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也需尊医嘱——倪培民

【编者按】6月17-19日，由绍兴市人民政府、北京三智文化书院、中国文化院主办的主题为“唤醒良知 此心光明”的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绍兴闭幕论坛在浙江绍兴隆重举行。

在18日下午，举行了阳明心学学术论坛。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多位阳明学专家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对阳明学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论、阳明学国际发展现状、阳明的立志之学等义理做了分享。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老师，以《良药也需尊医嘱——从“知行合一”看阳明学普及所需注意的倾向》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良药也需尊医嘱

从“知行合一”看阳明学普及所需注意的倾向

倪培民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阳明学热潮。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曾经被简单粗率地批判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阳明心学得到了正名。阳明心学这一中国文化的珍宝重新焕发了它的光彩，并得到了广泛运用于社会和人生的机会。许嘉璐先生在2016年10月“中国阳明心学首届高峰论坛”上说，“阳明心学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这句话道出了当今之所以会有阳明热的现象的根本原因。阳明心学对克服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由于积弱而受列强的欺凌造成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足，对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的主体性，有巨大的意义；对于被各种变化、各种诱惑和各种困扰撕扯的当代社会的个人，也是一幅定神丸，使人能够不管外界如何纷扰，始终保持内心的良知；对知行割裂，言行不一的倾向，更是一把直截了当的手术刀，切中时弊。其实中国自从近代以来，其文化的主体性就受到挑战。在贺麟看来，近代以来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中国儒家思想家以降，已经形成了一条现代陆王心学的思想主线。这里我们当然还可以加上牟宗三等更加晚近一些的儒学大家。

但用药首先需要确定用的是真药，不能是似是而非的假药。当代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曾经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书名为《谁的理性？何种正义？》。套用他的提法，我们在谈论阳明学时，也需要问一下自己，我们在讲的是“何种阳明学？哪个良知？”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阳明学，而不是作为口号，作为标签的阳明学。一个学问一旦变成显学，尤其是受到官方支持和鼓励的时候，就容易受到热捧，成为谋取名利的手段。把阳明学作空口号用，这本身就是违背阳明精神的，因为阳明学最主要的观念之一就是知行合一。这种标签式的阳明学，恰恰是对阳明学的歪曲，是对阳明学的最大伤害。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良知，而不是对“良知”概念的商业嗅觉，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去忽悠、去夸夸其谈。阳明的良知是去遮蔽以后显现出来的真金，是需要经过扎扎实实的修炼，按照阳明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才能致之的。那种有名无实的“良知”论，恰恰是缺乏良知的表现。

真正的良药也有其恰当的运用方式。医生在看病用药的时候，通常都会考虑到病人的特殊病情，对对症下药，并仔细告知病人药物的服用剂量，服用时的注意事项，比如是不是需要忌口，有没有副作用，等等。尤其是药性比较猛的药，更是需要慎用。中医的辩证施治更是强调根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而调整配方，反对简单机械地用同一个药方对待每一个不同的病人。同样，任何一种理论，也不能当做简单的公式随便套用。儒家学说从来就既讲经也讲权。孔子被称作为“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像王阳明心学那样的理论，其实也是一剂猛药，需要恰当领会，不可乱用误用，否则不仅治不好旧病，反而引发新病，导致新的危险。

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和运用阳明学理论的时候，有深刻的自觉。在学术上需要警惕的方方面面有很多，我这里只想提一下个倾向，即一哄而起的以贬低程朱来抬高陆王的倾向。这个倾向不仅导致了对朱熹的不公正的评价，而且也导致了我们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认识发生偏差。

确实，总体而言程朱主张知先行后，容易走向脱离践行而一味求书本知识的极端。但实际上，程朱并不主张知行分裂。程颐曾说，“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朱熹也反复说，“知行常相须, 如目无足不行, 足无目不见。” “知之愈明, 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讲学固不可无, 须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说, 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 “小立课程, 大作工夫。”“自早至暮, 无非是做工夫时节。”朱熹比阳明更早提出“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他说，“大概圣人做事，如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直是恁地”。朱、王之间既有分歧也有一致和继承关系。不能把分歧夸大。

更重要的是，从功法上说，朱熹的功法是与王阳明的功法是互补的。他们更多的是强调的重点不同。朱熹说性即是理，格物才能明理，但不否认此性也显现在人心当中，格物需要与践行结合。王阳明说心即是理，但不否认心中也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破心中贼也需要在心外的事上磨练才能明理。

王阳明说，“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如果我们承认“利根之人”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属于那“其次”者，那么此话实际上也就是说，能够直从本源上悟入的人是少数。王龙溪那段“君子之学，入悟有三”的话，即“有从言而入者，有从静坐而入者，有从人情事变炼习而入者”，容易给人造成印象，认为只有最后那个途径，即从人情事变炼习而入者，才是对的。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从言而入”和“从静坐而入”都不彻底，需要最后在真实具体的人情事变当中磨练，才能真正成功。好比学开车，从书本上学不够，找僻静无人的空旷处学也不够，只有最终在繁忙的路上磨练，才能最终成为一个优秀驾驶员。但是并不是说另外两个方法就没有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一开始就到车水马龙的繁忙路段上去学开车，是非常危险的。朱熹的意思也是如此：“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逺，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

对于朱熹与王阳明的区别，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从那些研究当中，总结出一个大致的倾向：如牟宗三说朱是横向他律，王是纵向自律；冈田武彦说朱是功夫，王是本体；安靖如说朱是间接发明，王是直接发明；杨儒宾则将朱王与禅宗渐顿相并提，认为朱是渐悟，王是顿悟。朱本人曾经提到过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区别，王本人提到的利根之人与“其次”的区别，都可以作为参照。还可以参照子思在《中庸》里的说法：自明诚（是为教）与自诚明（是为性）的区别。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

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四书集注》）

朱熹在论述中也多次把致知与力行、大学与小学、穷理与居敬、进学与操存、道问学与尊德性作为互补的一体两面。这两者本来就是互补的。当其中一种倾向走向极端而出现偏差的时候，就需要有另一个方面的纠偏。当年王阳明提出他的学说的时候，就是对程朱理学走过了头的纠偏。程朱理学在其受到广泛的接受，尤其是被当作官方意识形态以后，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外在化和碎片化。这与程朱抬高致知、穷理、进学、道问学，强调从万事万物当中去学理、穷理，而不是强调从自己内心当中去发现理，当然有关系，是这个路向走向极端的后果。

王阳明批评程朱说，“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对此倾向，朱熹自己也有反省。他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 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 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 庶几不堕一边耳。” 朱熹同时也批评陆九渊过份强调“尊德性”工夫,“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

朱熹关于知行关系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互发”。当王阳明指出“知先行后”蕴含了知行割裂的危险的时候，他的“知行合一”说是对这个危险的纠正。但其“知行合一”说本身也包含了被误用误解，走向极端的危险。

比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知即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我们一般认为，知是头脑和心理的活动，行是外在的实践。但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头脑里的活动，心理上的倾向，也都是行。此说有其深意，因为确实一个人头脑里的念头对人的生活是有实际影响的，不只是想想而已。王阳明特别强调立志对于成圣的重要性。立志是心理活动，但它也可以说就是修行的行为。孟子也说，“夫志，气之帅也，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佛家也有类似的见解。一个人的因果报应是人的各方面的活动引起的，包括心理活动。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容轻视。这也可以与王阳明的所谓“唯心主义”观点联系起来看。

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董平和郭齐勇等学者都多次明确指出，这不是唯心主义，不是否定心外有花的存在，而是说花的意义通过我们的观念而出现。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观念的重要性。

但是把观念说成行，也有其适用范围。陈来曾经说过，“一念发动即是行”的说法，“只适用于‘去恶’，并不适用于‘为善’”。 在去恶的时候，我们需要严格一些，不要以为脑子里出现一些不好的意念无所谓，只是想想而已。应该认为“一念发动即是行”，就会对自己发生影响，这样就可以严肃认真对待那些念头，而不让它任意发展，侵害心灵。而在为善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严格要求，不能以为“一念发动即是行”，我有个善念就可以了，而是还要落实到外在的实践行为当中去。

但这样的分析还是有问题，因为它只适用于对自己的要求。对己要严，所以一个恶念就应当看作即是行，不能听任其发展，一个善念就不能看作已经行了，而要进一步落实到外在行为上去。但是儒家又认为对人要宽。不能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变成对大众的普遍要求。对大众，需要反过来。举个例子来看，就更清楚。有一句俗语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就是说在论孝的时候，应该主要看心意，不能要求一定有行，不然的话，那些没有经济条件尽孝的人都不能算孝子了。而在论淫的时候，应该主要看行为，不然的话，脑子里一闪念都算淫，那世界上就没有不淫的人了。翻译成知行关系的语言来说，在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孝的时候，有孝心也应该算孝行，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落实到外在行为上。这符合王阳明的“一念发动即是行”。有些人身在“寒门“，经济条件不好，没法侍奉父母，有个孝心，也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论淫的时候，一念发动就不能算做行。否则要求太高，人家多看那漂亮姑娘一眼，你就说他对那姑娘非礼了，那满大街就都是色魔了。这个俗语就是对社会上一般大众的要求而言的。所以总体而言，对于一个人自己的修炼，要严格要求。在论善的时候，应该要求自己除了善心，还要有善行。不能以“一念发动即是行”来自我安慰。否则就是销行为知，没有行了。而在论恶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告诫自己“一念发动即是行”，不能放任自己不正的念头占据心灵。但是对别人，应当宽一些。有善心应当予以肯定，而无恶行就不要揪住不放。从政治的角度看，更是需要特别谨慎，否则“一念发动即是行”的说法容易导向“思想犯”的极端政治。

对于不加区别地运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能造成的问题，王夫之早就提出过警告。王夫之批评王阳明说，“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或若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这是“销行以为知”。相应地，王夫之提出知行应当作出概念上的区分，它们两者各有其功用。“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语言非常严厉，他说，“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说得借口以惑世；盖其旨本诸释氏，于无所可行之中，立一介然之知曰悟，而废天下之实理，实理废则亦无所忌惮而已矣。”这里，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借口以惑世”，显然是不恰当的，对王阳明不公平。但是说王阳明的说法包含了“销行为知”，以知为行的危险，确实是深刻的洞见。走向那个极端，其实是违背王阳明本人的初衷的。阳明本人也把他的知行合一说成是“对病的药”。他说：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唯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唯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这话里说了三种病：一是只懵懵懂懂地“冥行妄作”，需要补充一个“知”以使其行得正。二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需要补充一个“行”以使其知得真。第三种病是把知行分做两件去做，结果两件都做不好，故要说个知行合一。而王夫之指出的是第四种病，是把知行合一以后，把知就当作了行，于是便没有了行，故又需要把知行说成两个，指出其各有功用。

阳明开出的药方，是有针对性的。不知药性而乱服他的那剂药，会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把阳明的药说成包治百病，表面上看是在抬高阳明，实则是对它的最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