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最短缺的是儒家常识，最需要的是“儒普”

科普大家都知道，何谓“儒普”？就是儒家思想的普及性的推广和教育。当今中国最缺乏的不是科学知识、科学常识，而是儒家知识、儒家常识。

我可以先举个例子，按儒家常识，儒家乃中国文化之根干，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可以约等于中国文化。但是，现代盛行的对儒家的认知可不是这样，而是认为，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除儒家外，还有道家、法家等其他学派，每个学派都是平等的，没有主次。

既然诸子百家都是平等的，那么，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为就是武断专制的了。而且，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儒家，因为儒家最适合做封建专制的帮凶。这导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被吃人的“礼教”所统治，并且导致中国文明无法进步，无法发展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

这些都是现代人对儒家的“新常识”，我沉痛地告诉各位，这些“新常识”统统都是错误的，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所建立的错误的，辱骂式的刻板印象。

儒家思想并非起源于诸子百家时代，并非起源于孔子，孔子只是第一个以读书做学问的学术方式去传播传承儒家思想的人。孔子对儒家思想的创新，仅仅在教育和传承方式上，但儒家思想本身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最早是什么时候？是产生《易经》的时代，就是伏羲时代。伏羲是“三皇”的第一皇，是“三皇五帝”的起点，然后经夏商周“三代”，然后才到孔子。

因此，最早记录儒家的经典是《易经》，而《易经》的最早阶段只有卦象，而没有文字性的挂爻辞，更没有对挂爻辞进行补充和解释的《易传》。卦象只是符号，易经的思想只能通过附着在符号之上的语言来传承，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到商朝中国才开始有文字，就是甲骨文。但是，真正给《易经》的卦象添加卦爻辞则要到西周，这就是所谓的“文王系辞”。“文王”更是用来指代时代，并非是说文王亲自来做这个事。

在孔子之前，儒家思想的教育和传承都是通过实践的方式来进行的，没有专门的教育和学术，也压根没有书。被孔子称为“礼乐”的东西，就是一种实践，也是教育手段。孔子之所以创新儒家的教育方式，由实践改成学术，并非他愿意这么做，喜欢创新，而是被迫之举，因为当时此前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大崩溃，即“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既是社会制度的崩溃，也是教育手段的崩溃。另一个客观条件是，正是从春秋开始，汉字开始真正成熟和被应用于生活实践，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章和书。

因此，儒家和任何其他各家都有根本不同的，儒家的核心理念来自中国文明的远古，来自中国文明的文明之初，是中国文明的正宗嫡传。其他任何各家都不是。

其他各家当然也都继承了中国文明的某些元素，但是也都有有反中国文明的“异端”因素。诸子百家这一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导致偏离儒家的其他“杂家”的出现。儒家之外的百家都是“杂家”。

因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非什么独裁专制，而是向中国传统的回归。这是汉武帝最伟大之处，比开疆扩土重要的多。即汉武帝的最伟大成就并不在“武功”，而在“文治”。

同时，儒家思想也绝非是什么“吃人”、“专制”，恰恰相反，而是倡导独立和自由，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高级的、最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儒家之外其他任何学派、教派所倡导的独立和自由，都是低级别的，都是虚假的，包括现代文明中以权力和财产为基础的独立和自由。因为唯有儒家将独立和自由基点放在真实的人心上、人性上，是心性的独立和心性的自由。

《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 故君子慎其独也”。“率”是尊重、遵循，“性”就是人的天性，自然、本然的天性。尊重、遵循人的自然本然之天性，就是道，就是最崇高和伟大的真理。“诚”其实是对“率性”的进一步落地，是实现“率性”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就是按照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事，而不屈从任何的外在的干扰。“慎独”则进一步强调心性的独立性，完全独立地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和屈从于世界，与世界划清界限。

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吃人的专制因素，但是这恰恰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但是却没有彻底反对掉。这些因素是法家的，而非儒家的。因此，我提出一个观念，不能把历史等同于文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所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正如在不能把一个人身上所存在的表现都说成是他本身一样，譬如病症。一个人可能会生病，而且是长期的慢性病，但是，绝不能把这些病症当成这个人的本质特征。

那么，当今中国流行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儒家的错误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出现的？根源在主流的官方的学术和教育系统。这套系统形成于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旨是引入西学和否定中学。算起来这套系统已经主宰中国100多年了。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两条线的，一个是学术线，一个是实践线，而且以实践线为主体。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化的学术线就中断了，文化的传承便主要依赖实践线。尽管辛亥革命后的100多年来，学术线在一直倡导西学而否定中学，但是，在实践线上，在中国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实践中，其深层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依然是儒家精神。也正是凭借着这个精神，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和综合国力上实现了迅速的崛起。

但是，在学术上，却一直意识不到这一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引入西学的结果，而看不到和否定支撑中国实践的属于儒家内核。这就导致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却缺乏文化认同，缺乏文化归宿，从而形成普遍焦虑和空虚，就是所谓的“灵魂无处安放”。

从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实践来看，西学的确起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是在“用”上，而非在“体”上，“体”依然是中国传统精神、儒家精神。因此，这100多年来的中国，以及当下之中国，从根本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所提出的理想蓝图，实际上被践行和实现了。

但是，主流的学术界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中国对西学的引入是全盘化的，既有体，又有用。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全盘化的，既否定了用，又否定了体。

实际上，对学术界关于西学的引入，实践界是做出取舍的，的确引入了西学之用，但是舍弃了西学之体。包括科学技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都属于用的范畴，我们都拿来了，但是，支撑其实践和落地的，依然是中国自身的文化精神，是儒家精神，这是体。

因此，现在必须结合辛亥革命这10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在区分体用，区分学术和实践（学实）的基础上，重新认知中西文化。而承认和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辛亥革命以来，主流的官方学术和教育系统，不再去传承儒家文化。但是，学术线也没有彻底中断，而是转入民间和地下。以大学为主的官方学术界是否定儒家文化的，或者以西学的思维去“研究”儒家，这是修正的儒家，实质是反儒家的。真正的儒家学问只在民间存在，这些民间学者被主流学家贬称为“民科”。

因为，我把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学术形态概括为“西学在殿堂，中学在流浪”。这种状态导致当下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学术断层，导致普通民众对儒家思想出现普遍的“无知”和“负知”。“无知”是不知道，“负知”是负面地知道、错误地知道。

因此，在当今亟需文化崛起的中国，就需要把正式承认“中学为体”，把中学从民间请回主流学术，请回殿堂，结束其流浪的状态。同时也需要对民众做一个儒家的常识性普及，做“儒普”。我本人愿意冲锋陷阵，做一个一线“儒普”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