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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众所周知，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曾统治了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也被源源不断传播到了西方。  不过有个现象却让许很多国人不解：为何对西方文化影响至深的却是道家而非儒家呢？毕竟儒家文化思想才是我国文化的”正统“呀！ 据西方学者统计，自1816年至今，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已达近三百种，在已发行的世界文化典著中，《道德经》的存在感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圣经》！在互联网词条上，类似“Taoism、Dao、Tao“等与道家有关的外语词汇搜索量也长期居高不下，而相对来说，儒家学说的著作在西方则相对乏人问津。 西方文化更讲求的是实用性、功利性，而道家，恰好又是“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代表，在如此高度契合的情形下，难怪西方人会更倾向于道家与《道德经》了！ 我国古代的数次盛世多基于道家思想，西方人看重的是其“盛世”的实用价值先秦时期的齐国，就率先依托道家思想而兴起，齐桓公时管仲提出的“君道无为”观点与老子的思想是完全相一致的。  在治理齐国的时候，管仲就阐明了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协作关系，这样的协作模式，对今日西方的议会政体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管仲指出：在一个国家当中，君王就好比人的大脑，臣民就好比人的五官与四肢；大脑做不了四肢五官的事情，却能控制它们的具体操作。 管仲的“君道无为”，正是要求君王”多无为、少干预“，让大臣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如此一来，国家治理就能事半功倍，具有极高的实用性。 司马迁也曾指出“旨约而易简，事少而功多”，事实上，西汉初期从固国安民到“文景之治”，依托的就是道家的“无为之治”。  汉代初年的政治家多属道家体系，“陈丞相平，少时本好皇帝、老子之术”、“参为汉相国，清静极合道”，汉相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等人，都是黄老道家思想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因为他们的“依道而行”，汉朝才得以安然度过秦末汉初的乱世时期。 我们熟悉的唐朝，皇帝都是姓李的，尊的祖宗也是老子李耳；“轻徭役、重德治”，唐朝遵循的同样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之术。 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登基前曾久历民间疾苦，深知农耕垦荒等民生基础亟需老百姓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在建国后也采取了与汉初一样的休养生息政策，还亲自注释了一本《道德真经》大力推广。 清代初年，顺治的“宽待流民”、雍正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康熙的“永不加赋”等国策，同样暗合道家的无为思想。  西方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最终发现，中国的不少朝代其实是“以道治国、以法治政、以儒治心“。 通过道家的”无为而治“迅速崛起后，再通过儒术进行人心教化的维护统治，正是”儒家中国“背后的必备套路。这也是“儒道法”始终在古代中国并存的核心原因，统治者始终是离不开其他思想体系的，因为儒家多偏重思想礼仪等教化，却缺失了大量实用性的东西。 儒家分新旧，长期统治我国的实际上是已融合了法家、道家思想的“新儒术”表面上，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了百家“独尊儒术”，但那时候的儒术经董仲舒的整理和重新规范后，其实已是吸纳了大量法家、道家思想的“新儒术”。  “独尊儒术”后的汉朝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以儒治国”的方针，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可能真正脱离法家、道家思想。 “新儒术”只是一种“新汤装旧药”的手段，如此一来，国家对外的统治方针统一了，而部分利于治国的杂家理念也能合法地得到了保留。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还有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我国历史中实际上一直都普遍存在，只是被套上了“儒”的外衣而已。  象“军事、科技、文艺、中医、武术、茶道”等实用性学术一直就是道家的天下，统治者根本是罢黜不得的；当这些实用性文化传播到国外时，难怪人们就只认识道家而不知道儒家了。 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日本的国学与老庄哲学具有大量共通性，因而日本的国学范畴应属道学、而不是儒学。 儒家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王朝存在诸多弊端，而道家恰是弥补这些弊端的关键按照道学“无为而治”的理念，君王作为大脑的存在，是不应干预“四肢五官”干的事情的。而现实上，由于儒家经常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导致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经常大量干预各类事情。 比如，当统治者干预文字工作者的工作，就产生了文化禁锢；当统治者干预百姓出海，就出现了“海禁”；当统治者干预民间工艺技术，许多实用技术就成了“奇技淫巧”。  以上种种弊端，恰恰是导致明清时期我国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试想之下，西方人还会对那样的“儒学”感兴趣么？ 他们需要的东西正好相反：文艺复兴般的学术开放、通向寰宇的航海技术、带动科技发展的技术偏方......而这一切，恰好在道家中就能获得弥补。  道家哲学思想与西方的“文化决定论”契合度更高我国历史上虽没出现过正式的“哲学体系”，不过老子的《道德经》却分明就阐述着大量哲学范畴的理论。西方哲学体系强调事物的纯碎性，道家“哲学”也推崇返璞归真、强调自然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要顺应时势而变；老子则说“名可名非常名”，“名”就是朴素、唯一的事物。如此一对比，老子的思想就是自然实用主义，认为事物只有唯一的形态、不应因世俗而产生迷惑世人的其他概念；水就是水，而其他“女人是水、百姓是水”等繁文缛节的东西均是扯淡！  老子的“道”反对巧立名目和形式主义，这样的理念与今日西方的“文化决定论”也是相契合的。“文化决定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国家政权的兴衰完全由它所属的文化来决定。相对比之下，一味强调制度的儒家自然就不得西方人心了！ 我国的当代法治思想中，传统文化里的道家与法家也正是“为政以德”当中的强大辅助。“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践行”却是道家的朴素理念，没有践行的法治思想，再好听也只是一句空话。 东西方文化融合了数百年，今日的世界文化思想已渐趋大同，“自然、实用”不正是普世共同的文化价值？ “坊间五千年”将坚持内容100%原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若存疑义联系即删)，持续为大家输出选题丰富的原创文章。本号文字均亲自码出，观点为个人见解，绝无任何映射行为，欢迎订阅转发及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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