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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以来，吴越地区市镇兴起，经济繁荣，商贾细民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当生计不成问题时，受传统的尊生重死意识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寿序、墓铭等文化产品的消费产生需求。与此同时，文士也已从“义利之辨”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为了谋利、治生，他们纷纷代人撰文。两者相互作用，从而促成了民间浓厚的尚文风气。这种风气的兴盛，揭示了先前贵族式的行状、墓志铭等在晚明已经遍布市井里巷，日趋平民化；而文士以文治生，其行为及相应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商业色彩。 [关键词]晚明；吴越地区；民间；尚文风气 [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９４－０７ 周榆华（１９７０―），男，江西萍乡人，中山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４级博士生。(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自南宋起，因为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迁都等原因，江南地区的文化空前繁荣，不仅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化荟萃于此，民间文艺诸如说话、南戏等通俗文学也普遍兴盛起来。明中叶以来，经过前期的休养生息，江南经济不但得以恢复且比以前更加繁盛，最引人注目的是市镇商品经济壮大，投身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人数迅速增加，换言之，即市民手中掌握着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经济的发展，自然会促进文化消费，这时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与宋元时相比，出现了较大变化，即除了对小说、戏曲等娱乐性质的通俗文艺的需求外，他们对实用性较强而此前主要为公卿士大夫所拥有的寿序墓铭也有强烈的消费欲望。 这一文化风尚的出现，颇耐人思考，下面试从吴越地区说起。之所以选择吴越地区，因为那里城镇集中，文化积淀深厚，民间尚文风气兴盛，便于论述。 一、市民财阜与文化需求 明中叶以来，江南各地市镇兴起，经济繁荣，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能更形象地认识这一点，此处不厌赘烦，以吴中震泽县部分村镇在嘉靖前后的变化为例，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旨在借一斑窥全豹，清代乾隆年间的《震泽县志》卷四记载： 震泽镇在十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枫桥目之。 双杨市在十一都。在县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市，民至三百余家，货物略多，始自成市。 严墓市在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进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 擅丘市在十八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俱备。 梅堰市在十九都。去县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盛泽镇在二十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自隆庆迄今（干隆）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吴江县市自县治达于四门内外。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俱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八斥市在三都。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村市在二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有前后二村。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１] 仅一县之内，就有如此多人口集中、商业兴盛的城镇，那么吴越地区其他各地的情形，据推测亦可知其大概。有学者经研究统计认为，江南地区的市镇特别多，它们密如繁星，不可计数，其中吴越一带著名的有苏南木渎镇、吴县周庄镇、常熟县练塘市、昆山县��直镇、吴江县同里镇、嘉定县南翔镇、浙江桐乡县皂林市、德清县塘 ��镇、平湖县乍浦镇、乌程县南浔镇、石门县石门镇、归安县乌镇等十多个。 吴越地区的这些市镇都是大大小小的商品集散地。这里百货并集，商贾辐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居于此的不仅有本地的商贾细民，还有其他地区的商贾，譬如盛誉一时的徽商，称之为徽商，并不是因其行商坐贾于徽地，而是其户籍在徽地，因为“徽之山大抵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所以经商的人特别多。征商挟资在外经营，获利甚厚却很少回乡，使徽地“冒富厚之名，而鲜富厚之实”，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卷二在介绍该地的风俗时，还特意加注说明此情况：“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之名，不惟贫民，并官于此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３]商贾为何久滞他乡不归？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徽地山多田少，难以谋生，而苏松等地经济发达，较易牟利；二是徭役繁重，难以存活。徽人是被迫弃离家乡，而不是乐于迁移，清人洪玉图在其《歙问》中，通过主客问答形式对此作了阐述：“客曰：‘……吾见商有世业于外者，岂谓今日始然乎！’对曰：‘人亦安有轻去其乡者哉，大抵今之流寓者，实有以驱之也。昔之商或身于外者，今并挈其妻子而去矣；昔之商或几岁一归者，今并弃其邱墓而往矣；向使无有驱之者，亦何为而甘播迁乎？硕鼠之什可伤也。’”[４]这里，尽管主人的回答明显是针对官府赋役过重而发，但从中我们却可以获得微商确实有移居异乡的事实。归有光为成山指挥使李君作的墓志铭中，也提到许多徽商定居嘉定南翔之事：“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贾，（李）君遂居焉。亦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还歙。然卒以嘉定为其家。”[５]入居吴越市镇的商贾自然不止徽州一地，还有其它地方的商贾，这从各地方志和吴越文人文集中相关的墓文碑志也可以得到证实，如万历年间的扬州城，当时“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州）最，关中（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大都士较沮洳五之一，田��较贾十之一，士著较游寓二十之一。”[６]但这些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兹不具论。 市镇的兴起，外地商贾的融入，无疑将增加吴越商贾的人数，与此同时，由于经商较农耕工造更易获厚利，也会激发更多的人加入到商贾行列中来，前引《扬州府志》所言“田��较贾十之一”，可见商贾之多。商贾人多，经济状况怎么样呢？我们看万历年间张瀚的概述：“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７]而在松江布市上，“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８]富商巨贾资财如此雄厚，那么作为一般的商贾细民，手中钱财即便不多，养生送死大约还是不成问题。 商贾细民有了钱财，除了追求声色犬马享受外，当然还会有文化消费上的需求，这涉及到市井文化（也可称之为通俗文化）问题。学者谈到这一问题时，多重在探讨市民阶层对小说、戏曲等文艺样式的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而几乎未注意到细民商贾对墓表行状、寿序题扇之类先前几乎为文人士大夫所垄断的文艺样式的消费需要，且因此而起到的促进作用。商贾细民是否有此需求呢？吴中唐顺之给王遵岩的回信中，说到这一问题：“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９]嘉靖年间的张嘉孚也说过：“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道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片志文。”[１０]太仓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又载道：“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１１]仕者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举世同然，可见这是一种世风，而且也传到了屠沽细人以及江南铜臭之家。陆容说此话时尚在成化、弘治年间，当时世风淳厚，未如隆、万时的浇薄，所以见商贾携贽向文人士大夫求索诗文，多少还有点鄙视的意味。但嘉靖以来，世风大变，情形是否还这样呢？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即商贾或细民出资乞请文士写诗文，文人士大夫是否会不为所动呢？ 文士与商贾及“生但有余钱”的屠沽细民之间的交往，因为各有所需，又相互能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这种交往能长期存在以致形成一种风气，这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吴越地区显得更为突出。文士与商贾交游，显然主要在于图利；商贾结交文士，一则欲借其播扬名声，化俗商成雅士，甚至有利于生意，二则为建立一定情谊，以便自己寿辰或殁后能得几篇序铭；屠沽细民的目的更直接，就是希望花钱能买到文士的寿序墓铭。而晚明世风与士风的变化，使文人从“义利之辨”的观念中走出来，再加上本身贫困等原因，他们不仅为商贾、细民代撰诗文，还公然出卖诗文，这在明以前是少有的。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相互作用，晚明吴越地区民间才出现了浓厚的尚文风气，这在文学史上当是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三、墓铭寿序大盛及其利弊 商贾细民向文人和士大夫请求诗文，主要为寿序、哀祭文、行状和墓碑文，这也与市民通常表现出的尊生重死的心理意识一致。 寿序是用来庆贺寿辰的序文，吴越地区人过中年后，有逢十祝寿的习俗，归有光在介绍这一地方风俗时说：“吾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自五十以往始为寿。每岁之生辰而行事，其于及旬也则以为大事，亲朋相戒毕至庆贺。玉帛交错，献酬燕会之盛，若其礼然者，不能者以为耻。富贵之家往往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称道其盛。”[５]（Ｐ２８２）清人方苞也说“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３０]民间生辰宴会上的寿序多是受人托请而写，充满溢美、应酬性的话语，这可从徐渭、陈继儒等人撰写的寿文中看出来，这里不细论。下面重点论析行状、墓表、墓碑文等。 哀祭文、行状、墓表、墓志铭等文体样式，主要是亲属用来纪念丧者、表达哀情，或者向朝廷请求谥号、为丧者旌功立传。撰写这类文章，要求丧者须有功行可纪，或撰文者与丧者交情深厚，义不可推卸，而且撰文者往往也不是为了图取钱财，在唐宋这是一种风气，为士大夫们所称赞。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了类似的几件事，其文为： ……（唐）穆宗诏萧撰成德王士真碑，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余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因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就归微之。”柳��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３１] 萧��、苏东坡等不轻易为人撰铭，是因为要求被撰写的对象有德行可纪，白居易、曾子开替友人作铭，是因为朋友之间情意深挚。唐宋文人坚守这些规则，撰文者又往往才盛文美，所以留下了不少文事相称、情真动人的墓铭与祭文。但是必须看到，这时期的墓碑文主要是替文臣武将、高士名流撰写，或者由于情义所驱，给自己的亲友撰写，几乎很少会下移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这种作风，在明代前期依然存在。焦�f在《玉堂丛语》中，记载了成化朝名臣丘��的事：“丘��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同书卷四，又记载了吴希贤的一件小事：“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为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３２]如果“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丘��也“不与”，吴希贤“预修英庙实录”，不以财贿而虚美贵家大姓，都是唐宋遗风的表现。 但是，如上文所析，明代世风在弘治、正德年间已经在变化，少数人重义轻利、凛守气节，却无法改变趋利、谋利的士风，吴人黄省曾概述嘉靖年间的士风时，说“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３３]文人士大夫趋利，商贾细民以贽求文，两相汇合，最终促成了民间浓厚的尚文风气，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载： 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１１]（Ｐ１８９） 士大夫、江南铜臭之家“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人人务为此举”，市井小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前引陈昂为人佣作诗文，“其巷中人，有小小庆吊，持百钱斗米与之，辄随所求以应。”周伯器往来吴中，以文自卖，“平生所作，盖将千篇，开卷视之，自初至终，非堂记则墓铭耳。甚至有庆寿哀挽之作，亦纵横其间”。权贵富商求乞的对象，自然多为才士名流，而屠沽细民，则多是像陈昂、周伯器一类的无名文人了。才士名流与无名文人，不管是为了沽名还是为了谋利，他们合在一起，为晚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撰写了大量的墓碑文，数量之多，是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同是才士名家，１９９１年中国书店影印的《韩昌黎全集》，从卷二十二至卷三十五为哀辞、祭文和碑志，其中除纪功的石碑、庙碑外，以人为撰写对象的文章共１００篇；苏东坡撰的墓铭，宋人洪迈说一共是７篇；四库全书本《��州四部稿》从卷八十六至卷一百零五为墓志铭、墓表、诔、行状和祭文等，有１４９篇，在《��州四部续稿》另有２４２篇，几近韩文的四倍，又有寿序７７篇；在松江主要靠佃文谋生的名士陈继儒，其《白石樵真稿》中卷八为祭文，有５４篇，卷六卷七是寿序，有２８篇。当然，在此只能简单地列举，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所有文人文集中的行状、墓志铭数量去作统计，但只要打开晚明文人的集子，没有一本不会有数篇乃至数十篇多少不等的庆寿哀挽之作。留传至今日的尚有如此之多，那么完全可以推测，当时明人撰写祭文、墓铭等当有多盛！这些篇什，在艺术质量上也许赶不上唐宋文人的同类作品，但它们记录了当时大量知名与不知名人物的生平事迹，这为后人了解或研究吴越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明人的思想面貌，提供了许多正史所不能替代的材料，其作用不可估量；在文学史上，民间尚文风气及相应篇章的出现，则表明了先前贵族式的寿序、墓铭，此时已经平民化，遍布市井里巷。 上面刚谈过，唐宋文人撰写墓铭主要遵循情与义的原则，明代文人却重在图利，内驱力不一样，致使撰文时的态度以及撰写出来的文章也就有差异。唐宋文人态度严肃认真，后人基本上没什么异议，而晚明文人借此谋利治生，若过于敷衍、草率，肯定不会受人乞请，所以大多数撰文者很认真，也很辛苦。譬如，自幼随父迁居永嘉的何白，在与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自己为人撰文的艰辛： 不肖自淝水归，偃息衡庐，日苦里中属以笔札之役，称尔愆期，则呵让随之。复有代作声律笺记以干时者，乃于想象佞容，仿佛媚骨，拂情亏质，心目为碎，芜秽日甚，而本根尽拔矣。[３４] 顾章志为昆山人俞仲蔚写的墓志铭中，也交待了俞的辛劳： 乞诗索书者肩摩踵接，君一一应之，不以贵贱贫富有间，挥毫构思，率以昏夜。能于烛下蝇头细书，了无错误，往往夜分乃罢，然以此耗神损血，遘一疾不起矣。[３５] 何、俞二人竭尽心思替人代笔辛苦之情状，确实让人感动；同时，也可见出当时乞索诗书的人之多。 此外，文士既然是替人作文，难免会与被撰对象不熟悉，有时会写出一些人、文不合甚至分离的谀墓篇章，而且也有文士只是为求利，根本不顾实际情形，对前来乞索者敷衍了事。这些，必然会对晚明的墓碑文产生负面影响，试看《菽园杂记》中的相关记载： ……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１１]（Ｐ１８９） 无论是“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还是“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的作风，都与唐宋或明前期的撰文者大相径庭，也与行状墓铭等文体的最初用途和求文者的本意相偏离。但由于尚文风气浓厚，求索诗文的人太多，文士尤其是一些不重操守的文士在应付不过来时，为了使来者不空手而归，也为了自己不损失获得赀财的机会，采取“漫尔应之”或“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的态度，大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此种现象的出现，折射出了晚明文人代笔行为的商业性质，也使撰写出来的墓碑文染上了一层商品色彩，这对于传统的立言不朽的价值观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当然，这是另一个论题了。 [参考文献] [１](清)．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Ａ]．谢国祯选编．牛建强等校勘．明代社会经济史料编(下册)[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３－４４． [２]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８１． [３](清)徽州府志・卷二・风俗[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Ｃ]．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５．１８－１９． [４]洪玉图．歙问[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Ｃ]．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５．１９－２０． [５]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八・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５７． [６](明)扬州府志・卷一[Ａ]．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８２． [７]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８５． [８]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５７－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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