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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适时地赶上了第二次哲学启蒙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王治河先生给上海高层论坛(2015．10．17)的贺信：给了我们及时雨般的信息。其贺信主要信息摘取如下：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启蒙哲学的影响，笛卡尔和康德式的基础主义和二元论一统天下，当代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虽然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在思维模式上依然没有跳出第一次启蒙的窠臼。因此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建设性的后现代思维，而建设性后现代思维则呼唤第二次启蒙。
如果说第一次启蒙是西方文明的独唱的话，那么第二次启蒙则是中外众多文明共同谱写的交响乐。她十分热望中国学者的参与。
第二次启蒙欣赏过程思想，倡导有机思维。将过程思维运用到语言学中，就是将一切存在看成生成中的存在，都看成‘动在’。这需要我们用‘水’的隐喻代替‘镜子’的隐喻。意识到不仅意识是流变的，而且语言也流向创造性的未来。人的每一个符号不管多么私密或表面上与世界如何疏离，永远是镶嵌在时间中的，永远是变化的，多元的，永远是在运动和生成中的，这呼唤我们用一种动态和多元的目光看语言。
而有机思维则要求我们摈弃实体思维，将一切存在看作关系性的存在，将一切存在看作‘互在’，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语言看作一个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蕴涵，相互影响，相互成全。
不难看出，第二次启蒙在根底上推崇的其实是一种‘中道’。这与以非此即彼为特征的凡事爱走极端的现代西方思维形成鲜明对照。作为《易经》的民族，中国人血液中流的是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的文化基因，这使我们可以在第二次启蒙中大显身手。在西方人所深度纠结的主客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经验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语(言)与主(体)关系等问题上都可以创造性地走出一条新路，建设性地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期待有一天你们能把大会开到美国来，让世界见证中国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魅力。” 图：王治河 我们的感觉是，我们赶上了第二次哲学启蒙，我们应该参与谱写第二次启蒙的交响乐，并唱出我们与之和谐的乐章。
为了赶上第二次哲学启蒙，窃以为，下列几个新问题虽然不是本文需要回答的东西，但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第二次启蒙：第一，什么是笛卡尔和康德式的基础主义(见本文4)和二元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基础主义和二元论的一统天下，人们仍然认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模式上没有跳出第一次哲学启蒙的窠臼，这是为何？第二，什么是过程思想与有机思维？第二次启蒙为何要欣赏与倡导它们？第三，建设性后现代思维是什么？它为何呼唤第二次哲学启蒙？
2.语言哲学的概念分析
对“语言哲学”进行概念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后语言哲学，继而由此加入到建设性后现代大潮中去。
什么是语言哲学？它的定义不是(the)philosophy of language叠加。正如汉语中的“吃饭”≠吃 饭(其实，吃的菜比饭讲究得多，对菜的在意程度也比饭大得多)。“吃饭”的概念是从事实中描写出来的，即谓项与述谓的哲学功能。须要指出的是，我们要谨防现成的任何名称或者名字都可能掩盖它后面的事实。用语言哲学的说法是，词语的概念不是词语自身给出的，而是从它的(理论上无穷个)谓项通过述谓给出的。
试看述谓是怎么给出语言哲学的概念的(Baghramian 1999，Martinich 2001)：
——(是)ontology和epistemology两个阶段之后的一个阶段，即是说，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性转向)；
——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段哲学运动与思潮；
——以Frege为奠基人的那段哲学潮流；
——不耐烦metaphysics和讨厌idealism又没有自己的典型问题的、只是“用语言的方法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的”哲学；
——分析传统(意义上)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
——其核心内容为(语言)意义与指称的哲学；
——像Moore，Ｒussell和Wittgenstein等哲学家那样做哲学的哲学；
——至少包括41个经典问题的分析哲学；
——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the philosophyof language这个标签，并与老表达式analytic philosophy同时使用于哲学圈的哲学；
——为语义学、语用学和母语习得打下基础，为原初翻译的不确定性等阐明其根源的哲学； …… 综上所述，可以澄清语言哲学的概念。我们特意用上面的叙述方式，就是为表明概念分析的方法——分析哲学之为分析哲学的独特方式。 3.后语言哲学的基本思路
语言哲学之后是后语言哲学。理清“后语言哲学”的思路，无疑对我们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潮是一个必要的理论准备。
“后语言哲学”这个标签始见于2007年“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一文（作者：钱冠连）。作者先使用“后—分析的语言哲学”(post-analytic philosophy)这个标签，并定义出它的3个方面涵义(下见后语言哲学4项)。其间，有这样一段话：“作者发现，这个标签的英文post-analytic philosophy(译成汉语便是‘后分析哲学’)早已被人使用，虽然涵义完全不一样。Post-analytic philosophy的背景大致是：它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一种哲学倾向。后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Quine，Davidson，Kuhn，Putnam，Dummett和Kripke等。他们对前期分析哲学困境的解决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新特征。放弃逻辑经验主义对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严格区分，既是分析哲学内部逻辑经验主义衰亡的象征，也是后分析哲学开始萌芽的标志。可以看出，他们的宗旨及其作法，与钱冠连(2007)使用的‘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的3个方面涵义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们将‘后-分析的语言哲学’这个标签，干脆改成the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后语言哲学)，这个术语与英语里的post-analytic philosophy相比，涵义上与字面上都不相同。”
真正身体力行地把这个“后语言哲学”推上台面的是王寅先生。他在此后的多年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讲现代主义的局限性，反复讲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种种突破，在我们学会内外推介后语言哲学。时至今日，当我们要谋划后语言哲学如何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活动时，我们方才发现，王寅先生的眼光是超前的。 图：王寅 中国后语言哲学的基本理念是：(1)吸取西方语言哲学的老营养(所谓“老树”，即不必回到分析哲学的老问题)；(2)挖掘出新问题(所谓“新枝”)；(3)入口在词语分析，尤其重视汉语语料；(4)出口在对存在、对象、世界与人的思想进行思考……落脚点在哲学。但毫无疑问的是，语言哲学会深刻地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与前进。
现在我们参考王治河对后现代主义中“后”的解释，对“后语言哲学”的“后”做一个界定：“后语言哲学”确实发生在分析哲学潮流之后，但也不完全是在时间意义上用它(“后”)，更不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而是在“扬弃”、“超越”的意义上讲的。对分析哲学又吸收又超越的态度，是“后”的真正内涵。后语言哲学4条基本理念的前3条体现出对分析哲学又吸收又超越的态度。这样，就为我们的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打入一个楔子(见下文)。
对于这个基本理念，当然是可以挑战、批评的，甚至可以反对。正如科学哲学家波普说，“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不固执己见的人，他们是努力寻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理论不对的人”。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态度。
我们对其他路数的语言哲学研究，比如说，对经典的西方语言哲学(英美的、欧洲大陆的)的老题进行重新思考、重新批评、重新发现并引出新结论，也抱着非常欢迎的态度；甚至干脆回到老题，仅仅做些局部的修补，我们也坦然接受并与其和谐相处。这种态度本身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开放态度。
至于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哪些课题，其间会出现哪些特点、哪些倾向、哪些分歧、哪些思潮与困难，怎样克服困难，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前途与未来。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以及后来者一步一步审时度势地按照大思路不断加以调整，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走下去。至于梳理、总结，那更是后人10年、20年之后要做的事情。
4.后语言哲学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行动业已开始
既然“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建设性的后现代思维，而建设性后现代思维则呼唤第二次启蒙”(王治河语)，那么我们自然地认为，第二次人类文明(不仅仅是西方文明)启蒙能否成功地呼唤出来，就看建设性的后现代思维的建设是否真有成效。
就我们中国后语言哲学学者来说，就是不失时机地、清醒地参与并渗透到建设性后现代大潮之中。先看看我们要投入其中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特征。王治河“把11个思潮归宿到后现代旗下。它们是：非哲学、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和反美学”，“把后现代的主要的、最有意义的特征界定为一种态度，一种向他者(the other)开放的态度，这要求一种海洋般的心胸”(同上)。他反复强调“开放的心态”。既然有这样开放的心态，后现代思潮同样就会向后语言哲学敞开它的胸怀，欢迎后者的投入。王治河指出，“怀特海对向他者开放的推重也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舞台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一个平台”。
上文曾提到，“后语言哲学体现出对分析哲学又吸收又超越的态度。这样，就为我们的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打入一个楔子。”具体地说，钱冠连多次指出，后语言哲学的基本思路之(1)与(2)是吸收分析哲学的营养和研究新问题(即不回到它的老问题，但是我们不反对、不轻视别的学者去研究老问题)。为什么我们主张不回到老问题？须知分析哲学中的老问题，是当时(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厌恶形而上与反对唯心主义的产物。现在已经是21世纪，分析哲学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谦虚形式的基础主义”)不得不被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重新审视。比如说，“反基础”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基础主义又是什么呢？基础主义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前者以笛卡尔为代表，后者以分析哲学为代表(注意：分析哲学是主张基础主义的!)。前者要直接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什么东西坚实？什么东西不容置疑？什么东西不可动摇？自然就找到“实体”(Spinoza 1632－1677)、“单子”(Leibniz 1646－1716)和“绝对精神”(Hegel 1770－1831)等作为知识的基础。“而现代基础主义采取一种比较谦虚的形式——勾画理性反思和讲话的限度(界限)，为知识提供证明，证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在什么范围内是合法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法的。”问题来了，分析哲学是“温和地”主张基础主义的，而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也加盟后现代哲学思潮，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得不触动分析哲学。在这个时代，我们顺势而为的话，就应该有一部分学者去研究新问题，发现新的视角，去参加新的哲学启蒙。后语言哲学思路的前两条(不必回到分析哲学的老问题，研究新问题)与反基础主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图：钱冠连 敢请读者特别注意后语言哲学思路的第三条：“入口在词语分析，尤其重视汉语语料”。不要小看“尤其重视汉语语料”。汉语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深藏着中国哲学与中国历史，结晶着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等等。汉语诞生出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司马迁的《史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孕育出禅宗、《易经》、中庸之道……这些深藏大智大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不仅生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过程思维与有机思维)、文化血脉，同时也使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霸道显得多么苍白与肤浅。应该指出如下的事实：各种“帝国主义霸权”对汉语文化视角的排斥，到头来吃亏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我们的后语言哲学的第三个主张(重视汉语语料)，与“第二次启蒙在根底上推崇的其实是一种‘中道’”又是一次殊途同归，与“作为《易经》的民族，中国人血液中流的是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的文化基因，这使我们可以在第二次启蒙中大显身手”又是一次不谋而合。
汉语语料的运用自然地让中国文化基因、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美学与文学等现身于世。刘利民论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王寅拿“枫桥夜泊”的40种英文翻译说事，钱冠连拿中国人以108种“我”自称立论以及他另一论文“‘吃面条悖论’与禅门元逻辑”……凡此种种眼光、视角与新见，对建设性后现代而言，都不啻为正能量。
以上所有努力都是为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
我们看见人类的文明前行的思想光芒。前行的人流中，必须有而且确实有华夏民族的身影。第二次哲学启蒙不能再让西方文明唱独角戏，需要唤醒华夏文明参与其中的意识。
5.语言哲学家在第二次哲学启蒙时点上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涉及学术共同体(学会)，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行为，我个人的建议梳理如下：鼓励更多的语言哲学家(无论分析哲学传统的还是欧陆传统的)选择走后语言哲学之路，以便迅速地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即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同时，我也认为，学会应该接受并尊重这样的状况：另一些语言哲学家选择继续研究分析哲学时代的老问题。这是学术之树的自然分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结果依然是一树繁花。 来源：《外语学刊》，2017年第1期，第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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