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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丛中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解放前曾经是北大医院的精神科，1980之后是北京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叫做“精神卫生研究所”；作为精神科专科医院，她是国内精神病学专业的旗舰单位，是全国第一个精神病学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唯一一名精神病学院士沈渔村教授就出现在这里。现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第六个直属医院，简称“北大六院”。 经过几代学人的勤奋努力和学术积累，目前，北大六院依然保持着医疗、教学与科研的国内领先水平。 北大六院，每天平均要接待六百多名前来就医的精神科门诊病人，而每天在门诊出诊的医生也只有二三十位。平均每位医生每天要接待二十多位患者，每个医生要在半天（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要接待12个病人。您肯定能够计算得出来：平均每个小时至少要看三个病人，每个病人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0分钟。 每个门诊精神病患者，看病不超过20分钟！这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医的实际情况。 如果您到我们旁边的某综合医院就医的话，比如您挂号看一位外科专家，他一上午在四个小时内，要看完四五十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看病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这其中还包括医生要埋头写病历、开药、开化验单等的时间，医生忙得连给你查体、听听肺、搬搬腿的时间都没有。你就是去路边店修理手机，也不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吧。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看病难啊！其实，看病真的不贵，因为每个教授级的门诊专家号的价格只有14元钱人民币。 没办法，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学专家资源。全国的病人在没有恰当的卫生管理的状态下，蜂拥地来到北京，挤满了各大医院的门诊大厅和走廊。 没办法，看病难啊！ 看病难，第一个表现就是挂号难。 在每个大医院的门口，即使再寒冷的冬天，深夜就已经有外地病人冒着寒风挂号排队了。别说他们本来就有病，即使原本没有病，这样子冻一夜，也会冻出病来的。（黄牛倒号，就是钻了“看病难”的空子） 看病难的第二个表现是，即使挂上号了，见到医生专家后，在5分钟时间内，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无法保证对每个病人都能做出最准确的诊断！医生往往是先开出一串的化验单，让病人去做各项检查；等病人做好了化验检查之后，再次重复那个深夜在寒风中挂号的就医过程。 精神科疾病的诊断，一般不需要那么多的身体检查，却需要医生花大量的时间来收集病史，做详细的精神检查（心理会谈）。如果时间不充分，收集病史过于简单，精神检查不够深入细致全面，往往就会导致误诊误治。每个精神病患者来到门诊，在20分钟的时间里，医生要收集病史、精神检查，还要写病历、开处方，嘱咐用药方法、副作用等，已经是非常匆忙的了！如果时间再缩短的话，再牛的精神科专家，都难以做到准确诊断和正确处方给药了。 外地病人来北京，经常是为了看专家，让专家给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拟定恰当的治疗方案。可是，在这么短的就诊时间里，这个目标几乎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看病难的第三个表现，即使您看的是专家，已经能够明确诊断了，接下来如果是需要进一步住院治疗，那么，住院难的问题，又是一个更大的困难。因为医院的床位数有限，越是有名的大医院，排队等待住院的病人就越多。病人有时候需要等待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过两三个月之后，有的病人就已经“痊愈”了，还有的病人就已经“死了”。 所以，我主张，不一定每个病人都在得病后的第一时间里首选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病。因为，很多时候，您的病在当地医院就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治病，及时就医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到大医院就医，关于上述的这些困难，您是否已经提前想到了呢？您觉得自己能够承受这一切吗？即使您很有钱，能够承受这些困难，你觉得有必要承受这一切吗？ 我的建议：得病后，首先在当地医院就医，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果病已经缓解或者痊愈了，就没有必要到北京来了。如果经过当地的医治，仍然无效的话，您也不一定要着急到北京来，因为您的病，在北京也不一定就能够治愈。所以，在您来北京之前，首先要接受当地医生的治疗，然后再询问当地该专业的医生，问他是否需要转诊到大城市的大医院，让他推荐全国哪家医院是比较合适您的，然后您自己也上网查查医生所推荐那家医院的就医情况，等。做好这些功课和心理准备，然后您再来北京看病不迟。 我每周四上午有精神科门诊，按照医院的规定，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要完成十位门诊病人的诊治工作量，平均分配给每个病人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我知道，这二十分钟，可能会决定着每一位病人的命运和家庭幸福，因为如果给病人误诊误治了的话，医生就不是“治病救人”了，那就成了“治病害人”了。当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的时候，我认为，医生应该竭尽全力地在20分钟内去帮助每个前来就医的病人。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看病人的时候，经常会有其他病人推门进来：“大夫，你能给我加一个号吗？我是外地来的，是特意慕名而来的，我们全家的幸福就全靠您了！”甚至个别病人会跪下求医生加号。而我，作为医生，却一直坚持不给任何一个病人加号。这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我这样坚持，让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尽情理。即使老同学、老朋友介绍来的病人，我也一概拒绝加号。大家可能觉得我这样的医生，有些怪怪的，怎么能不给病人加号呢？怎么能不“助人为乐”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其实，我有我的立场和原则，我不给病人加号的理由是： 1、看病是需要时间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即使让你看到我这个所谓的“专家”了，但是由于时间不够，也仍然无法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医疗，而你自己却以为得到了专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这样既耽误了您治病，也有损我的所谓“专家名誉”，也有损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严谨学风； 2、别的病人是寒风中排队才挂上号的，而你为什么就可以获得“加号”的优待和特权呢？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人情关系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医疗面前，生命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吧。所以，我会拒绝给那些要求特殊待遇的人加号。而对于那些寒风中排队的病人来说，也不是我故意要他们去受苦排队的，是因为他们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对于那些从外地匆忙来北京就医的、慕名而来的、挂不上号的病人来说，也不是我决定让他们来的，是他们自己决定要这样“莽撞”地来北大六院看病的。所以，这些责任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负的，而不应该是要求医生加号。 3、尽管外地病人会慕名而来，他们会认为，只有我才能治好他们的病，所以要求“加号”。其实，尽管我多年来养成了仔细认真给每个病人看病的习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我才能治好每一种病；而在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里，有很多著名的专家，他们各有擅长，你可能并不了解他们，所以你不知道如何去挂他们的号。作为全国精神科医院的旗舰单位，北大六院，是一个学术团队，是一个医生集体，在这个集体里的任何一位医生，都是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都是富有临床经验的，所以，我会推荐那些挂不上我的号的病人，首先去看别的医生，挂我们北大六院门诊的任何一位医生的号，而不是认死理地要求我给他们加号。 4、如果我给病人加号的话，会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在我一上午看完十位病人的最后，花5至10分钟的时间，给他匆忙地看一下，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认为我简直就是在骗人和害人！第二种情况，我压缩前面已经挂号的病人的会谈时间，以便挤出时间来给这个加号的病人看病。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加号的这个病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时间，但是，前面的其他那些病人，其会谈时间就明显地减少了，质量却难以保证。所以，加号，不是损害医生或医院的利益和名誉，就是侵害别的病人，占用别的病人的时间，侵犯那些挂号病人的权利。 5、 就我个人来说，作为医生，作为人，看病是一个很耗神的工作。一上午四个小时看十个病人，是真够累的，特别是当我十分用心地去看每一个病人的时候。当我看到最后一位的时候，我自己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已经明显下降了，疲劳感上升的同时，热情在降低，听病人诉说病史的时候，我会控制不住地走神，听了下句，往了上句，重复地询问病人同一个问题。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如果再让我去看“加号”的那个病人，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体力，都难以保证质量，甚至连最低的诊疗服务质量标准都难以达到。所以，如果我加号的话，既害病人，也伤害我自己的心身健康。 医生的本职工作就是给病人看病的，救死扶伤，是每个医生应尽的职责。 医生给病人看病，不仅需要专业知识、经验，还要花费体力和脑力，看病是一项高级智力劳动。如果说，病人的切身利益应该得到保障和尊重的话，医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也要相应地得到保障和尊重。一个不尊重医生的病人和国度，是很难真的做到尊重每位病人的！ 每个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你想让你的生命在医生那里得到尊重，在医生手里得到救治，你就首先要相信医生，爱护和体谅医生，尊重医生的劳动，听从医生的指导，而不是喝令医生，甚至去打骂医生。如果医生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医护人员见了病人就吓得想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看病，那么，病人还能指望谁能来救治他呢？不尊重医生的劳动，就是不珍爱自己的生命。 近几年，我们经常会听说某城市的一位医生被病人打伤、打死了。 我几乎是一个“坚决不给病人加号”的铁面医生。但是，我会竭诚为每一位挂上我门诊号的病人服务。我宁愿不加号，不赚那少得可怜的几块钱的门诊挂号费提成（注明：即使挂号提成增长一百倍，我也照样不加号，因为，为了保证病人的利益，医生绝不能贪图钱财而贻误对病人的医治）。 现在，你能理解了吧，我为什么不给病人加号。 当我说出这么多理由之后，你会希望将来像我这样的医生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呢？病人多，医生少，医疗资源匮乏，分布不均衡，挂号难等问题，应该是由医生来承担，还是由病人来承担？还是应该由医疗主管部门想办法来解决呢？ 宗旨：“传播精神分析理念，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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