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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壮辉 （东北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摘要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对柴窑器的原始描述，分析柴窑瓷器的基本特征，建立柴窑瓷器的具体鉴别标准；与宋代各窑口瓷器进行比较，分析柴窑瓷及窑址存在的可能性，为正确寻找和认定柴窑瓷器提供参考。
关键词 柴窑 柴窑瓷器 柴窑窑址古瓷器 序言 在古陶瓷研究和文物收藏领域，柴窑的传说至今没有物证，即没找到窑址，也没找到柴窑标准器或瓷片。因此，以往发表的各种研究报告对窑址和标准器这两大问题众说纷纭，引发了各种猜测和争执。认定柴窑是否存在，寻找柴窑窑址究竟在何处，取决于对柴窑标准器的认定。只有认定了哪种瓷器是柴窑器，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因素，目标明确地寻找柴窑器和认定窑址，或者认定柴窑仅仅是个传说。 一 关于柴窑的各种记载和传说的甄别 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描述“汝窑花觚”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欧阳修这段描述虽然先提到柴窑，却是说汝窑的。他是在描述汝窑花觚时想起了柴窑，说汝窑和柴窑很相象，当时柴窑已经世上稀有，而汝窑也非常少了。“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是指汝窑设窑汝州，不是指柴窑。现在却有人据此认为柴窑在汝州，不当。 明代曹昭撰写的《格古要论》说：“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格古要论》是中国第一部博物学专著，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等，此书具有权威性。王佐于天顺三年（1459）把《格古要论》增补为十三卷，更名为《新增格古要论》，主要增补为墨迹、古碑法帖及杂考等，对柴窑器的描述同《格古要论》，没有新说。 明代张应文在其《清秘藏》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张应文肯定了前人对柴窑的描述，并根据他所看见的一个柴窑瓷片，印证了‘青如天，明如镜’，但厚度不是‘薄如纸’。仅一瓷片，声音如何当然听不到，也没有底足可供观察。而一个瓷器各部位的厚度不同，柴窑器不可能通体“薄如纸”，其所见瓷片有可能不是原器最薄的部位。不能把“但差厚耳”理解为“薄如纸”的描述不真实而认为柴窑也有胎厚的。另外，“薄如纸”是形容词，指柴窑是薄胎瓷，不能用纸的厚度进行实物对比。五代时期纸究竟多厚我们都不知道，不可能给出“薄如纸”的具体厚度。 明代谢肇淅在《五杂俎》记述：“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柴窑的天青色至此可以定论，其它釉色不能称为柴窑。 此后，文震亨著于崇祯七年(1621)的《长物志》、清乾隆四十三年唐铨衡著《文房肆考》、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景德镇人蓝浦著《景德镇陶录》等，都是重复前人对柴窑器的描述，没有新的发现或新观点。清代以后对柴窑的唯一新说是《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收录的乾隆帝所作四首咏柴窑诗[附1]，说柴窑器“色如海玳瑁”、“ 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意为：宫藏柴窑罕见镜明纸薄者，却都是足土铜口）”、“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显然，乾隆帝收藏的柴窑器特征与前人的描述大不相同，以至于他认为前朝的记载不真实，应该以所见实物为准。 二 对历史记载的分析与评价 根据上述历朝历代关于柴窑器的描述，柴窑器的基本特征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和汝窑很相似。”这是除了乾隆帝的描述以外所有人的共识，可以确认。但是，还有三个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需要澄清。 一是天青色究竟是什么色？应该就是刚下过雨的无云青天色，也就是电脑里蓝天白云景色里的青天色。那为什么不叫天蓝色？有人说：古文里没有蓝色一词，所有蓝色都叫青色，所以天青色就是指天蓝色。但是，《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曾说[附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显然，古代不是没有蓝色一词，说天青色就是天蓝色明显不当。我认为：天青色是透明、纯净而稀薄的兰色，正是雨过天青的颜色。而天蓝色是被白色稀释的淡蓝色，偏灰蓝。天青比天蓝更通透纯净，这是透明釉的特点。 二是“足多粗黄土”怎么理解？这取决于怎么划分句子的词组。多数人认为应该是“足，多粗黄土”，意为柴窑的底足大多是粗黄土，这样划分词组是对的。也有人认为应该是“足多、粗黄土”，意指柴窑是支烧，支钉数量多而且是粗黄土的支钉。这种说法不符合一般语言习惯，古今没有人把支钉称为“足”。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足多、粗、黄土”，意指支钉多且粗大，看上去黄土色，这与前面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语言习惯。“足，多粗黄土”的词组划分没问题，但解释成“底足大多数是粗黄土”却不对了。古文里的“粗”字主要是指疏松、粗糙不精致[附4，5]。所以，“足多粗黄土”的精确含义是：底足大多数是疏松粗糙的黄土色，不是致密光滑的黄土色，也不是真的“粗黄土”（真是粗黄土很容易洗掉，不会存留）。 三是怎么看待乾隆帝对柴窑器的描述？按乾隆的说法，柴窑即不薄也不亮，颜色或黑或黑黄不见天青，铜口土足。这几乎把前人对柴窑的描述全部否决了。 我认为乾隆所收藏的柴窑器不是真正的柴窑，误导了他的判断。他所描述的瓷器特征更接近于宋代官窑或秘色釉器。如果柴窑真如其所述，一定排不到各大名窑之首。从历代收藏记载来看，只有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二十九种。”此后再无官方的柴窑记载，只有民间传说和民间杂书的记载，不可靠。传说明朝权相严嵩父子，借皇帝之名，举全国之力，一生搜罗到十数件柴窑瓷器。这仅仅是传说，无正史记载可考。如果乾隆藏有数件柴窑，其来龙去脉应该有据可查，怎么能来无影去无踪、后来连个碎片都没留下呢？很可能是乾隆之后被人发现那些“柴窑器”并非真正柴窑，所以不了了之。在北宋已经“世所稀有”的柴窑，到了乾隆怎么能突然冒出一批？唯一可能是错把它窑当柴窑。现在有不少人按照乾隆的描述寻找柴窑，结果找到了很多，好象柴窑器并不稀有，这显然是错了。探寻珍稀物品，最忌肆意牵强附会沾边赖。一旦把假的认做真的，见到真的就会认做假的。所以，鉴定文物，只要把真的看成假，或把假的看成真，一错便是真假不分两头全错，后果不堪设想。 三 如何寻找和认定柴窑 从历史记载来看，首先应该肯定柴窑是存在的，不是传说。我们可以按照“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这样的标准去找。 考虑到柴窑的出现距今已过千年，原先的“有细纹”现在可能变成了大开片。大开片了也就不可能“声如磬”（也可能有不开片的仍然声如磬）。所以，有细纹和声如磬不是必要条件。“足多粗黄土”表明，也有少数柴窑器不是疏松粗糙的黄土色底足，因而是否疏松黄土色底足也不是必要条件。加上这些因素，柴窑器的具体鉴别标准是：青如天，象汝窑；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不一定（取决于开片）；多数底足疏松粗糙黄土色（非支烧）。 首先用这个标准筛选古代所有窑口的瓷器。仅仅一个青如天，就淘汰了汝窑之外的所有窑口瓷器，连以往认为接近于柴窑的湖田窑、影青瓷、耀州窑和秘色瓷也都被淘汰。事实上，如果这些窑器真有哪种是柴窑的话，柴窑器也不会如此珍稀。而明如镜、薄如纸、大多数底足疏松粗糙黄土色，把支烧的亚光乳浊釉汝窑瓷也淘汰了。也就是，现在发现的古代所有窑口瓷器都不是柴窑。 有一种不知名窑口的瓷器确实很接近柴窑，就是那种器底写个“柴”字或“柴世宗”的天青色透明釉薄胎瓷器。但是，这种瓷器又确实是仿品，因为后周从公元591年郭威在开封建都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总共才十年。594年郭威传位郭荣，开始烧造柴窑。郭荣本姓柴，是郭威内侄，但过继给郭威为其养子。按照古时旧制，郭荣不可能即位后把自己的姓改回姓柴。不但郭荣没改姓，他的儿子郭宗训也随郭姓[附3]。现在有些文字资料随便乱写，几乎都说郭荣即位后就改回本姓柴，叫柴荣，实在荒唐。世宗这类称号都是后代追加的，没有哪个皇帝在位时就给自己加上这类称号。即如此，怎么可能郭荣的御瓷上面写柴字或柴世宗呢？显然违背逻辑。这种薄胎瓷器中，底部疏松粗糙、无款、垫烧、并且符合其它柴窑特征的，有可能是真正的柴窑器（如图1所示，可与图2所示汝窑器对比）。 图1 天青色柴窑花口觚（基本符合柴窑全部特征的一种薄胎瓷器）
图1和图2明确显示出柴窑天青色和汝窑天蓝色的差别，也显示出明如镜的透明釉和亚光乳浊釉的差别，汝窑器无法混同于柴窑器，只能说相似。图3是器底带柴字款的仿柴窑 器，天青色釉非常接近于真品，但釉面开片没有年代久远自然开片的沧桑感。真柴窑刚烧制出来没有开片或仅有细纹，过了上千年才是图1的样子，而仿品几乎一出炉就是开了片的。仿品采用了玻璃釉，亮度虽然优于汝窑器，但和图1的真品柴窑器比较仍达不到“明如镜”的水平。真柴窑器为了做出薄胎采用了模具成型工艺（否则修胎时容易穿孔），但隐约可见接胎纹；而仿柴窑采用模具注浆成型工艺，没有接胎纹。真柴窑器虽然开片后不再是“声如磬”，但依然声音清脆悦耳；仿柴窑因为注浆成型胎质疏松，所以声音闷哑。这些仿品大多出于河南民间的小仿古陶瓷作坊，胎釉料配方和工艺不可能仿到很高水平，只能仿到形似。确切地说，只能仿出釉色。胎虽然做薄了，但疏松，同样的玻璃釉做到疏松胎料上亮度明显不够，“声如磬”也没有。仿柴窑的火候也控制不住，火大了塌胎，疏松黄土足没了，天青色也没了；火小了还是声音闷哑，也不见明如镜。如果能够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柴窑就复活了。也许，他们看了本文会有所改进，至少再不会写上柴字或柴世宗了，收藏者今后需要仔细辨认。 有没有旧仿柴窑器仿得象的呢？从宋代至民国的所有记载都说柴窑无法仿制。民国时期赵汝珍在《古董辨疑》称：“柴窑真器今日绝不易得。瓷器以秘色为最古，次则为柴窑，而柴窑之特点四，薄如纸为四特点之一，此尽人所知者夫。近代厚如盆之康乾瓷器已极不易得，而谓薄如纸一碰即破之，柴器尚能存至今日乎。后周柴世宗当国甚暂，所烧瓷器原即有限，而佳者尤微，在宋时已极难得。”如所述，康乾瓷器还是“厚如盆”，至民国也没有“薄如纸”的瓷器出现，可以肯定：柴窑无旧仿。现在能找到符合前述标准的柴窑器，不是真品就是新仿。有一类器底写“大周”款的瓷器，可算是旧仿。但没有“薄如纸、明如镜”特征，仅釉色接近。
图4
日本收藏的“柴窑花瓶”（如图4）曾轰动一时。日本藏家认定它是中国五代的柴窑器，并在英国做了仪器鉴定，而中国的鉴藏家提出器型不符等许多质疑，认为它是清代产品，不是五代的柴窑。我认为这件瓷器的釉色和底足符合柴窑特征，但釉面的亮度和胎厚不符合柴窑特征。虽然不能上手近距离详细观察，照片显示的亮度和透度是可信的，达不到“明如镜”；其破损部位采用锔工艺做了修补，而薄胎的瓷器一钻孔就漏了，无法使用锔工艺，可见其胎不算很薄。 至于柴窑窑址究竟在何处，现有汝窑说、北地说、郑州说等。这些说法都源于清末民初，没有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予以证实。我个人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成立，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古窑址也都不是柴窑窑址；寻找柴窑窑址是徒劳的，找不到了。原因如下： （1）古代交通不象现在这般发达，而郭荣在位6年（公元594—560年）南征北战，兼顾烧窑之事只能就近。况且烧窑是否出好瓷，重在窑工技艺和原料，而不在窑场规模大小和造瓷数量多少。古中原地区，窑料遍地。所以，柴窑窑址必在后周都城开封附近。当时开封附近或有烧制民瓷的小窑，郭荣招揽优秀窑工就地烧制御瓷，如此办事符合常理。 （2）后周烧制柴窑不过5年，专造御瓷产量很低，成品率很低，成本很高，窑工开支等费用全靠朝廷供给。赵匡胤登基建立北宋，御窑的经费必然中断，窑工也就各自投奔它处谋生去了，柴窑从此荒废。1000多年前一个仅生产了5年的小窑场的窑址，现在怎么可能找到呢？即使50年前的一个大砖瓦厂荒废了，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能找到原来的窑址。况且，古开封城比现在要小很多，柴窑窑址很可能就在现在的开封城内。1000多年开封城的土地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有可能窑址早已毁坏。开封临黄河，号称“头顶黄河”，历史上无数次被洪水淹没。据考古发现：开封地下3－12米，上下叠摞着6座城池，自下而上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形成开封独有的“城摞城”、“墙摞墙”、“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的奇观。北宋的东京城平均埋藏深度8米左右，除非偶然发现，我们不可能找到柴窑窑址。 关于柴窑与前后其它窑的传承关系，历史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无从论起。纯逻辑上的脉络是：柴窑作为后周御窑，征用了耀州窑、邢窑、定窑等其它窑厂的优秀窑工，创烧了举世无双的柴窑器。到北宋王朝建立，后周的御窑厂荒废，其窑工四散各谋生路，有去汝窑，也有南迁到湖田窑者。因而北宋汝窑的釉色和湖田窑的薄胎与声如磬等，可能与柴窑有关。而湖田窑早期的薄胎、不开片、声如磬技艺，不久便失传，以至到了南宋瓷胎反而变厚了。可见制造象柴窑那样的成品率极低又不实用的瓷器，其高成本非皇家不能供养，故而失传。 四 结论 （1）存留到现在的柴窑器的具体特征是：天青色，象汝窑；透亮釉，明如镜；薄如纸，难均匀；声如磬，不一定；多数底足疏松黄土色，非支烧。 （2）非天青釉或厚胎的瓷器都不属于柴窑瓷器。类似底部书写柴字或柴世宗款的那种薄胎、亮透明釉、天青色瓷器，如果无底款且底足疏松黄土色，有可能是柴窑器。 （3）柴窑器无旧仿，所见此类瓷器不是新仿就是真品。有“大周”底款的天青釉器有旧仿，但胎厚和明亮度与柴窑器相差悬殊，不符合柴窑的基本特征。 （4）柴窑窑址应该在开封附近。寻找柴窑窑址的工作是徒劳的，很可能被洪水或人类活动毁坏。即使仍存在，也只可能偶然发现。
《咏柴窑碗》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咏柴窑碗》 “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 《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信久哉。” 《咏柴窑如意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附2：《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节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附3：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三九八页：“周世宗死，子郭宗训年七岁，继帝位（周恭帝）。” 附4：《辞海》（合订本），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中华书局再版第1025页。 附5：《辞源》，1915年10月初版，1992年商务印书馆第七次印刷，第23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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