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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每到酷暑，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水浒》中，白日鼠白胜挑担出场、智取生辰纲时唱的这首山歌。 而我对“双抢”的记忆，也总会伴随着热浪从记忆深处浮现。
“双抢”是中国长江流域特有的名词：抢收庄稼、抢种庄稼。 在南方，水稻种两季，七月早稻收割后，必须立即耕田插秧，务必在立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一年有半年就要白干。 如此繁重的农活，老天留给种田人的时间只有十几天。 年少时我曾问母亲：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抢？像坐在办公室里上班的人那样，慢慢来不行吗？母亲瞪了我一眼：节气、节气！老天不同意！ 我少年时家在安徽，父母在镇上工作，但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农村的孩子，亲戚中大多数也在农村，所以，每年暑假的双抢季节，我要么去同学家帮忙，要么到农村的姑妈、姨妈家，给他们的双抢打下手。 四年级时，我10岁，到一位姓凌的女同学家“学雷锋”，帮她家搞双抢。 热浪滚滚的农田里，凌姓同学的父母顾不得与我客气，在轰隆隆的打稻机后面伸出沾满稻草的手，以最快的速度教我怎么拿镰刀，怎么弯腰割稻，几分钟后我就上阵了。 不一会儿，我的腰就酸得直不起来，汗水和着脸上的碎稻草往下滴。人们只知道针尖对麦芒这个词，其实稻草的锋利一点不亚于麦芒，打在脸上如刀割，如针灼，火辣辣地疼。 弯腰站在未全干涸的泥田里，我右手握镰刀，左手握稻束，一刀割下去，尖锐的镰刀竟然把自己的小手指给割了深深的口子！血流如注，同学的家长拿束稻草给简单包了下。 直到今天，我的左手小拇指上，这条一寸长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在田地里干活，粗大的蚂蝗能直接钻到肉里去，而且不痛不痒，那一次，我看到自己的小腿肚在流血，才知道自己被蚂蝗“入侵”了。 “双抢”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是全年收成的关键，哪怕来个半大孩子帮忙，也是求之不得，可以稍缓极度的紧张和劳累。怀孕八九个月的孕妇、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要力所能及地干活。 姨妈家劳动力多，不用我上阵，但我要包揽他们全家脏衣服的洗和晒，还要给姨妈七八十岁的婆婆打下手，帮着她做全家人的饭，送饭送茶水到田地里去。 烈日下送饭，走在田畈上，虽然穿着鞋，依然能感觉到脚下的泥土热得烫人。天地之间像是硕大无比的大蒸笼，热浪从地底下往上涌，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除了热，还有打稻机的轰鸣声。稻子割下来，要尽快把稻草与稻粒分离，打稻机是必不可少的。 最早是是四方形的大木桶，约有两米长，拖到田地里，全凭最原始的人力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往木盆的四壁上甩，利用惯性原理，把稻粒甩进木盆中。 再后来有了半机械的脱稻机，用脚踩，作为动力，驱动机器上的轮轴转动，人再把稻子放到轮轴上脱粒，手脚要并用。
一名回乡青年学生把稻子放进打稻机时，胳膊不慎被卷进去，半个手掌没有了，后来，没有了右手掌的青年成了我的代课老师，最终还是因这只残疾的手而壮年早逝。 我少年时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是附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在田地里抢收抢种，公路上一辆大卡车失控，冲进田里，四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没有了！只留下另外两个孩子成了孤儿。听到这惨烈的事情，年少的我，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夏天的美好，留在记忆中的，是对夏天、对双抢的苦难记忆。 农民天不亮就要去下地，晚上天黑才能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回家。他们是不是很希望下场雨、气温降下来好干活呢？ 绝对不能！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南方的农民再怎么累、怎么酷热，都盼望日头越毒越好，哪怕自己热得中暑都没关系，保庄稼的收成最要紧。 什么叫“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这就是。 如果下雨，稻子烂在田里，那真是欲哭无泪，稻子收回来了，若不及时在大日头底下晒干，最容易发霉、发芽，一年又是白干。 最怕的是雷阵雨。明明还是太阳当空，一阵风来，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了，带着土腥味，一股脑地往地上砸。往往全家人还在田里抢收抢种，没等赶到家中，屋前屋后晒的稻谷已被在雨水中泡，所有的拼死拼活都白费。 那一次，雷雨来了，姨妈全家都在田地里干活，晒场上只有我与她那裹过小脚的婆婆，一老一少，使出浑身解数，手忙脚乱，各种农具齐上场，紧赶慢赶，在大雨落地前把晒场上的稻粒收到稻箩里，用塑料布盖好，使劲搬到屋檐下。一切搞好，才舒了口气，竟然没注意到自己早已被淋湿！ 姨妈的婆婆劳苦一生，二十多岁时丈夫就被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她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儿女，七八十岁的晚年，依然还要如此劳作。
淋了雨的稻子会发霉，自家吃霉米，事小，最怕的是交公粮时，粮站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收！ 每年秋后，忙完双抢，农民们开始拉着板车来交公粮（农业税），从粮站大门开始，长长的板车蜿蜒排队，在马路边一直排到十里开外。 壮观景象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苦涩和辛酸。 一大早赶了十几里地，车拉肩挑来，晚上能交完公粮回家，是最美好的结果。 可往往是一场空：粮站工作人员拿着专用的铁钎，捅到板车上的麻袋里，抽出“样本”，用手搓一搓，用牙咬一咬，傲慢地甩下一句话：“不合格，拉回去再晒！”
农民不死心，苦苦哀求：“我一家人晒了三天了，我七八岁的孩子天天顶着毒日头，守在晒场上，这是我家最好的稻子了，求求你们……” 收粮的人不为所动。而这时我母亲的一大“使命”，就是从单位匆匆赶到粮站，凭借自己良好的人缘，帮乡亲和亲戚们说情，请求粮站收下他们汗珠子摔八瓣肩挑车拉来的粮食。年年如此。 粮站，让所有人敬畏，即便不愿求人的母亲，平时也注意与他们搞好关系，出身农村的母亲懂得：城里有个亲戚或者朋友，对于农民，是遇到困难时迫不得已可以求助的唯一稻草。 买化肥种子要找人、取汇款要找人，看病要找人，城里有个“根据地”、有个能帮忙的人，心里会踏实很多。 但我那时不懂。 乡亲们来找父母，有时父母向粮站说情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再走山路、走田畈把公粮挑回家，太辛苦，于是他们有时就把整车、整竹箩的稻子放在我家，第二天再重新排队交粮。 我年少不更事，啧有烦言，因为我家也不宽敞，住得很挤，又雪上加霜，被这“临时仓库”占去不少。 有一天，父母还没下班，一个本家远房大嫂挑着两大箩稻子，挑到我家门前，说粮站不收她的稻子，想放在我家。我说：“我家也没地方搁！” 暮色中我她看到失望的脸，吃力地挑着担子走了。 她家离粮站少说有四五里地。望着她被汗水打湿的背影，我似乎看到她眼中的泪花。我隐隐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但还是没敢告诉父母。如果告诉了，少不了我一顿打。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常感内疚，一直很想当面向这位大嫂道歉，请她原谅我的无知和自私。 作者简介：新闻工作者，出生于安徽小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军人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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