1931年6月18日就记自己热恋的美国人H说毛彦文“似一coquette”，可见，这个词不能说是钱的“自出心裁”，因为别人也说过嘛。例子二 十九年前，1979年8月4日的台湾《联合报》上，刊载一篇周榆瑞的文章，叫做《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后来收入天一出版社1985年印行的《钱锺书传记资料》。文章中有这样一一段话： 记得一次陈福田师对我若有所憾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锺书进入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采。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吴雨僧师对于钱锺书之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却没有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锺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一句名言却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氛围中留下了馀响。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钱锺书在临走前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种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的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 这段话，不少钱锺书传记著作作了引用。对此，杨绛先生数数年后感到非常生气，在文章中愤愤写道：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我们在文章中指出：这是杨绛第二次公开勇敢地站出来为钱锺书辟谣正名。首次是在人鬼真假是非都颠倒过来的年代。她那时所采用的手段还没过时，大可取法：一是断定“这语气就不像”，二是“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根据杨绛的这个“考据”原则，经过“调查”，我们觉得，钱锺书肯定说过“吴宓太笨”那些话。 拙文写道，好臧否人物是钱锺书的天性－－狂，他自己就承认“当年狂态”（《槐聚诗存》55页）。杨绛说得对极了：“父亲因他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使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杨绛作品集》140页）我们瞧“这语气”（way orways）就满像；“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亦不屑刺讯”（《管锥编》1097页）。杨绛用心良苦，不辞手劳口瘁，使人签字画押立“郑重声明”。“当事人”固可以否认六十年前的所作为所见闻，信誓旦旦，体性风格亦自不虚，章章可识。但是，十九年前钱氏夫妇没有看到周文吗？怎么不辟谣？如今杨绛也完全可以将此事向钱锺书本人证伪，用不着单单质“问”李赋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半年多，颇遭叶公超等忌嫉，很不得意，自行离职，也不跟学校打招呼。一年后陈福田就反对聘任他。怨愤之下，遂吐真言，不亦宜乎？杨绛策划并主编《钱锺书集》，四处登广告，向全世界徵集钱先生信札批识等等所有全部字纸和图片，保不定里面就有真凭实据呢。 平心讲，那些话并非“损害”或“太伤感情”，而是得自事实的结论。只要看《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哪一尊人物不是“无毛两足动物”？翻翻半部《吴宓日记》，又岂止什么“懒笨俗”！杨绛这篇文章不也说吴宓“傻得可爱”、“老实得可欺”？低钱锺书一级的季羡林也老实不客气地看不上清华外语系。当然也不妨解释成一时取快的谐戏之言。理由是凑趣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又按谁“自命'钱学专家’”？在一篇书评中，我们怒诃《钱锺书散文》编者的谄佞，转述她的称谓耳。“高明的读者可以举一反三”，虚晃一枪耳。 到如今，我们依然确信，钱先生确实说过“吴宓太笨”云云。因为，那话是大实话，“言公”，用不着“捕风捉影、发秘探幽”，再随便翻翻《吴宓日记》吧。《吴宓日记》的问世，使我们得以真确地认知吴宓的人品和学问。 1927年10月31日：“自觉（一）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识见之偏狭，行事之朴陋，虽自诩真诚，而常为通人如寅恪等所笑。（二）我腹空空，毫无实学，而绝少真获。既不通西国古今文字，又少读中国书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劳精疲神者，皆无益事，皆不可告人之事。”1928年9月17日：“宓行事虽愚痴，有损一己之声名格调，而不能自止。南游归来，精神反苦，不能专心作文读书，如之何哉？”1929年1月28日：“父谕所言（19日'个人愚迷’云云），不能谓为太刻。独宓之赤诚热心，真世间至愚憨而至可怜之人矣。”1929年4月29日：“宓行事固多痴愚悖谬。”1929年11月11日：“诚如潘伯鹰言，宓为愚不可及矣！”1929年9月25日记意中人毛彦文“不过相信宓为一愚人而已”。再瞧1937年6月29日：“陈福田处心积虑，为日已久，且收取系中诸少壮教授之欢心，以推倒王文显，且排宓。人徒知清华风物生活之美适，岂知其政争与倾轧耶！” 这还不叫“笨”？还不叫“俗”？怎么就“伤害了钱老和吴宓诸先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光会偏执蔽固地为尊者讳，那才叫“误导读者”。就在几天前，钱先生在山西大学的同学好友常风先生对人说：那句“名言”是钱先生说的，钱先生甚至在学术上批评他父亲，说这样的话有什么奇怪呢？何况这话又没有说错。反响之一 拙文就是讲这类具体史实，纯属学术考辨，实在没什么可惊天地泣鬼神的。出乎意料，文章发表后，竟引起很大反响。 云中君在1998年7月3日南京《服务导报》上开出双行大题目：“一起级别最高的文坛公案 学者指称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堪疑”。接着，《羊城晚报》7月15日、《文学报》7月16日、《重庆晚报》8月4日、《作家文摘》8月5日等纷纷予以转载。 作为个中人，我们认为云中君的文章还是公正客观的，说话也在行。如他说：“钱锺书先生能够在《吴宓日记》中作序，并有歉意，从传统观念上讲是分内之事。”又说：“（钱氏）虽然语涉尖刻，但都是三四十年代文化人之间的正常现象，说明当时文人更少顾忌。”知人论世，可谓“知言”。但有几处他弄误会了。 首先，我们作的是考证文字，目的纯正，是考信证伪；如果有批评（或称骂），对象也不是钱锺书先生，不是吴宓，而是创作《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的杨绛女士。当然在考论中，据实揭示吴宓的褊浅、冥顽、多猜疑、易躁怒、反复无常，说批评吴宓也行。同时公正评价钱锺书，证明钱先生对吴宓其人其诗的品评没有任何过错或罪过。 其次，杨绛是钱先生的妻子，但她并不代表钱先生，俩人性格不同，思想迥异。譬如杨绛以“杂忆与杂写”闻名，而钱先生极端讨厌“自传与回忆录”。云中君文中说“杨绛（代表钱锺书）受到的最严厉、最不客气的公开批评”，那是“大多数的错误”或“历史的误会”。 与之相关，云中君的另一结论：“从了解当事人的角度，最有权威的是杨绛”，我们也得说“唯唯否否不然”。第一，杨绛原文明说她当时“身体不适”，“对他（钱锺书）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是的，杨绛那时“有身”，只恐怕连“粗粗地看看”都没有，“那两字的雅号”保不准是从吴宓小女“摘示”的一节吴宓日记上瞅来的呢。何以言之？一来正如她自己说过的，“我健忘症与年俱增，书随读随忘”；二来杨文把论吴宓人品诗品的学术论文（“Mr.WuMi & HisPoetry”）猜成是评温源宁《不够知己》的英文书评第二稿。第二，钱先生臧否“吴宓太笨”云云时，杨绛远在上海，并不在现场，怎么能“了解”当事人的一言一动？ 不过，照我们看，杨绛完全“了解”或知道钱先生必定说过那话，然而，却在口头流传六十年、文字记载二十年后，才挺身“辟谣”，想是因情迁景异，自以为那话有损于钱锺书形象，又可借机报复挑她毛病的“钱学专家”。下意识当然自觉并自恃望重名高，不难以一手掩天下耳目。对此，“高明的读者”，倒确实“可以举一反三”。 按理说，杨女士作为钱先生的妻子，在对钱锺书性格等方面的感受上，是“最有资格”或“权威”的。而杨绛正是过分或完全凭仗这优越性，自以为说什么是什么，把历史文献和文章风格全抛脑后，用稗官笔法创造了一系列“神话”。甚至于对她不了解的事情（如结识钱锺书之前或她不在现场时发生的事情），也摆权威的架子。 譬如，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称：“锺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锺书’。”实际上，据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钱氏自曾祖钱维桢以下，以“福、基、锺、汝、昌”排辈。可见，“锺”为谱名。所以，钱福炜的长孙钱锺唐，生于光绪二十年，已经用了“锺”字，先天已定，初无待乎“抓周”而后命名也。钱锺书叔叔钱基厚的《孙庵年谱》（1943；亦见《钱锺书评论》卷一）则记载：“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申时，侄锺书生，叔兄出也。适有人遗父以《常州先哲丛书》者，故为命名曰锺书，小字阿先。以伯兄无子，奉父命，由伯兄夫妇携室乳养。”明言“锺书”名为祖父所命；李洪岩《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亦言：“按中国一般传统，只有祖父才有资格为长孙取名，父辈不能僭越。”类似这样的史实错讹，杨绛书中是很多的。读者不应忘记，杨绛是编故事的圣手女秀才──天生的小说家。 至于李赋宁（“外语界泰斗”之封，怕李自己要谦让未遑罢）尴尬狼狈，我们对他格外同情怜悯。在师母的逼“问”下，他只有赌天发誓的分呀！同时他会想，反正记录者早死了，历史见证人就剩我了，查无实据，没准能蒙过世人呢。 我们觉得，对“谣言是否属实”（这句话略有语病。用哲学家褚慎明的句型说：你没证实过，怎会先定性为“谣言”呢？“谣言”还用“属实”吗？）“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李赋宁，更不是不是杨绛，而是钱锺书本人。大家知道，钱锺书记忆力惊人，是否说过此话，他应该知道。而此话见诸公共文献二十年，他也不能不知道，但他从没有对此作过什么“辟谣”。而杨绛作为他的夫人，不向第一当事人钱锺书询问，却拐弯去问李赋宁，也可见她的霸道和无理了。反响之二 如果说拙文的反响之一是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外，那反响之二，则是引来了两篇无理取闹的文章：一篇是署名沙子的《“钱学”与“抢钱”》（广州《新快报》1998年8月8日），一篇是署名王泉根的《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中华读书报》7月15日）。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不懂装懂，胡搅蛮缠，而中心意思，则是一点，即我们不该给杨文挑错，要“息事宁人”。这就使人不解：怎么就不能给杨文挑错？难道一挑错，杨绛先生的人格文品就降低减价啦？ 说到挑错，其实，我们老早就给钱先生挑过。如果您手头恰好有一部《管锥编》，那不妨翻看一下序文及其《增订》，看上面是否有“范君旭仑是正一百余处”和“范君旭仑曰”字样。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说我们比钱先生高明呢？钱著让人挑出了毛病，是否就有损他老人家的形象了呢？但凡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难准确回答。 对学术指正，钱先生向来都是很高兴的。沙子《“钱学”与“抢钱”》，也曾引用钱先生“私函未发表文字”：“隔靴抓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样的道理，钱先生在著作中作过深刻论述。所以，我们觉得，对实事求是的指正文章（特别是出于晚辈之手），杨绛先生想必像钱老一样，会欢迎喜欢的。杨老这样的社会知名大人物，难道连这点雅量都没有？ 其实，我们与杨绛女士是有“交往交情”的，对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假如您对杨绛先生恰好也了解一二，那一定知道有一本叫做《老圃遗文辑》的书（长江文艺，1993）。杨先生在前言中说：“范君旭仑把所找到的多年旧《申报》逐日检看，找出大量署名老圃的《时评》、《常评》以及《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长文，都设法复制下来。他出于爱好，尽心尽力，把放大镜照着，手抄了他所收集到的全部《常评》和部分《时评》，并加上新式标点。他把复制件连同手抄稿，托人带给我。”在《杨绛作品集》里，作者还欣幸地记载：“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所以，照杨先生对我们的了解，一定知道拙文只是想澄清史实，并非要让她丢丑露乖；再说了，大不了一篇学术文章，哪能有那样大的社会力量？ 老实说，除了《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之外，对杨老其他作品中的史实错误，我们已在将完成的专著《钱锺书与吴宓》里，予以订正。但我们总觉得，这无碍杨老形象，更不会减损人们对她的尊重。求真求是，直言直指，是科学精神和方法，是对杨绛先生的真尊敬与真爱护。假如明知杨老有失误却不说，反而想方设法加以掩盖讳饰，挤眉弄眼当佞臣（snob），那才是对杨老的大不敬，难道会是什么“钱学之幸”？ 读钱迷钱的人，想必都知道《管锥编》中透辟论述过“文德（der Mut derWahrheit）”。对于“寡闻匿陋而架空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讹众而曲学违心，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造伪”等丑行，钱老向来是诃斥不稍逭的。我们不该向钱老学习吗？ 现在的问题是，拙文发表后，钱先生没说什么，杨绛女士也没说什么，倒是王泉根、沙子这两个对钱杨二位莫名其器的人出来发话了。王泉根甚至说，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值一驳”，“即使果真'证据确凿’那又怎样？”这就纯属不讲道理了。因为，不管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确凿，他都一律不相信，那岂不成了泼皮耍无赖？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耐着性子作了一篇《再评<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刊登在7月23日《特区时报·百科周刊》，据实指出了王文的常识及逻辑错误（包括读不懂钱诗等）。 沙子则自居杨绛亲信，作护钱斗士状，责令我们“据实来写钱老的今昔”，实在亦令人吃惊：难道人家没“据实”吗？假如俺们不尽不实，那你为什么不拿出些反证来“实”一下呢？ 批评我们欢迎，但是，照常识，你要批驳拙文，就应该举出反证；可是现在呢，没有。沙子拿不出任何证辞，知道驳不倒我们，便转移话题，蛮缠胡搅，编派我们为侵掠著作权的积犯（畅销书《交锋》就曾受到辩方的如是控告，技止乎此，大可嗤悯），拐弯抹角地袭击，甚至气势汹汹地叫骂。学者的学术研究，怎么弄成了杂文家手里玩的飞刀？有本事“拿证据来”！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钱先生喜欢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过：“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钱先生也痛言畅论，求道治学，都须有德，应该有面对真理的勇气。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分内事，理应倡导，理应彰扬。大家该做一个正直而聪敏的君子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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