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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有一段很重口味的对话。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 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 东郭子：“不行，你得指出一个具体的地方。” 庄子：“道在蝼蚁里。” 东郭子：“怎么这么卑下呢？” 庄子：“在稊稗（杂草）里。“ 东郭子：“怎么更卑下了呢？” 庄子：“在瓦甓（砖瓦）里。” 东郭子：怎么越来越卑下了呢？“ 庄子：“道在屎溺（大小便）里。” 如果熟知庄子的思想，就知道“道在屎溺”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因为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在每一样事物里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道的统御下平等地存在着，没有实质差别，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假如“道不在屎溺”，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庄子为什么要说“道在屎溺”呢？中国的学者们很少会讨论纯思辨的问题，他们的学说总有现实意义。而庄子说：“道在屎溺”，实在是用心良苦，这与庄子所处的时代有关。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乱世，周天子丧失了他的权威，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而且庄子生活中战国中期，比春秋时代更加混乱，战争更加血腥残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一场战争打完，很可能有几万、几十万人遭到屠杀，成为累累白骨。为了打赢战争，很多国君不顾农时，抽调百姓去服徭役、服兵役，结果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哪怕在有为之君的统治下，百姓仍然吃不饱肚子，如果摊上一个荒淫无度的君主，肆意压榨百姓的膏脂，那就更加悲惨了。 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为了增强实力，打赢战争，都在积极招揽人才，变法革新，以求富国强兵。士人们有了用武之地，积极地游走于各诸侯之间，一旦得到重用，立刻飞黄腾达，显赫一时。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处于极度的危险中，地位岌岌可危。因为他们推动变法，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很可能遭到反扑。秦国商鞅、楚国吴起，虽然都大有作为，但却在重用他们的国君死后遭到了报复，身首异处。特别是商鞅的结局很惨，被处以五牛分尸的酷刑。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统治者有用的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士人，都会被这个时代无情的吞噬。如果想保存自己，就要做一个无用之人，避世隐居。 但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王权不断集中，隐士们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压缩。如果你想做一个无用的隐士，反而可能因为无用而被杀，因为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们无法容忍那些不为自己所用之人。例如《战国策·齐策》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齐国派使臣出使赵国，赵太后接见齐国使臣时问道：“你们国家的於陵子仲还没死吗？这个人上臣服于国君，下不治理他的家，也不结交诸侯，这是没有用的人，为什么你们还不把他杀掉呢？” 於陵子仲是战国时著名的隐士，以品行高洁著称，不愿出仕为官。赵太后却因为他无用，想要杀掉他。这并非偶然现象，当时的荀子认为在天子的治理下不应该存在隐士，韩非子认为应该驱逐一切无用之人！ 所以在战国时代，隐士们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逍遥自在，他们随时可能陷入死亡的陷阱。《庄子》一书中的隐士们经常会得怪病、重病，而且在得病时还能保持着乐天知命的态度。其实这正是庄子对隐士们险恶处境的隐喻，而且这些隐士在险恶的处境中选择了认命。 不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隐居避世，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到底怎样才能在乱世保全生命呢？《庄子·山木》中说了一个关于“无用”与“有用”的小故事： 这天庄子和学生们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他们看到道旁有一颗大树，枝叶茂盛。伐木人拿着工具停在树旁，却不砍这棵树。庄子问这个伐木人：“你为什么不看它呀？”伐木人说：“这棵树不成材，没有用，我干嘛要废力气去砍它？”庄子回头对学生们说：“这棵树没有用，所以才能够安享天年啊。” 下了山后，庄子带着学生们来到了朋友家中。朋友见了庄子一行人很高兴，叫人杀一只鹅招待庄子。下人问：“有一只鹅会叫，有一只不会叫，杀哪只呢？”朋友说：“就杀那只不会叫的鹅，它没用。” 庄子的学生听了朋友的话，若有所思。第二天，学生问庄子：“老师，昨天的树因为没有用能够安享天年，可是主人家的鹅却因为没有用被杀掉了。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 这个故事比喻的正是战国的乱世：勤劳的百姓、做官的士人就像有用的树，会被砍伐掉；避世的隐者就像无用的鹅，会被宰杀掉。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啊！庄子会选择做无用之人，还是有用之人呢？ 庄子说，我要处在有用和无用之间，既非有用，又非无用，看似有用，实则无用，概括起来就三个字：混日子。 於陵子仲为什么会遭到统治者的忌恨？因为他太高洁，无用得太高调了。《孟子》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於陵子仲的哥哥是卿大夫，所以他看不起自己的哥哥，就算是饿死，也不吃哥哥一口东西。有一天，有人送了他哥哥一只鹅，於陵子仲鄙夷地说：“这个厄厄叫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某日，於陵子仲的老母亲把鹅杀了给他吃，他不知道是那只鹅，一边吃一边说：“嘿嘿，真香。”（此处有动图）正巧他哥哥回来了，说：“这就是那个厄厄叫的东西啊。”於陵子仲一听，立刻扣嗓子把鹅肉吐出来了。 但是，像於陵子仲这样的隐士，岂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统治者，自己是个无用之人吗？他的名声连其他国家的国君都知道了，说明他真的太高调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所以於陵子仲这样的隐士会遭遇杀身之祸。 所以想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就不要那么清高，要和光同尘，与世同流而不合污。《庄子·人间世》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做支离疏的人，形体残缺不全，他的脸在肚脐下之下，两肩高过头顶，双腿与肋骨并在一起。支离疏替别人缝洗衣服、簸筛米糠，足以养活一家子人。但是因为形体残缺，当国家征兵役、征徭役的时候，他可以大摇大摆的逃避，悠哉悠哉；当国家赈济病人时，他可以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支离疏因为形体残缺，所以能够在战乱中保全生命，逍遥自在。最后庄子总结道：形体残缺都可以享尽天年，更何况是德行残缺呢？ 因此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你可以做好事，但是不要获得名声；你也可以做坏事，但是不要招致刑罚。不要做一个高洁的人，要做一个德行残缺的人。所以庄子与清高的隐士不同，比如他穷困潦倒的时候，会跑去向监河侯借粮食，而於陵子仲这样的隐士就不会这么做。 所以，庄子说：“道在屎溺。”道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哪怕这个时代污浊不堪，像屎溺一样烂，庄子也可以在其中看到“道”。因此庄子能够在乱世中顺任自然，怡然自得，就像大乌龟在污泥中爬行一样。不要以为庄子的境界低，只是因为庄子在这样的时代里看不到希望，只能逃避，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人间不值得”。庄子的思想看似逍遥，其实带着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奈。 为什么庄子思想到了魏晋时期才流行开来？因为魏晋同样是个乱世。天下征战不休，统治者篡权夺位，读书人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魏晋名士们就在有用与无用之间混日子。你说他们无用，他们并没有避世隐居；你说他们有用，他们又整天饮酒嗑药，不理政务。 当然了，这些都是乱世的全身之道，是庄子的无奈之举。假如我们不能结合时代背景来读庄子的书，最后恐怕只能变成得过且过的废人。 我是梦露居士，为你解读国学经典。欢迎关注，阅读系列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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