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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同团练到独立掌军,浅谈咸丰为何不再担心汉族官僚割据称王!

 江东汪郎 2020-04-11

“唯当令府县体察情形,敦请绅士,告以团练章程。明金声曾有御贼互保之法,最为简易。使劝谕该处附近村庄,自行妥办。一村议数人,以率领徒众,一月议数集,以讲明约束。无事各安生理,有事一呼即至。官因以时稽查之、奖劝之,俾知共御寇贼,即以自保田庐,民自无不勉从。”

这是咸丰二年十月初九(公元1852年11月20日),时任御史的徽州人王茂荫向咸丰帝上的一道名叫《筹备安徽防剿事宜》的折子,其核心内容就是清廷能够放开对地方士绅组建团练的限制,让他们成为镇压洪杨乱军的主力。

在这份折子里,王茂荫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他对太平军进入安徽造成江淮战乱的可能性进行了大胆的预估,并作出了相应的对策!

为此,他提出了可重用已经退休但侨居在宿州的周天爵招募安徽乡民,组建团练,防守“安省之扼塞,全江之锁匙”的省城安庆小孤山,就能阻止太平军入皖,从而对江宁(南京)、苏州等江浙赋税重地起到保护作用,“此处设防,贼断无从飞越”

王茂荫雕像

这是继孙鼎臣之后,清廷部堂级高官又一次主动向咸丰提出放开团练筹办的限制条件,用以镇压太平军的治国方略。

而在孙、王二人提出奏请之前,咸丰就已经责令一群已经退休或丁忧的汉官(主要是熟悉地方),如罗绕典、朱琦、龙启瑞、陈孚恩等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

只是这些得到筹办团练资格的“团练使们”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力。他们名义上是独立于绿营体系之外(清朝以汉族为主的地方常备军事武装,旗人担任中高级军官),但实质上却是“帮同、协助”的身份,依旧处于地方官府或中央派遣大员的监视之中,并沦为附庸(罗绕典挂在钦差大臣赛尚阿、湖广总督程矞采名下;陈孚恩挂在江西巡抚陆元烺名下;更有甚者是挂在自己本籍所在的知县名下)。

故而,王茂荫的忧虑是对的。

用管理绿营的方式管理地方团练,丧失了团练本地化的优势,打仗还要处处受到限制,这样是不利于平叛的。

清代武装常备军绿营

但咸丰帝并没有引起重视,他延续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思维,即“防汉”,而这也就注定了清军在咸丰初年(咸丰元年到咸丰五年)镇压太平军的路途上并不顺利,以至于咸丰三年春(公元1853年)太平军从武昌顺流而下,攻占江宁后,通过西征和北伐划江而治,震动大清国半壁江山。

太平军定都江宁后,咸丰才慌乱不已。他不得不从“防汉”心理向“依汉”思维转变,才会在咸丰三年初放开了对汉族在籍官员筹办团练的军权限制,即责令在籍绅士专办团练(如曾国藩),遣京官回籍办理团练(如吕贤基),使团练大臣不再成为地方官府的附庸,从而放开了汉族官僚掌握军权的限制。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才促使咸丰作出让汉族官僚彻底掌握军权的艰难抉择呢?汪郎认为有以下四点因素!

太平天国强盛时控制区域

1、已知风险的危害远远大于未知风险。

太平天国起势后战斗力极强,不要说已经腐化的满洲八旗军,就是清朝常备军绿营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从永安建制到定都江宁,太平军只在蓑衣渡(绿营只是跟随吆喝,打败太平军的是江忠源的团练楚军)和长沙城外吃了些苦头,大部分时间里绿营都是尾随其后而无能为力,最后定都南京和咸丰皇帝分庭抗礼。

太平军打下南京以后,咸丰帝才明白过来,这支起于桂省的叛军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他们是真的要从大清身上扒一层皮来放进嘴里咀嚼的。

太平军作战示意图

相对于汉族官僚可能存在依靠军队实行割据的未知风险,眼前已经定都南京的洪杨之乱才是他首要的心头大患。

事实上,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后,广西的山高林密就成为“拜上帝教”吸引教徒、宣传反清主张的最佳场所。为此,先后两任广西巡抚郑祖琛、邹鸣鹤除了设法调兵剿捕外,都扶持团练作为镇压“拜上帝教”的重要力量,并把团练视为“地方至紧至要之件”。

只是当时办团练的退休官员朱琦、龙启瑞根本没有自主权,全都挂下巡抚衙门指定的地方官府名下,以“帮同、协助”的身份出现。所以这种看似“有实效而无流弊”的新式武装根本无法将太平军遏制在萌芽之中,以至于酿成滔天大祸。

基于此,让咸丰清醒过来,汉族掌握团练出现割据的情况只是猜测,但太平军的威胁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轻重必须分清。

团练

2、在有具体案例的参考值下,只选择大清体制内的士大夫作为团练使!

汉族地主武装并不是从咸丰开始的,在嘉庆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和福建蔡牵起义时,就默许了团练的存在。

当然,嘉庆允许汉族地主组建团练,一是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二是在除掉和珅掌握大清国真正权力后恢复了体系内人员的正常晋升渠道。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川楚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打了刚刚逝去的“乾隆盛世”一记耳光。

当大清国的君臣们还沉浸在“十全老人”的赫赫武功中无法自拔时,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打得在乾隆朝叱咤风云的八旗、绿营一败再败。

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亲政前夕,白莲义军席卷了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清军只能尾随和挨打的份,很多满族官僚和将领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住白莲教的势头,这让嘉庆帝震怒不已。

清代白莲教起义首领王聪儿

嘉庆四年正月(公元1799年2月),在除掉和珅后,嘉庆一改之前的人事任免和镇压方略,采取了“坚壁清野”的作战方针,并裁撤了满族大员,开始重用汉族地主武装(这就是清朝团练、乡勇的开端)参与镇压白莲教义军,如杨遇春、杨芳、罗思举等,事后都得到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罗思举就是靠镇压白莲教从一介游民成为四川提督的)。

作为嘉庆帝的孙子,接受过帝王系统教育的咸丰帝不可能不知道汉族地主武装是他维护大清统治的一把利剑,但这把剑怎么用时需要好好谋划一下的。

相对于白莲教,太平军也是以宗教的方式裹挟民众发动的叛乱;相对于白莲教,八旗、绿营是一样的不堪一击;相对于白莲教,太平军对朝廷的危害要大得多。

所以有嘉庆的示范在前,咸丰挑选的团练使或是退休或丁忧的在籍官员、或是特此派遣回乡的京官,这些人都是在大清的体系中深沐皇恩,享受特权的阶层,和清王朝是同休共戚的。

故而他有理由,也必须相信自己挑选的团练使会和杨遇春、杨芳、罗思举等嘉庆朝的汉族团练使一样对大清忠心耿耿。

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

3、儒家的普世观已经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咸丰掌握着道德体系的大旗!

家国情怀、忠君爱国是儒家提倡的普世观。

在古代中国,“国”的概念下是中央集权制行政手段的粗放,“家”的概念下是基层社会的宗族、里社体系在行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经过清初的动荡和中期的巩固,清王朝事实上已经进入了“皇权不下乡”的中国传统社会架构体系,即形成了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三大组织纵横依赖,科举制下绅士、官僚上下流动连接的双重统治格局。

清王朝采取的依旧是府县制度。作为国家政权组织架构中的最低一级,知县为“ 亲民之官” , 但对民间的控制基本依靠境内的乡绅、士族(所谓皇权不下乡);

县以下乡村依靠的是基层社会三大社会组织:保甲、里社防厢组织;家族、宗族、乡族组织;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形成了一张密集的统治网。

府县制度下的顺天府

清王朝采取的依旧是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通过儒家思想在地方上筛选人才进入国家统治阶层,这些人为朝廷服务一定期限后或退休、或辞官,回乡成为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构成了清朝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这种密集的森严统治下,读书、科举、做官、士绅,或者依靠军功等,基本上已经成为当时稍微有些志气的人们完成人生道路进阶的主要途径,而这一切的首要条件就是坚决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咸丰帝非常清楚,只要高举儒家大棒,那些丁忧在籍官员、致仕侨居官员、褫职还籍官员、吏部候选官员等被选中为团练使,本身就已经被局限在一个道德体系之中,就像水中的鱼一样,一旦挣脱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就会被视为异类。

科举取士

4、咸丰的自我认知:朕不是昏君!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必须先放到属于他的那个大环境中进行评论。

咸丰是不是昏君呢?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间,用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他算不上是昏君,反而还有些中兴之像。

为什么呢?因为咸丰一上台就罢黜了自己老子道光留给他的政治遗产,权倾天下的“穆党”首领穆彰阿,并给林则徐、姚莹、达洪阿等鸦片战争期间被“穆党”陷害的民族英雄们进行了平反,一时之间“天下称快”

作为受过帝王之术教育的咸丰帝,当然知道朝臣、民间需要什么样的朝廷、需要什么样的皇帝。废掉一个已经天怒人怨的穆彰阿,不仅能得到朝臣和百姓的一致称赞,同时又巩固了自己的皇权,这是非常划算的。

穆彰阿影视剧照

所以作为明君,责任重大。

一是国家安稳永远是首要的。

太平军已经定都南京,和大清划江而治。赖以统治的八旗、绿营都不堪一战,如果再不利用团练平定这起“匪乱”,那么江山势必不保,如果真走到这一步,自己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

二是明君就该有明君的气度。

扶持汉族地主武装是为了巩固大清统治,这和崇德设立汉军八旗、顺治设立绿营的道理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为了大清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他们当初没有害怕汉臣割据?所以用害怕汉臣割据这种无影的事为借口而限制团练的独立作战,正是自己的无能表现,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八旗、绿营都无法镇压太平军的情况下,导致太平军一旦真的打下北京城,那么昏君、亡国之君的帽子是逃不掉的。

何况身为帝王,如果还控制不了受大清道德约束、体制牵绊的汉族地主武装,那自己和昏君也没什么两样,只有昏君才无法控制自己的臣属,导致国家破裂割据。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下旨让在籍汉族官僚筹办团练也就成为咸丰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了。

咸丰帝

汪郎说:

当然选择汉族官僚创办团练,咸丰的忧虑还是有的。

毕竟嘉庆时期的团练是完全受制于地方官府,即终坚持由地方官员单独控制的办团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尽管团练使一般都由绅士担任,但地方官有委派和解除团练使的权力,在紧急时刻还必须站出来担任团练使,所以地方官僚是团练的唯一领导者。

但咸丰不同,他由士绅帮同团练,放开为独立掌军,这其中的风险还是有的,即汉族官僚地主武装一旦成为大清国的真正中坚力量,该如何保障满族的统治地位。

故而,咸丰组建了一支没有被腐化的八旗军队坐镇北方,守卫京畿重地,即僧格林沁的蒙古八旗,这是清朝最后一支有力的八旗劲旅。

咸丰三年至五年间,僧格林沁带着他的蒙古八旗不仅连挫北伐的太平军,还生擒了太平军北伐名将林凤祥、李开芳,名震天下,这也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方武装力量强有力的震慑。

所以这也是咸丰敢于放开汉族官僚单独掌握团练军权的底气,他只要保持一支威慑力足够的八旗军即可,担心汉臣割据完全没有必要!

参考资料:

张研,牛贯杰《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

《王侍郎奏议》

《清史稿》

《清文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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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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