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人入仕的途径主要是流外入流、门资入仕与科举考试。其中以流外入流而入仕者为人所轻且很难升迁，而以门资入仕仅限于高门子弟，因此科举便成为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唐代科举考试不断发展，除了录取规模扩大和录取人数增多外，还打破传统士庶观念，对录取人员的出身限制有所放宽。不仅官宦、将校子弟，连寒门和商人子弟都有了入仕的机会。尤其到了晚唐，录取孤寒出身的举子已经蔚然成风。在科举考试的众多科目中，唯明经科和进士科最具影响力，而后者最终完全超过前者，成为闻达之显途。唐朝人把进士及第喻为登龙门，及第成为其引以为荣的资本。即使是高宗、武后朝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也不能免俗，自称以不由进士擢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反映了进士科在唐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要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唐中叶以后，进士更是成为高级官员尤其是宰相的主要来源。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统计，从宪宗至懿宗7朝中，共计有宰相133人，其中进士出身者104人，占78%，在敬宗朝甚至占到100%。这足以说明文人进士层在高官中的绝对优势，出现了所谓“方今俊秀、皆举进士”的社会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唐代物质丰富，社会稳定，人们普遍把注意力转入到精神生活层面，应举入仕成为广大文人的价值取向和毕生追求。因此经年累月的勤奋苦读，为日后入仕任职，培养了良好的综合素质。其次，整个社会尚文之风日盛，形成了以词科取士的趋势并最终定型，大大促长了文人应举的热情，进而形成了庞大的进士群体。而社会认可进士出身者贵于其他诸科的舆论导向，也为其升迁奠定了社会基础。再次，一些统治者对进士出身文人的偏爱，也增加了其升迁的机遇。 然而，从诸如唐代诗词、传奇小说、野史杂记等现存资料来看，这些可谓国家栋梁、社会骄子的进士文人，却普遍具有狎妓的习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曾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当然文人狎妓，除了夸耀、玩乐的成分外，也不乏感人至深的例子，最动人者莫过于《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欧阳詹之情事。欧阳詹，于贞元年登进士第。关试完毕后，往太原游玩时结识一位官妓，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在他将回京时，与之发誓说：“至都当相迎耳。”后来这女子因相思而病入膏肓，临死前，割下头发，放入匣中，对其妹说：“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并留下遗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镂金箱。”等欧阳詹派的人来时，其妹如实相告。使者拿着遗物直接回到京城，禀明一切。“詹故函阅之，又见其诗，一恸而卒。”这段故事中，欧阳詹“一恸而卒”的形象感人肺腑，而乐籍女子“半是思郎半恨郎”之语更是清新可人，足见文士与妓女之间也并非全是肉体买卖关系，精神的依托和感情的倾注也是可能，也可见唐代进士及第后四处冶游、结识妓女为稀松平常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人狎妓不是特别的个人行为，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风气，这就需要更深层的探究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其一，文人们狎妓的风气反映出，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带来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放，从而呈现出全面开放的社会风气，在这股开放之风的引导下，文人们不再是埋头于四书五经、故纸堆中的书呆子，而变成流连于风月场所、能诗善赋的风骚客。另外，唐代妇女贞节观念的淡薄更成为这种现象的催化剂。 其二，在唐代，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畜养家妓之现象仍然存在以外，官妓的发展达到顶峰。《文献通考·乐》中说，唐代妓乐均有乐籍，一入乐籍，则成为国家娼妓或曰官妓。其中宫妓的籍贯在开元二年以前属于太常，以后则属于教坊,另有营妓和地方官妓。妓女可以流动，但是身份特殊。国家设立专门机构训练、培养和管理娼妓，从侧面反映出政府对妓业的默许甚至是大力提倡。这一点从唐代新科进士放榜完毕后所举行的以曲江亭宴为主体的曲江游赏，可以略窥一二。曲江游赏，自中宗以后，至玄宗时大盛。按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六所引《春明退朝录》文可见当时盛况：“开元时造紫云楼于江边，至期上率宫嫔帘观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携妾妓以往，倡优缁黄，无不毕集。”又有《唐摭言》卷三《散序》中说：“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歌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敕下后，人（进士）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进士第一人）录事（妓女）同。检点会缺一则罚金。”从以上描述看，对于狎妓，不论进士文人、政界名流，甚至皇帝，都已是习惯成自然，携妓宴游也已成为进士及第后的固定活动。其中，状元郎与妓女一同充当宴会检查官的角色，皇帝、大臣、文士、妓女于满园春色中集聚一堂饮酒作乐，实非其他朝代可比。 其四，唐朝娼妓，本身普遍文化素养较高，尤其在文学和音乐方面。孙棨在他的《北里志序》中这样说道：“……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诗者。”其中以成都官妓薛涛最为有名。元稹于元和四年出使四川，因久慕薛涛芳名，曾专往成都拜访。穆宗长庆初，薛涛听到元稹被召入翰林的消息后，竟做了百余小幅松花笺，并题诗给他。元稹《离体诗》回赠有云：“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回红笺写自随。”此“红笺”即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薛涛笺”。薛涛擅写绝句和律诗，今存《洪度集》1卷。她的《送友人》诗云：“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试想，这些经政府专门机构选拔和培养的才貌出众的女子，怎会得不到文人的青睐。因此文人和妓女于酒肉觥筹之间吟诗作赋、一唱一和也便成为了人间佳话。 总体而言，唐代科举制度下文人的这种普遍狎妓风气形成，其原因可从多方面考虑，不可简单看待，与明末文人狎妓不可同日而语。明末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国家孱弱,边境不宁，政治腐败，导致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而长期以来国家用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也走到消极一面。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文人们空有才学却无法象唐代文人一样入仕作官,他们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法宣泄。于是消极处世,买醉青楼,纵情声色，无法自拔。另外,明末官妓业发达,获罪大臣的子女都罚没入教坊，颇高的综合文化素质导致名妓辈出，色艺双全、慷慨爱国者如柳如是、李香君等也不罕见。她们感叹身世、哀伤国运而付之于诗文，未免与文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这也是二者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同是文人狎妓，却表现了不同的社会风貌与时代背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