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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不起眼的河道 上海,位处长江三角洲东端,是江海潮汐交互作用冲积而成,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在形成近代化城区以前,除了吴淞江和黄浦江,曾经有过数以万计的大小河流。洋泾浜就是其中一条历史悠久却并不起眼的普通河道。 这是一条宽有五六十米、东西走向的河流,自今大世界处与北长浜、周泾相接,东流至浦东古镇洋泾,注入洋泾港,长约六七千米。 明永乐元年(1403),朝廷派夏原吉治理苏松水患,他采纳了叶宗行、张宾旸两位上海人的建议,浚疏范家浜,引大黄浦北流,至今复兴岛处与吴淞江合流。这样,洋泾浜便被新挖成的今天称之黄浦江的大江截成了东西两段。清雍正十年(1732),上海发生了一次特大风暴海啸,损失惨重。 1890年时的洋泾浜 之后朝廷大力防洪,乾隆年间修成黄浦江土塘,东洋泾浜通黄浦江的入口被封,水源骤减,水流大缓,被改称为定水浜(亦称定水河)。于是,浦西段便去掉“西”字而名为洋泾浜了。 1914至1915年间,洋泾浜被填没筑路,以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法语发音命为爱多亚路。 1930年代的爱多亚路中段 1943年10月更名大上海路,1945年10月改为中正东路,1950年5月改称延安东路。定水河因潮汐不畅而由西向东迅速淤塞,到民国前期已只有钦赐仰殿以东一段。至上世纪60年代,已成一条三四米宽、一米深的小沟了,要不是洋泾船厂营建拖轮船坞,于1969年挖土4万立方米,使民生路向东河道拓宽至20米左右,恐怕早已沧海桑田了。 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在上世纪90年代起的浦东市政大改大建中,洋泾船厂撤了,定水浜也填了,近年已成了维多利亚等居民小区的一部分,只有长约200米、改为景观河的一段还依稀可见昔日定水浜的一点影子。 洋泾浜旧貌 从地图上凝视着从延安东路到这段景观河道之间的无形直线,可以想象六七百年前,在这条横贯上海县境北的河道上,片片篷帆、点点渔火的江南牧歌式风光。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上海县城北海关盘验所前的墙上贴出了一份告示,上面盖着“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简称上海道)的大红关防。这是一份在上海和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当时并无名称,后来被称为《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地皮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这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宫慕久签订的地方性协定,依据三年前签订的那份《南京条约》,宣布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的沿黄浦江地块,准租与英国商人建房居住之用。次年,又确定一条路为西界,即名界路(今河南中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外国租界——上海英租界的肇端。 昔日洋泾浜 从此,洋泾浜这个不起眼的河名,却频繁地出现在中外交涉的文件条约中,并因此而在大清朝的廷议中被频繁地提到。自道光开始的万岁爷,包括代行万岁大权的慈禧太后也经常看到和听到这条河名。道光二十八年,英租界顺洋泾浜与吴淞江西推到后来名为泥城浜的河边(今西藏中路)；次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上海道麟桂又告示宣布：“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寿宁路东段),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辟为法租界”。 法租界地图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64年5月1日),上海道与各国领事商定,正式设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在英国领事官员旁听下,派员专门审理英美租界内的华人案件,这便是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的前身,也是中国政府在租界内司法权旁落的嚆矢；同治八年三月初九日(1869年4月20日),《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正式生效,会审公廨宣告成立；次年八月初九日(1870年9月24日),经过各国驻华公使团批准的《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颁布,这个章程连同后附的42条《附则》,成为了上海英美租界(后名公共租界)的根本大法,一直实施到1943年。 1893年11月17日,公共租界举行50周年庆祝活动 这样,洋泾浜就成了上海租界的代名词,也是上海夷场、洋场和近代化城区的代名词。1936年,一位笔名“心真”的文人将所写的反映上海金融、经济、文化以及阮玲玉自杀、新生活运动等社会现象的竹枝词,就名之为《洋泾浜新竹枝词》。 “来是康姆去是谷, 念四块洋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拿……” 这是古稀老上海熟悉的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之称,大约出现在20世纪初,这是学者周振鹤先生的考证,原来称呼是“别有琴”或“别琴”(pidgin或pigeon)英语。这是一种在英国势力为主导作用的租界条件下,产生和流行的以上海话夹杂英语词汇的混合语言,也是洋泾浜在上海文化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洋泾浜虽窄，但两岸却是繁华无比 上海自开埠和开辟租界后,以商业贸易为龙头,百业俱兴,附洋即发。于是,在既未受过正规英语教育,又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一批买办、商人、服务人员中,开始出现这种别琴英语,到同治年间已非常流行。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位名叫杨勋的翻译,力图扭转这种状况,特地写了《别琴竹枝词》百首,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日(1873年3月3日)起,分4次在《申报》上发表,希望引起大众的注意。其第一首所言即充分反映了洋泾浜英语对于上海商场上讨生话的重要性： “生意原来别有琴, 洋场通事尽知音。 不须另学英人字, 的里温多值万金。” 的里、温、多即是three、one和two(三、一和二)。洋泾浜英语使用面后来极广,就连烟纸店小老板甚至黄包车夫都会来上两句。 随着留洋归来者增多,特别是各类外语学校兴起,正规外语教育迅速发展,洋泾浜英语渐渐衰落。当年笔者步入小学堂时,“一块洋钿温大辣(one dollar),念四块洋钿吞的福,由阿发柴(your father)就是我……”,已成了讨人便宜念白相的儿歌。 市民们在洋泾浜边观看起吊大型管道 “洋泾浜”也成为讥笑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代名词,诸如“洋泾浜普通话”之类的说法纷纷诞生。 其实,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洋泾浜英语,正反映了中西俗文化的混杂和融合,也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发展之初的一个特征。 “大英法兰西,大家勿来去(qi)。”这是一句老上海俗语,意思与“黄牛角,水牛角,大家各归各”相同。而出处恰从洋泾浜而来。 道光二十九年起,洋泾浜成了英法两租界的界河。咸丰年间,上海政局不稳,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进攻,而当时上海有英、美、法三个租界,英美政府就提出三界合并,以加强防卫和管理,一度也建立了三界合并的市政机构。 由于法租界最靠近县城,受影响最多,法国领事对合并设立的市政机构只关注洋泾浜北的利益而忽视浜南利益,颇有抵牾。当时英国在华的势力最大,法国政府不甘心受英国支配,遂于同治元年四月初一日(1862年4月29日)宣布单独成立大法国筹防局(后名公董局),正式宣告脱离联合。次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光绪二十四年又以共同租界名义扩张,遂改称“公共租界”。实际上从1863年起上海已形成了两界(华界、租界)三方(中国政府、英美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并存的行政格局。 昔日洋泾浜，变成今日车水马龙的延安东路 从此,两租界各行其是,彼此不能越界。此界的黄包车牌照入彼界就无效,故后来有了仅一界通行的小牌照和各界通行的大牌照之分。如坐电车,从此界到彼界,亦须于分界处换乘。即便是巡捕追捕逃犯,只要逃过界去,巡捕只能望界兴叹。洋泾浜既是界河,这类事自然都发生在浜的两边。加上作为侵华先锋的英国,在上海的影响实在太大,尽管洋泾浜北首早已合并为英美租界(1899年又改称公共租界),但上海人还是习惯地称之为英租界。于是,便有了以上这句俗语。 “郑家木桥小瘪三”,这也是老上海的一句俗话,说的是洋泾的一句俗话，说的是洋泾浜的郑家木桥两堍是瘪三云集之地。两租界既然“大家勿来去”,自然成了小偷、强盗等作奸犯科者最可利用之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况。 郑家木桥者,洋泾浜上一座桥也。洋泾浜上有过许多桥,自东向西排列着,外洋泾桥(今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处)、二洋泾桥(今四川路口)、三洋泾桥(今江西路口)、三茅阁桥(今河南路口)、带钩桥(又名荡沟桥,今山东路口)、郑家木桥(本名陈家木桥,今福建路口)、东新桥(又名新桥,今浙江路口)、西新桥(今广西路口)、北八仙桥(今云南路口)。
洋泾浜上第一桥——外洋泾桥 据有关方志记载,最早的是三茅阁桥,建于康熙年间,外洋泾桥与郑家木桥建于咸丰六年(1856),其余大多建于同治年(1862-1874)。方志记载常有疏漏。以三茅阁桥言之,地处上海县城北门外,自嘉靖倭祸平弭后至康熙的一百多年间岂可能一直无桥?
东新桥 再如郑家木桥,美国人泰勒于道光二十七年在桥址东南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基督教堂,即今西藏中路沐恩堂的前身。为便利教徒礼拜,同年他又造了一座木桥,名泰勒氏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记录》中多次提到此桥。再追远些,《上海李氏家乘》中记载了上海望族李家嫁女于老闸镇瞿氏,为送嫁妆和方便两家探视,以一步一石板的标准,从北门筑了一条石路到老闸镇,这就是福建南路与福建中路旧名石路的来历,显然这儿理应有桥,只是史料发掘尚欠充分而已。 小瘪三者,乞丐、小偷、盜贼、流氓之总谓也。租界时代,郑家木桥两堍,南有孔子路(这是租界里最早以中国人名命名的道路),北有松江路。洋泾浜当时四五十米宽,篷船、舢板运载着浦东、西乡、北郊的柴菜出入于此,而两界三方又各不管辖,于是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组成的流氓团伙,以此为大本营,“抛顶宫”(抢帽子),剥猪猡”(劫掠行人衣服首饰),交易鸦片,策划各种犯罪勾当,成为上海犯罪分子的一大渊薮。 清末民国初,上海滩有不少著名流氓出身于此。如一首俚歌中的小丁香,即郑家木桥一霸,“正月梅花阵阵香,四海名扬小丁香。在帮兄弟都晓得,出门常带小家生。”关于小丁香,所留史料绝少,后被清廷捕杀于苏州。 光绪十八年进入法租界捕房、后来当上督察长、被法租界倚为“治安长城”的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更是巧妙利用郑家木桥小瘪三的“典范”。
黄金荣 他先与混迹于斯的丁顺华、程子卿等结交,既利用这帮流氓作案由他破案,邀功取信于法国佬,又利用自己的影响释放被抓的人,在流氓群中建立起威信,从而广布眼线,为破获大案形成情报网络。恽逸群在《蒋党真相》中披露过这样一件事：黄金荣曾让郑家木桥的混混到一家剧场去捣乱群殴,那天无论剧场老板请哪路老大都制止不住,此时有人进言“不妨让黄金荣来试试”,老板将信将疑。待黄登台一喝,全场顿时停手,鸦雀无声。 黄氏遂声名大振。诸如杜月笙的师父套签子陈世昌、追随黄金荣后当上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谍报处处长的闹天宫徐福生、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师父季云卿,也都是郑家木桥出身。前面提到的程子卿,也由黄金荣拉进了法捕房,当了十多年的督察长,由他起主要作用的法租界警务处政事部,1927年时被法国政府赞为远东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丁顺华也当上了淞沪铁路便衣侦探队的队长。 洋泾浜畔柳千条, 雁齿分排第几桥。 最是月明风露夜, 家家传出玉人箫。 这是晚清邗江李默庵寓游上海时写的《申江杂咏》中的《洋泾浜》一诗。洋泾浜两侧自划为租界以后,经华洋杂居,人口剧增,迅速成为闹市。同治、光绪年间,南汇丁宜福来到上海,曾惊叹其地“繁盛极矣”。
洋泾浜边的茶楼 当时的洋泾浜独多茶楼、酒肆和青楼。如三茅阁桥畔的丽水,“杰阁三层,楼宇轩敞”。著名的洋务文人王韬在《瀛壖杂记》中称荡沟桥畔“皆江北流娼,动以千百计。每夜谯楼鼓动,门外皆缀一灯,从桥畔望之,丛密如繁星”。洋泾桥一带则多粤东女子,“粤俗呼之'咸水妺’”,沪人讹呼为“咸酸梅”；向里的二洋泾桥附近又多西妓院。
洋泾浜和它上面的桥 同治年间,有位署名西泠漱华子的写了篇《洋泾浜序》,云： “花月清阴,春光醉我。 香迷十里,爰开歌舞之场； 丽斗六朝,敢续烟火之记。 ……花灿堆银,天真不夜。 火齐列树,星有长明。 杨柳帘栊,送出笙歌一派； 枇杷门巷,围来粉黛三千。” 洋泾浜分明是座不夜城,洋场秦淮金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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