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讲完春秋战国，那进入秦汉帝国阶段了。 导语：秦汉帝国，始于秦始皇，终于汉武帝 相比于世界史上的诸多征服者，秦始皇嬴政的征服战争丝毫不见逊色，而相比于那些至多只能在文化层面留下隐约认同感的“世界征服者”，他给中华民族所留下的财富则更显珍贵。 尤其是——华夏民族共同意识的建立。秦始皇一统前的中华大地，应该说更像是一些具有相似文化习俗，使用相似（但各有差异）文字的民系之总和，在中华古代典籍里，往往也会指称“秦人”、“齐人”、“宋人”、“郑人”、“楚人”等等，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需要的是一些基本生活要素的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自然就是最直观的东西。秦始皇不仅仅从领土上完成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第一次统一，而且建立起了一种民族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也令中华得以在未来的两千年里，即便在四分五裂的大势下，都始终有一种谋求统一的向心力。 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开启中国特色的皇权政治，从此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 对比一下某个同为文明古国的国家就一目了然，这个“国家”迄今为止还多种文字书写体系并行，连国民之间的通用交流语言都不存在，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都只能依靠一种外国语言才能相互交流沟通。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比之波斯诸王、马其顿雄主亚历山大、南亚次大陆的征服者阿育王、罗马帝国凯撒，屋大维这些西方叙事体系下的伟大世界征服者，都做得更加优秀，其意义也更加深远。 自秦以降，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夏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始皇所创设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始于秦始皇，终于汉武帝。 一、秦始皇的千古雄心 秦始皇一生灭六国、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其制度的开创性，其疆土的开拓性，旷古烁今，不愧为雄才伟略，充满想象力，堪称“千古一帝”。 严格说来，到秦朝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的中央政府。 秦以前之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到了秦朝，中央方面才有一个像样的统一政府，而所辖的各个地方不再是封建性质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划了。 当然，这种政体并非仅秦始皇一人独家设计的，而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尝试成功后，又相互模仿的结果，这才出现了秦帝国所承袭或所沉淀的“国家形态”。 那么，秦始皇是如何实现中央对地方有效驾御，或者说是如何构建帝国体系的呢？ 就是用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 其实皇帝制度本身也是中国官僚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官僚制度的建立就是用来加强皇权，实现一人统御宇内的目的。 官僚制度好比大厦的大梁，支撑着整个帝国的运转。没有官僚制度就没有帝国之大厦，而帝国在秦汉以降能够保持中央集权这一基本结构，也离不开官僚制度的托举。 在这种官僚制度的框架之下，文书行政是其主要形式；交通网络是其施政条件；郡县制是其内部层级化的基础；律令制是其执政的准则。在官僚制度的大梁周围，环绕着这些具体因素，保证了帝国之大厦的稳定，从而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治理目标。 官僚制度重心落在置官、选官等人事安排上，在中央搞“三公九卿制”，而在地方搞“郡县制”，官员不再是“世卿世禄”的世官制，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搞授权的流官制了。 这种官僚制度，让所有官员乃至全天下都围着皇帝一人而转。那么如何让地围着中央转呢？当然是由中央的皇帝派官员下去了。 有秦一代，官员的人力资源如何解决？一般由军功、保举、客卿、吏道、通法、征士六种方式产生。郡县制下的地方官长官，比如郡守——边地一般由立军功的武将担任，重武功；而内陆一般由郎官担任，重文治。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保证“权出于皇帝”。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官员就是中央政府或者皇权的“代理人”。 特别内陆郡县安排郎官担任，说明文官制度已初步成型。郎官们本身是皇帝的侍从官，产生方式可以保举、客卿等形式，然后到皇帝身边接受锻炼，慢慢能知吏道、通文法。 经过如此安排，皇帝如同人体的大脑，而各级官僚又如同身体各个器官，负责收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温觉、痛觉等，通过神经传去大脑并加以整合，最后统摄全局。 那么神经系统是什么？就是“文书行政”和“交通网络”了。 文书行政并非始于秦朝，但秦始皇加以强化却是事实。虽说秦始皇谈不上爱民，但勤政自专却是有目共睹。据为他求不死仙药的方士所言，“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按照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教授的统计，秦始皇每天要阅读三十余万字的公文，颇为惊人，更何况那时还是竹简，那是要几个壮汉把竹简抬进去的。 文书行政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大家从此不用跑到皇帝面前进行口头汇报了，用统一的行政文书转化有效信息呈给皇帝御览就行了。而郡县制之下地方长官正是通过文书把消息传递给皇帝。由于信息量太大，皇帝便将公文处理一部分授权给丞相处理，当然丞相只是皇帝的“代办员”。 要保证文书行政的高效、有效，就有要便捷的交通网络设置。 秦朝在这方面在历朝历代算是做得最极致了。 这就不得不要提及马的作用。众所周知，秦国先祖在渭水之地为周王室养马，精心牧养，繁殖甚多；“秦”字本意实为马草之意。因此，秦在未统一中国之前，就十分重视“马政”，或者说，秦制是“马政”与“人政”合二为一的。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这种思想秦始皇尤为强烈，秦始皇名下据说有七大名马，分别为：追风、白兔、蹑景、追电、飞翩、铜爵、晨凫，其中追风最酷、最帅、最能跑，是秦始皇的最爱。 当然，最直白历史证据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了。 因此，有秦朝一代在边郡地区大力发展官营马场，同时也在内陆大建官马厩。同时，秦朝颁布《厩苑律》“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意思是盗马的人处死，盗牛的人判枷刑，可见对马的重视。 秦朝骑兵天下闻名，对匈奴的击打能呈碾压之势，离不开它的视为军事建设根本的养马业。 单单有马还不行，还需要让马跑起来的马路。 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陆续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 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 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树一株。中间为皇帝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一般人不得行走。 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交流发展。 这简直就是交通的现代化，秦始皇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 在保证道路通畅的情况下，并规定“车同轨”，这样一来，不仅保证政令的畅通，使得地方的消息如同神经末梢般以第一时间中央这个政治中枢去。 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叛乱的话，帝国的军队就可以火速前往镇压。 正是对马政和驿道的重视，加上帝国无比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因此，秦帝国很有底气去对付草原游牧民族——匈奴，当然也是底气去南征百越了。 秦始皇的武功震古烁今，但实际上他的文治才是最具备核心力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及行同伦，为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提供了数字化基础和共同文化心理基因。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才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之中国”。 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统一，那么中国各地区就等同欧洲的小国，一个个分裂独立。可以说，是秦始皇让“中国”这一概念成为事实，或者说，他是把中国从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变成了国家概念，强化成了一个真正多民族的国家。 秦始皇自以为设计好这一切，他的帝业就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然而秦始皇精心构筑起来的政体，虽然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急速奔去，但很不幸的是，秦二世而亡。 因此，刚刚脱胎落地的“大一统”，在秦末就戛然而止——夭折了。 秦始皇缔造的政体，是否适应时代的潮流呢？说它二世而亡，这是最直观的现实，但毕竟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帝国。 这个秦帝国虽然短暂，但无疑光芒四射，已成为伟大的先例。之前可能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建立起“邦国式”的政体，而自秦以降，秦始皇的后继者们则“祖述祖龙，宪章秦制”了，无不梦想建立像秦始皇帝一样的功业。 那么，到底由谁来继承秦始皇奠定的千古帝业呢？ 秦末诸雄，逐鹿中原，实际上正是秦始皇吞并六国的再次上演。也就是说六国残余势力的存量尚未消耗殆尽。 大浪淘沙，剩者为王，最终产生刘邦和项羽两位角逐者。 他们都知道秦始皇与周天子有本质的不同，他大权在握，口含天宪，生杀予夺。如果他们的梦想不想做秦始皇一样的男人，那么脑子一定有病！ 当然，谁最接近秦始皇的梦想，谁就越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胜出者。最终那个看到秦始皇感叹“嗟夫，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刘邦建立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遗产。 但接盘的刘邦，面临着政体构建的困局，他知道秦朝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二世而亡也是最大的事实。 因此，刘邦及其继承者都在寻找原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显然这个事不是刘邦能做的。 刘邦能做什么？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年龄问题。 汉高祖刘邦比秦始皇年轻3岁，而刘邦的助手萧何比秦始皇年轻2岁。当秦始皇嘎嘣脆时，刘邦已经47岁了；等到刘邦面朝南坐上龙椅时，自己都已经55岁，而萧何都56岁。再说了皇帝刘邦是秦朝的亭长，宰相萧何是秦朝的主吏掾，其实早就对秦朝制度耳濡目染了，习惯才是最大的惰性，他们还有多少心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了，也只有汉袭秦制。 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这个“路线之争”，刘邦的办法很务实，就是搁置争议，一半对一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施若干年后再回头看效果呗。 因此，“半封建半郡县”的政体出现在了汉朝的初期。 也就是说，汉初的统治者不搞激进的社会变革，想走渐进之路，慢慢靠近秦始皇设计的帝国模式。 历史证明“封建模式”已不再符合历史潮流，甚至已成为祸乱的帝国的最重要的因素。 当封建制成祸乱之源后，就不能再搞“萧规曹随”了。搞削藩的事已提到议事日程，而这事又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做这种事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的，但必须要有人去做的。 贾谊、晁错等人明显没等到时候，只能当作政治牺牲品。 确实是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有汉一代，经历60多年的休养生息，终于恢复了元气，是该做些事的时候了。 汉武帝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 汉武帝完全接受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体制构架，并且继承了秦始皇未竟的事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统”的构建：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全面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采用董仲舒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对文化的控制；任用桑弘羊财政改革，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加强对经济的管控…… 如此种种，终于完成了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帝国的构建，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在此时正式形成，启千秋之伟业。 同时，以乾纲独断的气势完成了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对外政策的转变，让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中华民族漂移转弯，旋即加速，通过对匈奴血拼式的打击，彻底将匈奴威胁消除，大大开拓了华夏文明的生存空间。 “大一统”政体在汉武帝手中得到了空前也是最全面的加强。 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中央帝国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那么汉武帝则完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 汉武帝是如此完成精神文化层面的“大一统”？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从此儒学开始“国教化”。 儒学“国教化”就是礼仪祭祀、政治制度、立身行事、两国交聘等方面都以儒家学说的相关内容为准则，实践儒家经义，并将之条理化、秩序化和道德化。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儒家学说在政坛与社会均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并日渐成为公认的真理。西汉末年，王莽作为儒学国教化的关键人物，基本完成了将儒家学说落实为国家制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步骤，此后的东汉，就是在王莽已完成的蓝图上修补调适。 汉武帝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秦始皇至刚的“法家治国”外表，裹上了一层儒家理论。从此，“儒表法内”的政治体制贯穿两千多年。在国家律法和民众之间，有一个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润滑剂，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秦始皇时期对国家缺乏认同感的大问题。 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不但在法理上维护中央集权、国家利益，而且在思想层面也完成了统一，整个社会不再像秦朝那里——只是被打服的，其实是口服心不服，只要一有机会，就来砸场子。 也就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华文明的主干“大一统”思想牢牢贯彻到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里，无论是统治者、造反者、野心家、士大夫，一律是以维护华夏一统天下为荣，背君叛主分离国家为耻。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华民族从秦始皇开始，战争不断，两千多年里战乱有一千二百多年，但没有碎裂成欧洲那样一个一个小的城邦国家，汉武帝功不可没。 所谓古典华夏帝国，试验于商鞅，成型于秦始皇，集大成于汉武帝，基本模子已经打好了，后世再如何了不起的帝王，也不过是在这个秦始皇开始画、汉武帝完工的圈子里折腾打转。也这就是说，两千之中国一直生活在两位雄主留给这个帝国的阴影里。 秦始皇奠定了“中国之中国”，而汉武帝则开启了“亚洲之中国”的序幕。 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从此之中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他们的高度就是秦汉的高度。 (未完，下篇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