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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唾弃的男人的一生

2019-05-24  我想不出...

二十八年前,父亲去世,我把他葬在老家邯郸市索井村的祖茔。原打算母亲百年后与父亲合葬,给二老的一生画上完整的句号。

两年后,母亲因高血压住进彭城卫生院。在简陋病房的昏暗灯光下,母亲打着吊瓶,一遍又一遍地嘱托我:“我死后丧事从简,别把我往你老家埋,更不能跟你爹合葬。”

早几年,母亲就曾多次与我们子女五人提过这个想法。她一生坎坷,我不该继续固执己见,只能点头应允。

母亲如此怨恨父亲,甚至不愿死后再与他相见。

1923年,母亲出生在邯郸市固义乡韦武庄村,十七岁时被迎娶到彭城镇霍姓家中,婚后有了大哥。这位霍先生,生前曾在八路军中,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逝于壮年。

母亲第一次丧夫时年仅二十。她带着大哥改嫁彭城瓷厂工人赵先生,生下姐姐和二哥。母亲与赵先生感情笃深,二人相敬如宾,之后十几年生活美满、幸福。可好景不长,母亲三十余岁时,赵先生因病早逝。母亲为此悲痛欲绝,即便人到晚年仍在痛惜。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母亲难以承受。于是在1954年经人撮合,招赘我父亲,先后生下我和妹妹。父亲比母亲小一岁,1924年出生在邯郸市贾壁乡索井村一个农民家庭,在三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据本家的叔伯大娘讲起,我的祖上在清中期开过票号“文聚昌”,票号汇通全国,曾富甲一方。但到了爷爷那一代,家业衰败,一贫如洗了。因家贫,父亲没上过学。五六岁在家乡的山地里拾柴禾、务农,十五岁到峰峰矿区当瓷窑学徒,十九岁回乡当兵。

1943年至1947年,父亲曾在八路军某部的一个电台部门担任保卫工作。1947年大军南下,父亲因身体不适离开部队,辗转至彭城的瓷窑,当窑工、拌炭工,继而遇上了母亲。

父母的结合,组建了一个大家庭,全家足有七口人。大伯在1959年的饥荒年景跳井自尽,老家的爷爷奶奶也靠父亲抚养。大伯当年想与人结伴到峰峰和村镇买些南瓜给家人充饥,却遭队长训斥,气愤不过,选择了末路。

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母亲是个很贤惠的女人,圆脸庞,中等个头,整日不得闲,我幼年记忆中的她总是忙碌不停。

作者图|母亲

那时家里虽穷,但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母亲知道父亲在陶瓷厂上班,活重,劳动强度大,食物跟不上,所以把家里的食物都紧着父亲吃。我年幼不懂事,见她给父亲拿干粮吃,我就拽着父亲的衣角喊着:“我要吃馍!我要吃馍!”母亲见状,总会大声喝斥。

1960年,父亲在彭城五八缸厂干的是包工活,每天用独轮车运送五、六吨煤,还要扒马眼(瓷窑顶部的通风口)。那一年,物资极度匮乏。尽管母亲精心照顾,一米八大个子的父亲,依旧每日食难果腹,常常饿得头晕脑胀。

5月25日,父亲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活儿,刚和衣躺下入睡不久,窑工就把父亲喊起来扒北窑的马眼。父亲迷迷糊糊爬到窑顶,却扒了南窑的马眼。

窑工在下面大喊:“扒错了!扒错了!”

父亲恍然大悟,立即堵回去,接着又下来和泥,把马眼封住。南窑的产品出窑后报废了,造成5400元损失。父亲于1960年7月5日被捕入狱,被判反革命罪。

父亲入狱后,家里失去顶梁柱,母亲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

那时彭城人吃水得用轱辘从深井里取,母亲每天取水,用纤细的双肩挑着,走街串巷往人家里送,换取生活费。母亲早年挑水的那口井,每到冬天,井台的四周积满冰块,稍不留心就会滑倒。

之后,母亲去彭城公社搬运站找活干,推独轮车,拉板车,这两种车都是铁板焊成的,分量很重。母亲运着陶瓷,从陶瓷厂前往彭城火车站,途中要经过一段漫长的上坡路。母亲驾着板车,十二三岁的二哥在旁拉着帮套,艰难如骡马上坡一样,一步一摇。

母亲一生没有过正式工作,只是游走于各个单位当临时工。母亲在给我们解释此事时,说:“当时并非没有机会当正式工人,但是我不能啊。要当正式工,得先学徒三年,学徒工资每月十八元,根本养活不了你们啊。”

父亲入狱后,我随母亲乘邯郸的环形列车,去探视父亲。

下火车后,母亲拉着我,在黄土道上徒步很远才能抵达监狱。监狱处于一片空旷的平原上,老远就看见铁丝网高墙,还有高高的岗楼。

我和母亲站在监狱一个空旷的院子里,父亲由一个被称呼为队长的人陪同,走到母亲身边。母亲在父亲面前,一改平日里坚强作风,抽泣着诉说生活的艰难。父亲站在原地,搓着手,显得很焦躁、无奈。

母亲每一次去狱中探视,父亲便把自己省下来的津贴,偷偷塞给母亲,他每个月有两元钱津贴,逐月攒成十几二十元。站在身旁的队长,常常把头扭开,装做没看见。

回到家后,母亲时常召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开会,让我们重燃生活希望。散场后,母亲会把大哥、二哥叫到一旁,向他们解释她当初和我父亲结婚的原因,想化解他们对我父亲的怨恨。那时我并不理解他们为何怨恨我父亲。

如此过了两年,老家来信说,爷爷因为父亲的事积郁已久,终于气绝身亡,让母亲回去奔丧。考虑再三,母亲凑出30元钱给我,让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回去奔丧。临行前,母亲再三嘱我要走哪条道,见了长辈该如何解释。

彭城距离索井二十多公里,早年交通不便,来往全靠步行。我从彭城火车站出发,沿着铁路线一直走。累了,坐在铁道旁歇息;饿了,啃口母亲给的棒子面窝头。边走边打听,临近黄昏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

爷爷家门口搭着灵棚。叔叔一两年前因病去世,灵棚内跪着的都是尚未成年孙辈,三个堂哥,一个堂弟。

在灵棚外几盏油灯下,大娘愠怒,问我:“你娘呢?咋就让你一个小孩回来了!”

我见大娘的凶巴巴的样子,一时情急,把母亲教我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奶奶见状,搀我进门。

母亲并非对爷爷奶奶没有感情,只是她不能耽误打工,并且再无余力承受族人的指责,因为在爷爷病重期间她没有替夫尽孝。

作者图|井村全貌

以往家里有什么要处理,母亲都会托邻居写信,向父亲征求意见,父亲则托狱友回信。对于自己没有回家奔丧的事儿,母亲也去信向父亲说明,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不过,父母这种鸿雁传书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濒于破裂。

1969年,十四岁的我,时隔数年再次见到父亲。那年大哥结婚,父亲听说了,挺高兴,托我和母亲带一个搪瓷脸盆送给大哥,作为新婚礼物。

回到家以后,我继续上学。一次中午放学后,班主任临时召集班务会,莫名其妙把我叫到讲台上,厉声斥责:“告诉你!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线,否则你一生都没有翻身的希望……”

我不知所措,立正听训,泪如雨下,事后哭着回家。我把经受老师无端指责的事,告诉母亲。她匆匆回家做饭给我们吃,一边忙活一边听着,却一句话也没说、一口饭也没吃,便去上班了。

母亲那时在彭城耐火厂工作,用草绳包装耐火砖。耐火砖大多是异型砖,个儿大且重,包装工作非常吃力。头一天需先用水浸泡草绳,使之柔软。冬天时节,浸泡过的草绳会结冰,冰碴子又冷又扎人。

我时常放学后去帮母亲做事。在母亲的五个子女中,我最爱读书,母亲一心供我读书,想让我出人头地。初中时学习成绩好,尤其受语文老师青睐,语文老师鼓励我继续读高中。

初中毕业,我未能如愿升学。那个年代没有升学考试,全由班主任说了算。班主任因为父亲的事,不准我升学。语文老师为此奔走,多次找班主任求情均以失败告终。

母亲得知我没能升学,多年的劳累也涌上心头,她渐渐对父亲心生怨恨。

1970年,父亲转至河北唐山的监狱服刑,来信说路途遥远,不让家人再去探望。往后数年,我们家历经磨难,母亲没再给父亲去信,也没再去过监狱。

五年后,我下乡满两年了,按劳动表现被推荐、分配到邯郸地区交通局,一个事业单位。可在政审时,再次栽了跟头。

母亲听说此事,转身回房把门插上,开始嚎啕大哭。我们全家一直被父亲的事扼住咽喉,难以喘息。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那时我在一家偏僻的集体小企业当工人,得知政策消息后,赶紧回家把这一消息转达给母亲。

母亲将信将疑。我把形势和政策一一讲给母亲听,她才喜出望外,似乎有一种逐渐能顺畅呼吸的快感。

我给父亲写信,让他在狱中向上申诉。父亲回信时,应我的要求附上了判决书,并在信中再三申明:“六零年发生的事故,不是故意所为;不是反革命性质;不是军工产品。”我极度渴望摆脱“劳改犯儿子”“坏分子家庭”的帽子,便开启漫长的查明真相之路。

二哥单位有个热情的潘师傅,多年前和父亲同一个单位,常带我去找父亲的工友了解当年的情况。我去了解情况时买来二斤点心,那算是贵礼了。

一些工友说,父亲当年爱讲些“吃饭不吃饭,旦等牛叫唤”之类的俏皮话,“现在说没事,当年可不行”。他们还表示,我父亲当年被判得有些重了。

有的人则透露,父亲当年不知因何得罪了孔厂长。我向父亲求证,父亲回信说,他的案子与孔厂长私仇有关。可这位孔姓厂长彼时已经去世。

我根据走访所得,以及父亲描述的情况,写了申诉状。1979年6月,复查办开始复查父亲的案子。

案子移交到父亲原单位陶瓷五厂复查,负责复查工作的是该厂保卫科。保卫科科长告诉我,在父亲案卷中,当时的副厂长刘勇曾证明:1960年父亲扒错马眼的窑里的产品,是一种耐酸性极强的工业用品,属试制节段,并非军用品。此产品试生产过一次,没有成功。

多数参与复查的人证明,父亲当年所为并非有意。最终,复查结论是:量刑过重;定性不准;建议减刑。

这时,父亲距刑满释放只差几个月。母亲认为父亲没能完全恢复名誉,对此大失所望。

1979年,五十五岁的父亲提前几个月出狱。他没有给家里写信,回来得很突然。

我正在市里一家企业工作,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午后下班回家。一个瘦削驼背、胡子拉碴、穿着印有“劳改”字样号服的老汉,出现在我的面前。

见到父亲,并没有想象中得那种欣慰与喜悦。阔别多年,我和妹妹早已习惯没有他的生活,无法开口叫他“爸爸”。曾蒙受他养育之恩的哥哥们,都未登门看望。

我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吃了个便饭。席间,父亲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要恢复自己的名誉。”母亲听后,为之兴奋不已,我也信心满满。

母亲把她居住的三间房子截出一间供我居住,母亲和妹妹住着另外两间。父亲回来后,母亲没有和父亲同房生活,妹妹一度暂居在朋友家让出房间,直到我婚后外出租房,妹妹才得以搬回家。

往后两年间,我和父亲奔走在各级法院之间。父亲没文化,出门不认路,我时常得请假陪同。没有好消息,一般不告诉母亲,她有时询问,我也是尽往好的方面说,怕她失望。

不管是哪一级法院,都有大量案子要复核、审理,进展缓慢。父亲母亲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母亲还把仅剩的单位遣散费四百多元钱,用在了我的结婚上。家里入不敷出,父亲只好先停止奔走,去谋生。

父亲停止奔走后,母亲便催父亲外出找工作,可他因年龄大和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一直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母亲因而常和我抱怨,嫌弃父亲无能。

无奈之下,父亲挎着两个冰棍壶沿街叫卖。晚间回到家,父亲把五分、一毛的硬币以及毛票堆在桌上,数来数去也数不清楚。母亲不去帮忙,反而对他冷嘲热讽。父亲愈发迷糊,索性不数了。

后来,父亲换过很多谋生手段。他和我说,想去学修鞋修拉链,理由是可以有优待。我告诉他:“优待是针对残疾人的,你要干不见得不收你的费。”他神色暗淡,就此作罢。

父亲生前从事的最后一个活计,是在陶瓷二级站套缸。那时父亲已是六十几岁的人,那些笨重的陶器在他手上翻来转去,十分吃力。这笨重的体力活,出力不小,挣钱却不多,尽管父亲极其节俭,一个月的收入还是仅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需,连母亲都养不起,只能靠我们帮扶。

因父亲出狱后没有全面平反、得到安置,母亲对他心存芥蒂,夫妻常因生活琐事吵闹。母亲让父亲分摊电费,父亲不给,母亲便把通往他房间的电线掐断,父亲不甘示弱,干脆把整个房子的电都掐断。

二哥查出断电原因以后,手持菜刀要去报复,后来被邻居劝住才没酿成大祸。为此,我把父亲带走,随我同住。母亲拦住,不肯放行,她生怕我把父亲带走以后对她不管不顾。

我放下行李,细细对母亲解释:“父亲搬出去以后,你俩不会再因琐事纠缠,彼此相安无事。我向你保证,父亲搬出去后,我仍会一如既往孝敬你。”得到这保证以后,母亲才放行。

作者图|父亲

出狱后第十个年头,父亲患上胃癌。一天上午,我从办公室出来,发现父亲蹲在我办公室外,要知道他从未到单位找过我。他面色煞白,痛苦万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等我出来。

我问父亲:“怎么了?”

“肚子疼。”

我带着父亲去河南安阳内黄寻医问药。这次求医之旅,不仅没有给父亲减轻痛苦,反而给他带来了委屈。父亲方便时走进了女厕,被人破口大骂,我赶紧上前解释父亲不识字,才息事宁人。

返回彭城卫生院,医生做钡餐造影,最终诊断结果是,父亲得了胃癌。我无法接受现实,又带父亲到区中心医院、峰峰矿务局总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

我把父亲安置在我的租房里。房东见父亲病入膏肓,怕人死在他房子里,不吉利,一直催我把父亲带到别处。二哥听说这事,心软了,放下以往的嫌隙,帮忙劝服母亲,父亲才得以回老屋居住。

到了后期,父亲疼痛加剧,每天要靠杜冷丁减少痛苦。我定期去医院拿药,回来后让单位的保健医生给父亲注射。后来医生在父亲臀部划了个十字,告诉我往十字上方的两个部位打都没事,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注射。

父亲临终前一个星期住在医院里,我和妻子不分昼夜照顾他。父亲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去,拿出的全部存款四百多元钱给我。这钱少得可怜,连他住院看病、丧葬费用的零头都不够。

父亲让我带他出院。出院时那天,骄阳似火,室外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我和妻子把父亲抬到板车上,让八岁的儿子坐在他身旁打伞,艰难把他拉回彭城的家中。

当天夜晚,父亲走了。

两年后,母亲因脑干出血溘然长逝,大哥决定把母亲安葬在彭城,他的责任田里。

2018年7月,大哥病故。大嫂与我们商量:再做一个棺椁,把母亲的赵姓前夫移葬到彭城,与母亲合葬,把大哥葬在母亲脚下。

母亲在世时,常说:“我一生中,只在赵姓前夫那里过了些好日子,和他有感情。”

那便随了母亲的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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