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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时期的碑志楷书，可谓“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但作手绝不是主观故意地“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它们出自北魏境内各地的不同书手、刻手，当然形貌各异，即使一人所书，刻工或精或粗，也会生出异态。康有为好用主观的审美遐想追认北魏书作的胜处,意在宣扬北魏书法，鼓动变革，如果把康氏的审美评判视为北魏书法的真相、就失之千里了。 当时揩书依然是“字有定法”,而且有精美与草率之分新妍与古拙之别。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既精美又新妍的楷书体态,在洛阳一带大量出土的北魏宗室元氏墓志中屡屡见到，不胜枚举，著名者有:《元桢墓志》(496年)、《元简墓志》(499年)《元羽墓志》》(501年)、《元思墓志》(507)、《元嵩墓志》(507)、(元详墓志》(508)《元铨墓志》(512)、《元显隽墓志》(513)、《元演墓志》(513)、《元珍墓志》(514)、《元怀墓志》(517)、《元晖墓志》(519)、《元孟辉墓志》(520)、《元倪墓志》(523)、《元秀墓志》(523)、《元崇业墓志》(524)。 《元桢墓志》(496年) ▼ 《元简墓志》(499年) ▼ 《元羽墓志》》(501年) ▼ 《元思墓志》(507) ▼ 《元嵩墓志》(507) ▼ 《元铨墓志》(512) ▼ 《元显隽墓志》(513) ▼ 《元演墓志》(513) ▼ 《元珍墓志》(514) ▼ 《元怀墓志》(517) ▼ 《元晖墓志》(519) ▼
《元孟辉墓志》(520) ▼
《元倪墓志》(523) ▼
《元秀墓志》(523) ▼
《元崇业墓志》(524) ▼
北魏君王嫔妃妻室墓志和出嫁汉人士族的元氏妇女的墓志上，也是采用这类楷书书刻。皇族宗室墓志是郑重之作，石质优良，刻工的刀法精湛,转笔的柔韵，折笔的峻峭，都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来了。书丹者必是当时的胜手。 这类楷书的特点是: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欹斜之态十分明显；撇笔和捺笔写得开张，收笔平挑；竖钩不再平挑而是上挑“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洛阳地区刻工比较精良的造像记如《牛橛造像记》(495)、《始平公造像记》(498,图12-4.2)、《孙秋生造像记》(502)、《刘根造像记》(524),也是采用的这类楷书。 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 北魏后期，传习洛阳体楷法已经蔚然成风，各地的碑志、造像记上的楷书，都与元氏墓志的楷书同调。如山东出土的《羊祉墓志》(516)、(高辉太夫人墓志》(519)、《高道悦墓志》 (519)、《傅竖眼墓志》(534)、《贾思伯碑》(519)、《张猛龙碑》(522)、《马鸣寺根法师碑》(523);河北出土的《刁遵幕志》(517)、《崔敬邕墓志》(517)、山西大同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记》(502)、《封和突墓志》(504)、《元淑墓志)(508);辽宁出土的《元景造像记》(499);陕西出土的《刘玉墓志)(527)。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表明这种体式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 《高道悦墓志》 (519) ▼
《贾思伯碑》(519) ▼
《马鸣寺根法师碑》(523) ▼
《刁遵幕志》(517) ▼
《崔敬邕墓志》(517) ▼
《比丘尼昙媚造像记》(502) ▼
《封和突墓志》(504) ▼
《元景造像记》(499) ▼
《刘玉墓志)(527) ▼
更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洛阳体也见于当时的写经，我们在敦煌遗书中看到的北魏后期的经卷，书写精良者，几乎都是采用洛阳体抄写。我们还看到当时基层民间的《姬伯度砖铭》(523)也采用洛阳体，可见格阳体不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字”，即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样字”。 斜划紧结的洛阳体书迹还残留着隶意，最明显的痕迹是竖钩的平挑，撇笔和捺笔左右分张,字势大多横张，《元新成妃李氏墓志》(517)结构的宽展，《元腾墓志》(519)结字的平势，《司马昞墓志》(520)的疏朗平扁,最为典型。 《元腾墓志》 ▼
“洛阳体”家族中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 洛阳地区出土者《元绪墓志》(507)结字修长,有左倾之势;《元详墓志》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保洛墓志》(511)不作方头厚笔,有流动的笔意；《元怀墓志》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博疏秀，显得静穆；《元祐墓志》(519)的结体化解了豪纵欹侧，娴静秀整，接近南朝的楷书风范;《孟敬训墓志》(514)结字紧侧，呈纵势;《李超墓志》(525)峻美而饶有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强。 再看河北、山东、陕西地区的“洛阳体”书迹，《郑文公碑》(511)笔圆体方，含蓄稳重;《刁遵墓志》笔力内含，圆融得颇有柔情;《崔敬邕墓志》笔画挺劲，结体之势,斜耸而周正;《贾思伯碑》和《张猛龙碑》笔画如长枪大戟,天骨开张；《马鸣寺根法师碑》却是生旷不整。这些都是前人笔体的差别，后人则看作是不同的“风格”了。而《皇甫驎墓志》(515)的书刻者用隶书的波挑装饰楷书，《鞠彦雲墓志》(523)的作者是采用“平划横结”,似乎有意仿古，表示庄严的架势。 如果把北魏洛阳时期的楷书置于公元6世纪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有两个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是洛阳体的出现，表明北魏楷书受到南朝新书风的影响，走上了弃旧图新之路，过去的书论家把“王褒人关”事件作为“南风北渐”的开端，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洛阳体就是证据。 第二是北魏后期正体楷书中的平正一派，把它和东魏、北齐通行的楷书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这类楷式在东魏以后渐渐成为楷体的“多数派”,终于在公元6世纪后期的隋朝居于主导地位。 这就是公元6世纪北方楷书演变发展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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