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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斯先生所著的《世界文明孤独史》有这样一段描写：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于公元前377年前后写下了代表性著作《理想国》，构建了人类世界的第一部治国纲要。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柏拉图考察了当时的四种政府体制，即重视纪律和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认为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政体。与这些政体不同，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社会构建。他认为不懂哲学的纯粹政治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才能给国家以出路，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柏拉图把治国理政的重任放在了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上呢？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使其具有知识，能够达到对国家本质即“善”的认识与把握，而一般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执政能力，所以具有执政资格。这样，哲学家执政就被视为是最合理的、最好的执政方式，并且也是唯一的选择。 理想国是以“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人天生秉赋不同，因此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也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上的分工就应该不一样。“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他把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最低等级的人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构成的生产阶层，他们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负责为城邦提供物质需要，同时也受到统治者的保护。中间等级的是护卫者或曰管理者，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负责保卫城邦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最高等级的是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人数很少，但却具备人类最高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是一些被称为“哲人王”的人。他们具有美好的公德、自律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他们是唯一能够被人民委以国家绝对权力的人。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哲人王的统治和领导下，他们发挥各自的美德和能力，相互协调，这样就会使城邦安定和谐，各人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智慧只有极少数人即统治者才会具备并必须具备，执政者集王者的能力与哲人的智慧为一体，是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有智慧天赋的人统治国家。勇敢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军人身上。勇敢的人保卫国家。节制就是对于欲望的控制，是一般的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品质。节制的人生产食物和其他社会所需物品。 智慧者思考，勇敢者保卫，节制者生产，三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构成一个相互满足的、和谐的正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明显是一种灵知型社会。实际上，5000年前的《薄伽梵歌》（18.42-47），已经阐述了这种以美德和能力要素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制社会及其各社会阶层，即四种姓制度： 平和、自制、苦行、纯洁、宽恕、正直、知识、智慧、虔诚——这些是婆罗门赖以活动的品性。 婆罗门受中和气性影响，爱好美德和知识，相当于柏拉图所尊奉的哲学家灵知人，作为沟通宇宙—神—人的中介，他们处于社会的最高领导地位。通过传授韦陀知识，婆罗门教导其他阶层，包括作为政治、军事贵族的刹帝利，来维系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刹帝利或武士受强阳气性影响，爱好荣誉，行事虔诚，其职责是保护其他阶层不受侵犯。他们必须接受婆罗门的指导，按照韦陀经典的训喻管理社会。 吠舍、首陀罗相当于生产者阶层。首陀罗处浊阴气性，吠舍兼受强阳和浊阴气性的影响。虽然受到贪欲的支配，但吠舍乐善好施，首陀罗忠诚勤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拥有节制的美德。 这4个社会阶层的合作使韦陀灵知型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这就是种姓—行期法或韦陀种姓—行期制度。它保障了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社会各个阶层互相协作，通过祭祀牺牲，实现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最高目标。 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脱胎于这种古老的灵知型社会制度，是远古前哲学时代灵知传统的再次复兴。但他强调了美德和职能在区分社会阶层方面的作用，这避免了由于世袭制而必然造成的腐化。“哲人王”的概念，近于韦陀经典里所说的Raja-rshi即圣王，他们兼有智慧和勇敢，是灵知型社会最理想的统治者。实际上，他们被认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通过追随和事奉这样的“圣王”，整个社会踏上了“通天之路”。《薄伽梵歌》对“圣王”推崇备至，将“圣王”归于接受最高灵知的理想继承人：“这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师徒传习传授下来，那些圣王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这门科学的。然而，时光流逝，传习中断，这门科学的本来面目仿佛已被湮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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