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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记载来看，唐朝对东北亚布局有一个清晰的改造思路，那就是逐步将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纳入到唐朝周边的羁縻体系当中： 首先，显庆五年(660），唐朝在百济旧地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麟德二年(665）合并五都督府为统一的熊津都督府。 其次，龙朔三年（663）四月，唐朝以新罗国为鸡林州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都督。  最后，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后，唐朝设置安东都护的举措，无疑包含着继承高句丽的全部遗产的构想，这些遗产不但包括中原王朝传统意义上的辽东领土（辽东郡、乐浪郡、玄菟郡），还包括当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向南扩张所占据的百济、新罗部分领土，即大同江以南所谓的“高句丽南境”。总章三年（670）初，唐朝又把熊津都督府划归安东都护府管辖，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的全盘羁縻化进程大大加快。 唐朝按照自己的意志整合东北亚秩序的作法，完全置新罗的真实想法于不顾。在配合唐朝灭高句丽后，新罗自主朝鲜半岛事务的意识更加强烈，必然导致新罗与唐朝在朝鲜半岛问题出现重大分歧。新罗文武王在《报薛仁贵书》中，流露出新罗对统一空间的追求：“先王贞观二十二年（648）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我非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求。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前，百济土地，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这份敕文并不见于中国文献，极可能是文武王伪托唐太宗的话语，为新罗统一三韩地区寻找理论依据。 早在总章元年(668)九月，唐罗联军围困平壤的最敏感时候，新罗主动结好日本，颇是耐人寻味。《日本书纪·天智纪》记载：九月壬午朔，新罗派遣使者金东严等到日本进献方物。日本方面给予了优渥的礼遇：“赐新罗上臣大角干(金)庾信船一只”、“又赐新罗王轮御條船一只、绢五十匹、绵五百斤、韦一百枚，付(金)东严等，赐东严等物各有差。” 高句丽灭亡后，东北政治格局又呈现出全新的变化，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东北政局演进背景下的日罗关系。十一月，日本天智天皇“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随金东严使）于新罗”。自此，两国使节频繁往来，日罗交涉更加紧密。从《日本书纪》有关记载看，此时，日本同时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唐属百济政权建立起正常的交往，力求在同二者交往中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在新罗统一半岛南部过程中，日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而新罗突然主动向日本求和，无疑是想利用尚未摆脱白江惨败阴影的日本对唐朝的敌意，为高句丽战役结束后共同对付唐朝预先作准备，最低限度也是要缓和南面的后顾之忧，以便一心对付唐朝。也就是说，在高句丽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刻，新罗已经悄悄改变了对唐朝的战略。 咸亨元年（670），围绕吐谷浑故地和西域的争夺，唐朝与吐蕃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为了确保关陇地区的安全，唐朝不得不抽调兵力赶赴西北战线。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西北吐蕃的崛起，对唐朝东北的战略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年，安东都护府人事发生变动：刘仁轨在完成于辽东列置州县的擘划后申请致仕，得到了唐朝允准。薛仁贵也被调离安东都护府，任逻婆道行军大总管，前往青海同吐蕃作战。刘仁轨和薛仁贵两大名将的相继离开，直接削弱了安东都护府的统治力量，使安东都护府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而唐朝与新罗的矛盾继续激化。总章二年（669）初，唐朝遣僧法安向新罗索求磁石。新罗在向唐朝献磁石的同时，还派钦纯、良图两名使者入唐谢罪。先是唐朝闻知新罗木弩精良，令新罗遣弩师入唐制造。弩师虽几经周折，仍未将其制造技术透露给唐朝，引起唐朝的不满。可见，新罗对唐朝的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总章三年（670）正月，唐高宗对新罗继续攻取百济故地的行为大为震怒，扣留新罗的使者，命令新罗归还所占领土。新罗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据百济旧地的行为谅解的努力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北进，三月，沙餐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深入到鸭绿江北岸，唐罗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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