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197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秋天的一天，我正在学校校园里玩，忽然听到学校里那两三个老师在议论“毛主席去世了”。中午放学后，我急忙跑回家里，对母亲说：“嬷，人家说毛主席死了！”母亲大吃一惊，赶快阻止我：“可不敢胡说！”我说：“就是的，老师都在说。”很快，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几天后，村子里、学校里、全公社都召开了各式各样的追悼会。那时，只有10岁的我只朦胧地知道毛主席的去世是一个惊天的大事，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它会迅速而深远地影响每个家庭、每个人未来的生活。 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还存在，深秋的晚上，村子里组织各家各户到生产队的大场上剥玉米，报酬是各家可以把剥光玉米粒的玉谷芯带回家归自己所有。这既是生产队的命令，玉谷芯又是烧火做饭的好柴禾，所以，家家户户都很踊跃地参加。——大家都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心思：可以趁机悄悄给裤兜里装些玉米粒带回家。 我和二哥跟着母亲一起去大场上剥玉米。场上满是人，生产队的大灯泡照亮着大场。各家先用竹筐从堆砌得像一列黄色火车的玉米堆上提几筐玉米穗，然后或用大木棍猛抡一阵，把玉米穗打断、打烂，然后就好用手来剥玉米粒了；或是用自制的玉米叉一穗一穗地叉出一道道沟槽，再用手来剥。大场上，各家人围坐在一起，说笑声一片，棍棒声一片，剥玉米的哗哗声一片。夜深了，天气凉了，母亲就让我和她背靠着背，互相温暖着坐在一起剥玉米。回家的时候，我们不但把剥光的玉米芯装在筐里带回家，还给身上所有的口袋里装满了玉米粒。我更是忍着硌脚，不愿把钻进鞋里的玉米粒倒出来。我灵机一动，另把几穗还没有来得及剥的玉米穗塞在筐底带回家。 也是这年深秋，一个早晨，我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在家。忽然，父亲让我马上把一把解板用的宽大的长锯还给村子南头二队一户姓李的人家。我不愿去，因为我平时很少去二队玩，也从来没有进过那户人家的门，并且，我知道我们小学校里姓李的年轻女老师的家就在那个大院——我向来是怕见老师的，见了老师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躲起来。但是，父亲严厉地斥责我必须马上送去。于是，穿着背心裤衩的我，肩扛着那把大锯，怀着极度郁闷的情绪上了老院的洞坡，迎着深秋的凉风，我沿着村子东侧的崖场向南走去。终于，我战战兢兢地进了那户李家的院落，把大锯交给那家的大人，然后就赶回了家。虽然前后不过三四十分钟，但是，我的身上突然就起了满身的红斑点，除了背心、裤衩覆盖着的地方之外，从头到脚，全是密密的极其瘙痒的红斑点。——这个病从我10岁时得上，一直到三十年之后才消失。始终也没有那个医生能明白地告诉我这是什么病。但这个病对我前半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尤其是在我少年和青年时期，这个病更是让我心里充塞了极度的自卑情绪。 现在想来，我也不知道确知那病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深秋穿得单薄外出，情绪又极度郁闷，这可能只是一个诱因吧。这个病也给父母带来了苦恼，不知道该如何给我治疗。 有一次，我的小腿正面瘙痒至极，钻心地难受。我实在又气又难受，就独自躲在小北窑里，用剪刀在发痒的地方剪掉了一片肉。但是，这仍然无法止住那深入骨髓的瘙痒。日夜挠痒，尤其是挠两腿上的瘙痒处，成了我无法抑制的行为。 入冬的一个晚上，母亲用剪刀剪了几片纸，让爷爷带着我到院门外的官路上。趁路上无人，爷爷把那几片纸点着了，让我从点着的火上跨过去。但是，这个办法也没用。 后来，忘了是1976年冬或是1977年的什么时候，村子北头老姨家要翻埋他们家早年溺亡的孩子。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又听到了一个偏方，她找了一片黄纸，让我用纸在两腿上发青发黑溃烂渗出液体之处粘了粘，又托人把那张粘有“邪气”的黄纸塞进了那口小小的棺木中，想让已逝的人把我身上的“邪气”带走。然而，这也没有用。 1976年冬，一天晚上，爷爷拿着一把各式各样的树枝来到东窑，他说用这些各类树枝可以熬成“百草汤”，让我试着洗一洗瘙痒的两腿。母亲就赶忙架起柴禾烧火熬药。药熬好了，母亲把药倒进盆里，让我把两腿伸进去，又找了一个小褥子把我的两腿和盆包起来。我的两腿和身上都出了不少汗，然而，我的病也没见明显起色。 大约是1977年春天的一天，母亲不知从哪里听说南村公社有一个叫“坑东村”的地方，那个村子里有一个会看阴阳、破邪气的顶神的老头。那时，我身上的瘙痒症集中在了两条小腿上，多处溃烂，流出黄水，发出难闻的怪味。在母亲的要求下，当时在县城育红小学教书的父亲答应抽空陪我们去那个被人口头上叫作“切东”的村子找那个神汉。我和母亲先从前滩村乘公共汽车到了县城父亲工作的学校，第二天和父亲一起从县城出发，带了一盒点心作为礼物，步行前往坑东村。我的身体当时已经很瘦弱，但还是坚持着步行。半路上，恰遇大哥的同事祁东亮骑着自行车不知在南村有什么事，他就顺路载着我走了一段路。我们好容易找到了坑东村那个神汉家，不料，他却外出不在家。无奈，我们只好步行着原路返回，黄昏时分，我们才走回到县城。 我的身体迅速糟糕起来了。身体越糟，情绪就越不好；情绪越不好，身体也越糟。我每天都感到没有力气，只想躺着，也吃不了多少饭。现在想来，我的这个顽疾或许就是当年那个算命的所说的我的一个大灾难吧。 应该也是在1977年的春天，我从村北头榜照舅家里抱了两只可爱的小兔子，一公一母。当时我大概是象征性地给了榜照舅两毛钱，据说这样花钱买来的兔子更容易养活。 我起初只是为了好玩，觉得小兔子太好看了，太可爱了，养着挺有趣，可我完全没有想到小兔子长得那么快，更没有想到它们的繁殖能力那么强。很快，那一对小兔子就繁殖出七八只、十几只、二三十只了。当时，这些兔子养在老院西南角的窑洞里。兔子们在窑洞的墙壁上打了好几个窝，快乐地繁衍生息着。这却害苦了我，每天给兔子割草成了我沉重的负担。几十只兔子一日三餐，要吃掉许多青草。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供养这些兔子了，但我仍然尽力坚持着，因为，等到兔子长得比较大时，我和爷爷就把兔子挑到公社收购站出售，每次都可以卖一笔钱补贴家用，母亲很在乎这笔收入。最头疼的是下雨天，沾了雨水的青草兔子是不能吃的，吃了就可能胀破肚子撑死的，所以，每到天将下雨时，我就拼命地积攒各样兔草，包括将院崖场四周的酸枣枝削下来，把附近我所发现的洋槐树枝削下来，作为储备。冬天，没有了青草，我和母亲就用红萝卜、红薯、红薯秆、干玉谷秆、树叶尤其是洋槐树叶来喂兔子。虽然有母亲平时帮我喂养兔子，但有一次我还是实在累得受不了，就当着母亲的面发牢骚：“养不了这么多些兔子，不如全卖掉了算了！”说了这话，我看到了母亲无奈的眼神，我随即就后悔了。于是，我继续坚持着。 1977年夏天，两岁大的四弟永杰在他的养母的带领下第一次回到了我们家里。那是我们家喜庆的一天。为了迎接永杰的到来，母亲专门给永杰炒肉菜吃——我们一家一年难得能吃一两次猪肉。我和妹妹带着永杰开心地玩。我只记得当天晚上，小永杰玩累了，要睡觉了，我和永杰、永杰的养母、妹妹、母亲都睡在东窑的大土炕上。我睡在紧靠窗户下的位置，兴奋得许久不能入睡。然而，第二天，永杰的养母就带着永杰离开了。那天，我们一直把永杰送出家门，送到西场上，送到209国道边，直到他们乘车离开。我独自躲在新院南边的桑树地里流泪，舍不得永杰离开。回到家里，我含着泪水难过地对母亲说：“还不如不把永杰给人呢！”母亲流着泪说：“有啥法呢，那时候我自己的死活还顾不过来呢！”——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和永杰这一别，直到二十年后才有缘重逢。 1977年后半学年开学后的一天，学校宣布要便宜出售一批旧的白色球鞋——这是先前村子里给学校学练武术的学生统一购买的。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从上到下越来越重视教育，我们小学校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再组织小学生们训练武术、保家卫国了。那些白色的球鞋还不算太旧，价格也确实便宜得多。村民们有很多人来到学校来给自己的孩子选购。母亲也来到了学校，母亲挑了一双鞋问我：“军，你试一下这一双看行不行。”我试了一下：“有些紧……嬷，咱不买了……我不要。”旁边的张老师笑着说：“嚯，这一双鞋都这么大了还嫌小？真是刘大脚啊！再挑一双吧。”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羡慕那雪白的球鞋的，但是，我不想让母亲为我花钱。我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珍贵的。 似乎也在1977年的秋天，大约是母亲给二舅说了我的皮肤病吧，二舅从天津给我捎回了两瓶进口药。那种药很贵，好像是每瓶17元。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药应该叫“醋酸地塞米松”，是一种圆形的白色小药片。那种药确实挺管用，一吃立马就不瘙痒了，身上的红斑点很快也就退下去了。但是，几天不吃，红斑点就又冒了出来，还是瘙痒。后来，我就每两天或每三天吃一片药，想尽量延长这两瓶药的使用时间，以免药吃完后无法控制病情。吃了这种药后还有一种副作用，就是头发懵，脸虚肿，好瞌睡，浑身无力。记得有一天母亲淘了一些麦子，在老院东窑洞崖顶上晾晒，准备晒干后磨面。母亲让我在场上看麦子。我坐在崖边的枣树阴影下，看守着摊在油布上的麦子。后来，浑身乏力的我爬上了麦子旁边的那个麦秸堆上，昏昏沉沉地就睡着了。母亲后来责骂了我，怪我看麦子时不用心。许多年后，母亲曾自责地说：“几个娃小的时候，我还年轻，有时脾气不好，对娃管得不够。”我们当然早已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我们有的只是对母亲的敬佩和感激。 那时虽然有了自留地，但是粮食还是不够一家人吃。 又到年底了，我家人口多，粮食又不够了。父母就给此时的生产队队长回福泉和仓库保管员刘孟选说情，想从队里借些粮食过年。回队长和刘保管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允许我们借粮食。有一天，我记得我推了小老鼠车，跟着父亲到我家北边百十米远的生产队仓库里借了多半麻袋玉米，我用小车子推着回了家。过年时，白面馒头是极少的，母亲主要会蒸一些“二面馍”——玉米面和小麦面合在一起。有时，母亲也会蒸一些“柿面馍”或“红薯面馍”。过年时吃的菜主要是红萝卜、白菜、土豆、豆腐。这些，就是那时过年时的佳肴。正因了母亲对我们这个家庭热情乐观的操持，我觉得我贫穷的童年依然有着足够多的幸福。 1978年，我正上小学四年级。似乎是突然之间，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学校对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学习也一下子抓得很紧起来。有一次，张店公社联校组织前滩村、后滩村等几个村子的四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后滩村那座挺大的学校院里进行统一考试。我们各自扛着自己的大板凳——这就是考试时趴着写字用的桌子，提着自己的小板凳——这才是考试时坐的板凳，步行前往后滩村。那天，我们考的是数学，我就趴在家里那把本色的大板凳上答数学题。数学题比我们平时在学校里所学的要难许多，虽然我们的张老师已经训练我们做了不少各式各样的数学应用题。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最后一道大题我思考了许久，不知道如何做。但在考试快要结束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那次考试我当然还是我们小学校班里的第一名。全家人听我得意地述说了我在考试时的聪明机智，都很高兴，母亲尤其开心。 1978年后半年，新学年开学，我就要读小学五年级了。此前，父亲给大哥、二哥买了一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对数学很感兴趣，就开始像模像样地自学了数学丛书上在初中时才学的关于正数、负数的一些知识，还单独用一个本子做了不少练习题。我们的张老师知道了，对我大加赞赏。又因为我的语文、数学总成绩始终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们的张老师对我很是器重。然而，有一天，父母告诉我，让我到县城的“育红完小”去读五年级，那里的学习条件好，并且那时父亲正在那个学校里当老师，是“育红完小”的教导处副主任，我去就读也方便。 我向来是听父母的话的，于是，我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非常喜欢的小学校和小伙伴们。而最让我心里难过的是，我得离开母亲去读书了。那时，大哥和二哥都已经离开了村子、离开了家庭，我离开母亲后，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而妹妹后来很快也到县城来上小学了，我觉得母亲太孤单，我又忧愁母亲能否忙得过来——因为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每天都可以帮母亲做些家务活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12岁那年和我的小山村的那一别，竟几乎是永远的告别，我将从此离开我的山村，离开我的农村；我也没有想到，我12岁那年离开母亲身边去求学，就是从此永远离开母亲走向独立生活的开始。 1979年夏天，小升初之前，前滩小学的张老师找到父母，央求他们让我回前滩小学参加考试。张老师是希望我能考出好成绩为他争光，这有利于他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此，张老师甚至专门来到县城找到父亲和我。后来，考试前一个来月，我又回到我熟悉的前滩小学读五年级，准备参加张店公社组织的小升初统一考试。再后来，我在小升初考试中考得了张店公社的第二名——第一名被后滩村的一个留级的女生夺得了。张老师也顺利地转成了公办教师。我算是给张老师争了光，更给父母争了光。 从1979年后半年直到1982年夏，这三年时间我一直在县城的“育红完小”读初中。除了寒暑假，平时我几乎没有机会回到前滩村母亲身边。而母亲在村子里的劳动量却大大增加了，因为那时包产到户已经实行，我们家里当时分到了10亩多土地。在所有的寒暑假里，我的唯一任务就是回到前滩家里帮母亲干那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和家务活。给猪割草，给牛割草；和父母一起出猪圈，出牛圈；割麦子、拉麦子、碾打、扬场、晒麦子、回茬玉米、摘棉花、刨红薯……也是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擀面条、包饺子、搓麻花、和面、揉馒头。 家里有了地，有了母亲的辛劳操持，我们全家人从此摆脱了缺吃少穿的窘境。一年四季，我们都有了吃不完的白面。大约从1980年那年过年开始吧，我们家第一次在过年时全部蒸的是白面馒头。母亲和了一大面盆的白面，我和母亲一起挽着胳膊在大案板上揉面，然后又揉成一个个的白面馒头。母亲连续蒸了三锅馒头，把家里那个大笸箩都装满了。当雪白喷香的馒头冒着蒸气出锅时，母亲笑盈盈地把一瓦篦一瓦篦的馒头端出来，也不怕手烫，当下就把馒头一个个从瓦篦上取下来，摆放在案板上，再用包袱盖住晾。母亲麻利地在火炉上用热油泼了一小碗辣子，开心地对我们说：“趁热吃吧！白蒸馍夹油秦椒，越吃越想吃！”在明亮的电灯光下，蒸气、香气、喜气在被我们用旧报纸裱糊一新的东窑里融合在一起。看着我们每人举着一块馒头在比赛着吃，母亲笑得是那样幸福开心。 1982年，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我以全县中考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看到我的中考成绩那么优秀，父亲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曾有些犹豫地问我：“军，你再想想，到底是去康杰学校上高中呢，还是到永济去上中师呢？”我想了想决定还是读中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中师可以不花钱，生活费也不需要花，并且三年后就可以分配工作自己挣工资了，我就可以及早减轻家庭负担，减轻母亲的压力了——那时，我们也仅仅是有足够的白面馒头吃了，家里还是穷得很。 1982年10月15日，父亲送我到离家二百多里外的永济县虞乡师范学校报到上学了。那天，我上身穿的是父亲退下来的蓝色地卡袄，下身穿的是二哥退下来的米黄色地确良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新的千层底布鞋——母亲为我做的新鞋。我和父亲随身带着一只大哥退下来不用的正方形的绿色小木箱，肩上扛着铺盖——母亲为我新做的被子、褥子。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我的家乡更远了，离开农村更远了，离开母亲更远了。 也是从那一天——1982年10月15日——开始，在开学的第一天晚上，在虞乡师范平瓦房超大土炕的简陋学生宿舍里，我趴在炕头我的小绿箱上，在宿舍昏黄的电灯光下自觉地写下了第一篇日记——不是因为老师的督促而是我自主自愿所写的日记。那天，我发了一个宏愿：从这天起我要坚持写日记，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在那天的日记里，我记下了父亲送我离家上学的情形，记下了我对家乡、对母亲的无限思念。 从那年那天开始，直到今年，直到昨天，我写日记已经持续37个年头了。如果说我还有那么一点点韧劲的话，我相信那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和教诲：做事要坚持。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对于母亲的记忆不只是留在脑海中或模糊或清晰的印象，而是有了确切的时间、地点、细节的“史料”——母亲始终是我日记中一个重要的话题。 2016年7月20日，母亲的生命终止了。从那天起，我的日记中再也没有了对母亲生活的记录，而只剩下了无尽的思念。 再有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这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清明节了。当我从记忆深处把三十多年前、四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我16岁开始写日记之前——关于我和母亲的部分往事写成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情，我似乎正在让时光倒流，正在补写着我人生最初的日记，10岁时的，3岁时的、周岁时的。 虽然我没有16岁前的日记，但我知道，我记忆中母亲对于少年和儿时的我的影响，却是深入我骨髓的最重要的教育。母亲无疑是我生命最初时的阳光雨露，更是我生命起步时的人生导师。 生命若存，则思念不止。这就是一个儿子对于母亲的情感。未来一定还会有许多时光——某个清晨、某个雨天、某个黄昏，我会静静地回味16岁前的记忆或是翻阅我16岁以后的日记，去追忆我心中永生的母亲。 而每到清明时节，恰如此时，遥想半个世纪的母爱，思念如纷纷细雨，温情充溢在我的周身。 2019.3.31，清明前夕，于河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