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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里好像忘记说了，在此还是先说明一下： 写本系列文章的目的，是想帮助读者们来厘清、理解（作为宋代职官制度基础知识的）一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是最最基础的基石，不搞清楚这些概念的话，就算将一张张官职表格死记硬背下来，也是白搭，实际根本看不明白。 另外，在两宋具体的职官制度上，恕我不会多加着墨（要往细了写，写个一两百篇恐怕都不够……）。 言归正传。宋代职官，采取的是“职级分离”模式。上一篇讲的是“级”，这一篇讲的则是“职”，也就是职务了。 “职务”规定了实际肩负的工作，既会给担任职务者带来责任，同时也会给担任职务者带来权力。宋代的职务主要由两大类别构成——即“差遣”和“职事官”。 职事官职事官这个概念，对于现代国人来说比较好理解。中央官职，如尚书、侍郎之类；地方官职，如县令、主簿之类——亦即所有拥有相应品级的，并在一定职权范围内行使职能的官职，即为职事官。倘若在纸面上看起来，职事官的体系往往相当齐整。 然而在北宋前·中期（或者说元丰改制前），职事官却成了一个“杂乱、麻烦的”概念。 唐代的职事官，一方面因应散官贬值，另一方面又由于使职侵夺权力，经过残唐五代后，在北宋前期呈现出了一副乱象： 既有像大理评事、职方司郎中这样已经完全“本官化”了的，实际上同“本部门”（大理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前职事官。又有像殿中侍御史、某县县令这样同时兼具“本官”“职事官”两种形态的存在。【1】还有少数像御史中丞、某县县丞这样完全没有“本官化”，依然只作为职事官存在的。 注1：也就是说，北宋元丰改制前，既有作为“职事官”真正在干这份工作的“实”殿中侍御史、“实”县令，也有只是以这些作为“本官”来标志自己级别的“虚”殿中侍御史、“虚”县令。 职事官与本官互相混淆的这种乱象，在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至五年（1082年）进行的官制改革中得到了解决。新的寄禄官体系被创建出来取代了本官体系。许多此前本官化了的职事官，又重新恢复成了真正的职事官，名副其实了起来。此后，甚至一些自唐代以来长期作为使职差遣存在的职务，在北宋后期或南宋时，也获得了对应的品级，从差遣变成了职事官。【2】 注2：譬如唐代以来很具代表性的使职差遣——枢密使，就从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开始得到了“从一品”的对应官品，成为了一种职事官。 差遣差遣（在唐代或称“使职”，在明、清时多称“差事”），简而言之，就是既有实际职掌，又没有相对应品级的职务。在中国历史上，差遣这种职务类别的原始形态（如“某某使者”）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但其真正在职官制度里大量地、成体系地出现，以至固定下来，却是在唐代。 咱们耳熟能详的“三省制”，作为一种中央行政制度，在唐初（尤其是太宗朝）看似大放异彩的同时，却也已然显示出了力不从心的一面。在因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形势变化，以及满足提高行政效率的需求等方面——三省制，或者往大了说，唐代的整个职事官体系，打一开始就渐次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了。这直接导致了使职差遣在唐代的不断出现与发展。 使职差遣本来很明显是具有临时性的。同“制度化”，或者说得难听些——“僵化”的职事官体系相比，使职差遣的设置与任命，不怎么需要考虑用人的限制（如品级、资历等等），又可以因事而设、事毕而罢，因此相当便利。既能用来灵活应对突发事件或新生问题，也能够满足皇帝加强君权的需要。 同时，随着唐代职事官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使职差遣也就不断体系化，并固定了下来。【3】再经过五代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后，到了宋初，差遣几乎全面取代职事官，成了职务里的“绝对主角”。 注3：但即便如此，唐代的使职还是与职事官体系有着较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关系。这同北宋元丰改制前差遣一家独大的状况，是不好相提并论的。 如前所述，在北宋前·中期，职事官虽然并没有彻底本官化（或者说“虚化”），但的确已退到了一个相当次要的地位上。不论是中央最重要的两个机构——“中书门下”“枢密院”，抑或那些已经形骸化的机构——例如职权范围大大缩小（甚至所剩无几）的三省六部。其中主要的、大多数的职务，普遍都是差遣。【4】 注4：以尚书省的兵部为例。北宋神宗朝以前，兵部的职权范围只剩下仪仗、武举等事，职权极轻，简直可谓形同虚设。在当时，整个兵部通常只有一名官员在任，即“判尚书省兵部事”（这当然是一个差遣）。兵部原有的职事官，如尚书、侍郎，各司的郎中、员外郎等，尽皆本官化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同兵部毫无关系了）。  出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地方上的情况也差不多。以州级机构的长官为例。唐代的州长——刺史，如上一篇所讲，已经变成了宋代武臣的本官（寄禄官）。取而代之的，是简称“知州”【5】的差遣。 注5：“知州”全称“知某州军州事”。随着出任知州者本身品级、资历的不同，会相应冠以“判”“知”“充”“权知”“权发遣”之类不同的前缀。 而在元丰改制后以至南宋，职事官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的同时，差遣体系也在进一步地制度化。  出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不过，这种制度化进程，依然保留了“差遣”自身的那些基本特点，并没有使之与职事官“同质化”，而只是使其与职事官达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互补状态。这种状态是两宋的差遣与职事官各自及共同发展的结果，不仅并未倒退到中·晚唐时期那样（参见前文注3），且对后世（譬如明、清）的职官制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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