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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铜镜的研究中, 对秦镜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一环。一方面是由于秦人铸造和使用铜镜都远远落后于东方六国尤其是楚国, 直到战国末期才逐渐兴起, 秦统一六国后,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制了一些新的镜式, 但为时极短且未及扩展, 导致秦镜总体上数量不多;另一方面是出土的秦镜大多数不完整, 有的甚至因残损严重而无法复原, 故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以为秦镜质量低劣, 在铸镜史上无足轻重。同时限于材料的贫乏, 对秦镜的研究鲜有问津。笔者曾对陕西关中、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地先后发表的一批中小型秦墓出土的铜镜加以梳理, 撰文对秦镜分期和秦代铜镜的特点略加探讨[1]。近年, 西安咸阳等地发掘清理了大批秦墓并及时发表了材料, 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塔尔坡秦墓》、《任家咀秦墓》、《西安北郊秦墓》、《西安南郊秦墓》、《西安尤家庄秦墓》、《陇县店子秦墓》等, 其中多有出土秦镜的材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陕西地区已出土秦镜达151面, 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秦镜 (大约201面) 中占近80%。陕西地处秦文化腹地, 特别是咸阳和西安郊区秦墓出土铜镜数量较为集中, 秦本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极为鲜明。这些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铜镜的铸造工艺、使用和埋葬习俗等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陕西境内出土铜镜数量较为集中的有这么几处:西安市北郊尤家庄及其附近的197座中小型秦墓, 共出土铜镜16面[2];咸阳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3];任家咀242座秦墓出土2面, 但报告中所附墓葬打破关系表中另见M 257还登记有一面铜镜残片[4];西安北郊119座秦墓共出土12面[5];西安南郊茅坡光华胶鞋厂93座秦墓出土2面, 茅坡邮电学院162座秦墓出土12面, 潘家庄世纪星城62座墓出土16面[6];《长安汉镜》公布西安1988-2001年发掘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1100余座墓出土铜镜336面, 其中出土秦镜35面[7], 主要是1996-2000年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工地、明珠花园小区、陕西交通学校、陕西移动通讯公司、西安万杰华祥医院、中新电力设备厂等墓地出土。此前已公布的秦镜还有:1978年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2面铜镜[8];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铜镜4面[9];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出土铜镜1面[10];西安半坡战国墓出土铜镜5面[11];临潼上焦村秦墓出土1面[12];西安西北林学院古墓出土1面[13];1975年咸阳黄家沟战国墓出土6面[14];咸阳市杨陵区秦汉墓地出土1面[15];扶风县博物馆藏铜镜中有战国晚期镜2面[16];陇县店子224座秦墓出土3面[17];《陇县出土的历代铜镜》收录春秋战国镜2面[18];汉中杨家山秦墓M 3出土1面[19];周世荣《中华历代铜镜鉴定》一书收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1面[20];一九五六年秋河南陕县秦末汉初墓葬出土铜镜3面[21];上村岭秦墓和汉墓出土3面[22];陕县东周秦汉墓秦至汉初墓葬共出铜镜11面, 其中1面为汉代草叶纹镜[23];三门峡火电厂秦人墓出土铜镜4面[24];河南泌阳的一座秦墓出土铜镜1面[25];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镜6面[26];云梦龙岗M 10出土1面[27];江陵岳山发掘的十座秦墓中出土铜镜2面[28];荆州高台M1出土秦镜1面[29];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出土战国晚期秦镜1面, 秦汉时期弦纹镜1面[30];湖南长沙杜家山M 799出土1面, 长沙左家塘皮件厂M 1出土1面, 长沙乾塘坡地质局工地M 5出土1面, 长沙烈士公园M 18、溆浦马田坪M 24、长沙九尾冲M 12各出1面, 汩罗县永青村M 36出土2面。另外一些原报告定为汉初的墓葬, 高至喜先生认为很可能是秦代墓, 均出有秦代风格铜镜, 包括长沙桐梓坡M 26出土1面宽弦纹镜、M 71出土1面云纹地蟠龙纹镜和1面龙纹镜。湖南早期西汉墓也有出土典型秦镜之例, 如梅子山M 1、太乙寺M 12都出有素地宽弦纹镜, 可认为是秦在汉初的遗留物[31] (P47)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M 13出土1面[32];四川成都羊子山秦墓出土1面[33]。上述发现的秦镜种类包括素面镜、弦纹镜、蟠螭纹镜、夔龙纹镜、凤鸟纹镜、连弧纹镜、菱形纹镜、羽状地纹镜、卷云纹镜、狩猎纹镜和兽纹镜共11类。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978年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蟠虺纹镜, 直径11厘米, 另一面素镜时代为春秋中期;其次为陇县店子标本M49:1双圈兽纹镜, 弓形钮, 镜体平直, 背中部有素带一周把纹饰分为内外二区, 区内有三个回首、吐舌、卷尾、卧姿的虎形怪兽, 身躯布满粟粒纹, 直径8.5、厚0.2cm, 原报告定为战国中期。任家咀M 182:4纹饰与之相似, 内外区之间和外区与边缘之间各有一周素带作为分割, 内区分布三头回首、吐舌、卷尾的怪兽, 不同的是外区还有五头竖耳、吐舌、长尾上卷、卧姿的怪兽, 八头怪兽身上布满粟粒纹, 镜体大小相若, 直径8.4、厚0.1cm, 报告定为战国晚期。这两件铜镜应该时代相近, 属于秦镜中时代略早的。另外咸阳黄家沟M 41所出铜镜也可能较早, 但不会早到迁都咸阳之前, 发掘简报定为战国中期[34]。 比较上述陕西地区几处大宗秦墓出土铜镜的情况, 从数量上看, 陕西陇县店子224座秦墓出土3面, 出土铜镜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1%;陕西凤翔1981年公布的高庄46座秦墓中出土铜镜4面, 1986年公布的西村战国秦墓42座出土铜镜1面, 秦旧都雍城出土铜镜的墓葬比例不到6%;咸阳任家咀242座春秋战国秦墓出土铜镜2面, 加上1件未予统计、仅在墓葬登记表中公布的残片, 所占比例仅1%;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 出土铜镜的墓葬所占比例为6%;西安半坡1957年公布的112座战国秦墓出土铜镜5面, 所占比例为4%;尤家庄197座秦墓出土铜镜16面, 所占比例为8%;西安北郊123座墓出土秦镜12面, 所占比例近10%;潘家庄世纪星城62座墓出土铜镜16面, 所占比例为25.8%。这些墓葬的发掘材料即使有一些主观选择上的因素, 但仍可看出铜镜分布时间和空间的规律。从时代上观察, 凤翔高庄46座秦墓仅出4面铜镜, 属于战国时期的仅1面;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 可肯定为战国晚期早段的仅1面, 余皆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地理位置靠西的陇县店子224座秦墓仅出铜镜3面, 1面为战国中期, 时代较早, 数量少;1996-2000年西安出土35面秦镜均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末汉初;尤家庄197座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中13件为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 其中仅3面略早, 属于战国晚期前段, 该墓地属于战国晚期之前的第一期墓葬中不见铜镜。西安北郊出土的12面铜镜均为战国晚期至秦代的, 潘家庄出土的16面铜镜均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 最晚可至西汉初期。从地理位置上看, 西安半坡出土5面铜镜在战国墓葬中算是数量较大的一宗, 西安尤家庄、潘家庄秦墓出土铜镜比例较高, 或与其时代较晚、地处秦都咸阳的长安乡密切相关。总之, 上述秦墓出土铜镜的基本特点是时代愈晚、地理位置愈近都城及其以东地区, 铜镜的数量愈多。见于上述统计的201面秦镜中, 陕西地区出土的秦镜共151面, 其中可以确定为战国晚期以前的仅见秦公1号大墓2面、陇县店子1面, 任家咀1面可能与之相当, 黄家沟1面时代也略早, 其余多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至秦代, 下限可晚至汉初。从近年来秦墓出土铜镜的情况来看, 至少在战国晚期秦的铸镜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从秦镜的种类看, 时代越晚种类越丰富, 兼容并蓄的秦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秦镜的共同特点是弦纹镜占绝对主体地位, 在陕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是典型秦文化传统的镜式。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延至汉初, 秦统一后流布全国各地。已出土的弦纹镜数量最多, 延续时间较长。塔尔坡25面秦镜中弦纹镜占21面, 1996-2000年西安出土35面秦镜中弦纹镜占29面;江汉地区可确定为秦代的10面镜中有6面弦纹镜;西安北郊出土的12面秦镜中10面为弦纹镜;西安南郊潘家庄世纪星城出土的16面铜镜中有弦纹镜10面, 3面残破纹饰不辨, 报告认为根据质地看亦似弦纹镜;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出土的12面铜镜中1面为素面, 弦纹镜11面, 其中的1面为弦纹间卷云纹;尤家庄出土16面铜镜中弦纹镜占13面, 占出土铜镜总数的81%, 其他三类铜镜各1面, 占不到20%。秦式弦纹镜一般均为弦纹钮, 主纹为细凸弦纹或宽带状同心弦纹。已发现的此类弦纹镜的弦纹数有一周、二周、三周, 个别者为五周。其中一周者少见, 二周者最多, 均为细凸弦纹;三周者时代较晚, 呈宽带状。秦镜的标准化程度相当高, 以尤家庄秦镜为例, 均为二周细凸弦纹, 镜与镜之间造型和纹饰变化不大。弦与弦之间往往等距分布, 最外弦与边缘之间的宽度往往小于钮与内弦、内弦与二弦之间的距离, 布局讲求均衡美观。尤家庄秦镜再一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了秦弦纹镜的整齐划一、形制大小相若、图案等距布置的特征, 无一不合秦简《工律》的要求:“为器同物者, 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这显示了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期间, 大规模的战争、迁徙移民以及以法律形式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小小铜镜, 为研究秦代社会法律化管理、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新的佐证。这种镜式在秦末汉初已不占主体地位。尤家庄和茅坡邮电学院秦墓各出土1面素面镜, 亦为战国晚期秦镜。素镜在以往的发现中, 属于战国晚期以前的较多, 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西安半坡、陇县、咸阳塔尔坡及湖北、湖南均有出土, 其制作时代较早;有圆形、方形, 有乳状小钮或无钮, 形制较小, 一般直径在10cm以下, 厚0.1-0.2cm, 十分古朴;中间薄, 边缘略厚, 镜面略大于镜背, 应是铸造过程中制范、浇铸、冷却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尤家庄和西安北郊秦墓各出土1面羽状地山字纹镜, 为迄今发现的秦镜中仅见的2面山字纹镜。此种纹饰在战国楚镜中却是常见的纹样, 应非秦人主体文化因素, 而是吸收借鉴了楚式镜风格, 体现了文化间的交流关系;与通常所见秦镜相比, 其镜体最厚, 体型较大。尤家庄M 15∶1秦镜直径12.4、肉厚0.5、缘厚0.6cm, 但质地较差, 残成数块;西安北郊M 49:1秦镜直径12、肉厚0.2、缘厚0.4cm, 残损严重。潘家庄出土的3面蟠螭纹镜和尤家庄秦墓所出的1面云雷纹地连弧纹镜, 时代较晚, 约为秦末汉初。潘家庄M 215:1秦镜直径达13.6cm, 铜质好, 镜面光亮。尤家庄98壹号公寓4#M 10:11秦镜直径13cm, 相对镜体较大, 与此前的发现具有共同的特征;这类镜在凤翔高庄出土1面, 较小, 直径7cm, 河南陕县、泌阳各出1面, 直径分别为19.2、18cm, 时代均在秦末汉初, 属于秦镜中较晚的类型, 是秦人吸收外来楚文化抑或是直接引进楚式铜镜的产物。泌阳出土的连弧纹镜较为独特, 纹饰为宽带状弦纹间饰八组宽带状连弧纹, 明显可见是秦代弦纹镜向汉连弧纹镜演化的过渡形式。秦墓中以往出土的楚式镜有蟠螭 (虺) 纹镜、菱纹镜、夔龙纹镜、凤鸟镜, 多数集中于两湖地区, 在陕西发现较少;一般形制者略大, 纹饰繁缛精细, 由多重纹饰构成。但在秦文化影响下, 这类镜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地纹简化几乎模糊不清, 主纹简化变形, 铜质较差, 制作粗率、散漫, 其中有的可能属秦人模仿楚式镜铸造的。 秦镜绝大多数为圆形, 方形者仅见战国晚期的一面;一般形制均小, 直径多不超过10cm, 最小者直径仅4.85cm, 个别大的可达27.6cm, 极为少见;镜体平直, 镜面略大于镜背, 厚0.1-0.2cm, 胎薄而脆, 质地不佳, 一般均在墓葬中作为珍贵的随葬品。在已发掘的中小型秦墓中所占比例很小, 凡随葬铜镜者一般一墓中仅随葬一面, 其在墓室中的位置一般置于棺内头部, 也有置于腰、足部或棺外的;个别装在漆器和陶鬲中, 如黄家沟战国墓葬M 41:2和M 49:3出土的铜镜均用布包裹数层, 置于漆盒内, 任家咀M 182:4置于陶鬲中, 陕县1956年发掘的M 2001出土的1面铜镜似乎是与钱币和料珠一起放置在漆奁内。 秦镜出土时大多残损, 1996-2000年西安出土35面铜镜中仅见1面完整者, 西安半坡出土5面皆为残镜, 咸阳黄家沟出土6面均残损, 西安北郊秦墓公布的12面均残破, 西安南郊茅坡出土的14件中仅2件完整, 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潘家庄16面铜镜中3件完整, 尤家庄出土16面铜镜中也仅1面完整器, 以往出土的情况也与此基本相似。以上述几处较大宗的秦镜出土情况来看, 其中残镜所占比例均超过80%, 有的高达97%, 甚至百分之百。过去发掘者一般都认为秦镜出土时残损比例高是由于秦镜总体上制作低劣不精、质地粗糙、镜体极薄而脆。翦伯赞则认为:“战国中期, 冶铁业的高度发展, 铁制品普及, 铜器渐渐居次。秦墓出土的铜镜都是随葬明器, 铜质低劣, 形体较小, ……秦代并无铜官, 足见冶铜业在当时社会生产的部门中, 并不占重要的地位。”[35]但笔者通过对秦镜与汉镜和早期出土铜镜的比较发现, 有的秦镜的厚度并不比汉镜小, 质地和金属成分配比也不逊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而从秦弦纹镜的整齐划一、形制大小相若、图案的等距布置等来看, 我们不禁要怀疑, 秦人制作铜镜既然如此用心, 能达到如此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程度, 目的竟然不是实用而是用作明器, 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从秦始皇陵出土的近乎完美的青铜兵器来推测, 秦人在青铜成分配比和青铜器制作技术上都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 即便对铜镜的制作不像对兵器那么重视, 但也不至于糟糕到一触即碎的地步。并且出土的铜镜中有的质地的确相当好, 保存2000多年依然光亮可鉴, 未必逊色于当时的楚镜和后来的汉镜, 然其破损比例却是空前绝后的, 包括质地相当好的铜镜亦见残缺, 甚至仅有碎片。如果仅仅是因为质地不好, 容易被坍塌物压碎或自身断裂, 应该基本可以复原。而秦镜的破碎和残缺现象不同, 至少不完全是由于物理原因导致的残破, 其中很可能有人为的破坏。以尤家庄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为例, 其中3件仅见残片, 连纹饰都无法还原, 而另外的7件也是既残又缺者, 甚或只余小片、半片, 无法完整复原。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残又缺的铜镜所出的墓葬都未经盗扰。笔者统计和比较了同时期各地出土的同类质地的秦镜发现, 在秦人核心分布区, 不仅典型的秦式弦纹镜出土时是残损的, 即使是质地较好的外来镜式, 在关中一带秦人墓中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在秦人核心区以外, 同时期的二湖等地发现铜镜大多完整, 不仅是自身传统的楚式镜完整, 包括流入的与秦人腹地同样形制和质地的弦纹镜等出土时亦多完整, 如湖北江陵岳山秦墓所出2面铜镜、宜城楚皇城秦汉墓出土的1面铜镜、湖北云梦龙岗M 10出土1面铜镜, 均为秦式弦纹镜, 却完好无损;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铜镜亦未说明其残损, 长沙汩罗永青村M 36、烈士公园M 18、湖南长沙桐梓坡M 26、1965年长沙九尾冲M 12中所出秦式弦纹镜、素镜和楚式镜亦完整;这些地区所出的铜镜以具有楚文化风格的羽状地纹蟠螭纹镜、夔凤纹镜等占据主要地位, 则更是完整者占绝大多数, 原属楚国辖境的陕西汉中杨家山出土铜镜亦为完整器。只有陕西境内以关中为中心的秦人腹地的墓葬中出土铜镜基本都是残损的, 这说明铜镜残损的原因与其质地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却似乎与分布地域和民族习俗有密切关系。秦墓中对随葬铜镜的位置的讲究、对铜镜残片有意识的分别摆放, 都显示出秦镜的残损很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很可能存在人为的打碎, 所以不能排除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有毁器的习俗。 江汉地区以及河南部分地区、陕南秦墓所出铜镜之所以完好无损, 是因为同时期的楚人和其他秦统治下的六国旧民丧葬习俗不同于秦人, 没有毁坏铜镜的习俗。以上南方地区的这些墓葬虽为“秦墓”, 但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秦人统治下的秦国楚裔墓, 出土铜镜的墓葬几乎未见曲肢葬, 虽然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南下的秦人墓。其墓葬出土铜镜不论是楚式镜还是秦式镜, 基本都完好无损, 这一方面说明秦人统治下的楚国旧民在使用铜镜随葬习俗上与秦人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初来乍到的秦文化似乎处于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 甚至出现某种被当地楚文化同化的迹象, 反映出秦文化南进过程中遭到土著文化强有力的对抗和异化, 少量的秦式器物在当地文化构成中不居主体地位, “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基本上仍是保存着楚人的那一套, 墓中很少甚至没有秦文化因素”[31] (P55) 。即便是仅有的秦式镜也和关中秦墓出土情形不同, 同样的镜子同样的质地, 在关中秦墓中是残的, 而在江汉一带则完好无损。高至喜先生认为其墓主是战国末期到秦代的楚人。而在湖北发现的一些所谓的秦墓, 原报告亦认为其“葬式与传统的秦人不同”[28]。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说明其葬俗很可能部分地同化于楚国旧俗, 而非秦人传统。 格, 较一般秦镜大而厚, 一件肉厚0.5, 一件肉厚0.2, 但亦都残损十分严重;而陕县1956年发掘的M 2001出土的1面铜镜似乎是与钱币和料珠一起放置在漆奁内的, 但只有铜镜是残破的, 很可能属于下葬前人为的故意破坏;咸阳黄家沟M 41、M 49所出铜镜都用数重布帛包裹, 但出土时也都残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茅坡邮电学院M 104随葬的1面铜镜残为三片, 分别放置在墓主人的头侧和腰部, 此墓未经盗扰, 显然铜镜是在下葬前有意打碎且分别放置的。这似乎再一次说明秦人墓葬发现的铜镜残损的原因与铜镜质量并无必然关系。上述种种迹象表明, 在秦人墓葬中河南地区情况较为复杂, 所出铜镜残破者、完整者大致各半。以三门峡火电厂为例, 8座秦墓出土4面铜镜, 其中至少2面残, 其中以曲肢葬者如CM 08137、CM 08139出土无论秦式还是楚式镜多为残破, 而直肢葬者如CM 09102出土铜镜虽为秦式弦纹镜, 但却完整。上村岭秦墓和汉墓出土铜镜3面, 其中2面残。1994年陕县公布的秦至汉初墓葬共出铜镜11面, 多数残, 特别是其中典型的秦式Ⅰ型弦纹镜2面、Ⅱ型连弧纹镜1面均残, 而部分楚式蟠螭纹镜则有完整的。这似乎说明屈肢葬的秦人墓有毁器之俗, 直肢葬的秦统治下的非秦人墓则无, 秦式镜多见被毁, 而楚式镜少见此习。河南北部原属魏地, 而南部则属旧楚地。《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三年 (公元前325年) “使张仪伐取陕, 出其人与魏”[36] (《货殖列传》卷一二九) ,“秦末世, 迁不轨之民于南阳”[36] (《秦本纪》卷五) 。秦的移民政策包括将被征服地居民尤其是当地实权势力迁往异地, 免除地方隐患, 同时把秦人迁往当地, 加强对被征服地的控制。80年代后三门峡市清理了近千座秦人及其后裔墓, 陕县至今尚未发现战国晚期以后的魏人墓, 其文化特色带有强烈的秦文化色彩, 与关中秦墓相似, 充分显示了秦大规模迁徙政策对文化交流的有力促进。同时作为秦文化南下的中转站, 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交融汇聚的过渡特征, 既有南下的秦典型弦纹镜, 又集中了北上的楚文化蟠螭纹、凤鸟纹镜, 二者基本上势均力敌, 文化的交流、对抗与融合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文化交错分布地带所反映出的铜镜使用的不同特点, 似乎更分明地反映出秦人与楚国等六国旧民在用镜习俗上的差别。河南地区的情况显示出, 秦人占据和受秦文化影响的墓葬毁镜习俗就流行;而被楚人控制的地带和受楚文化影响者, 毁镜习俗就少见。 此外, 出土资料还显示, 并非所有残损的秦镜都是因为质量低劣造成的。如河南泌阳M 5出土的1面连弧纹秦式镜出土时表面光洁如新, 几乎没多少锈斑, 仍可照容, 说明其制作技术达到了相当水平, 质地并不差, 但出土时边缘部位亦多处残破;西安南郊潘家庄世纪星城M 119随葬的1件装饰精美细密的蟠螭纹铜镜, 镜体光亮平整, 质地很好, 肉厚0.14厘米, 出土时也是残破的;尤家庄和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2面羽状地山字纹镜均为楚地流行风格, 较一般秦镜大而厚, 一件肉厚0.5, 一件肉厚0.2, 但亦都残损十分严重;而陕县1956年发掘的M 2001出土的1面铜镜似乎是与钱币和料珠一起放置在漆奁内的, 但只有铜镜是残破的, 很可能属于下葬前人为的故意破坏;咸阳黄家沟M 41、M 49所出铜镜都用数重布帛包裹, 但出土时也都残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茅坡邮电学院M 104随葬的1面铜镜残为三片, 分别放置在墓主人的头侧和腰部, 此墓未经盗扰, 显然铜镜是在下葬前有意打碎且分别放置的。这似乎再一次说明秦人墓葬发现的铜镜残损的原因与铜镜质量并无必然关系。上述种种迹象表明, 在秦人墓葬中随葬铜镜存在故意打破的习俗, 质地很好的镜子也不能幸免, 不论是薄脆的秦式镜还是较为精好的楚式镜都打碎随葬;而非秦文化的墓葬中不打碎铜镜, 即使随葬质地很差的秦式镜依然能够完好无损。这一点在西安南郊潘家庄墓地表现得尤为鲜明, 潘家庄62座墓葬中只有2座屈肢葬, 其余大多为直肢葬, 有40座墓葬随葬品为三晋地区典型的鼎盒壶组合, 还有一定的巴蜀文化特点, 作者认为这座墓地的主人非本土人, 而是进入关中、接受了秦文化的外来人口, 从陶文中出现的“南阳赵氏十斗”等, 可以认为是从南阳迁来的移民。随葬铜镜多达16件, 占全部墓葬随葬品的26%, 几乎是已知秦墓中出土铜镜最多的, 其中3件蟠螭纹镜1件完好, 10件弦纹镜2件完好, 其余3件残甚, 无法辨识。这个关中境内的外来移民墓地很明显保持了一定的自身文化传统, 一是随葬品组合表现出浓厚的三晋两周文化的风格, 随葬铜镜数量多, 二是虽因居住在咸阳附近, 不可避免受到秦文化的强烈影响, 但其中一些人仍然牢固地保持其旧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 并没有完全接受毁镜的习俗。 可见, 毁镜习俗与地域和民族有关, 在陕西、甘陇地区秦人腹地比较流行, 其他地区则仅见于屈肢葬的秦人墓葬中;而在陕西境内又更多见于以屈肢葬为特点的秦墓中, 而在外来人口的墓葬中并不盛行。在时间上, 毁镜习俗的流行也只限于秦文化崛起的过程中, 随着秦亡汉兴, 这种古老的习俗也随之式微。 秦人的毁镜习俗在战国晚期以前似乎并不盛行, 迄今所见秦镜中最早的属1978年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1面素面镜和1面蟠虺纹镜及陇县和任家咀出土的2件粟粒纹怪兽铜镜, 均为完整器, 似乎反映出秦镜最初很少用于随葬或随葬时并不故意毁坏。咸阳黄家沟出土的6面铜镜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有的严重残缺, 其中1面或可早到战国中期, 其余大多为战国晚期到秦代。毁镜习俗在中国的流行时间主要是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时期的一段时间, 而这一时期秦镜的数量相对很少, 还算得上是珍贵物品, 之所以打碎了随葬是否与此相关?汉朝以后, 铜镜的制作和使用进入了高峰期, 汉墓中随葬铜镜的比例大大增加, 铜镜的使用已普及到千家万户普通百姓, 铜镜不再属于奢侈品。毁镜的习俗渐次减少, 西汉时关中地区尚见, 东汉以后就很少了。秦汉时期匈奴毁镜习俗从盛行到逐渐减少, 也可以佐证汉代特别是东汉已不流行毁镜, 迄今发现的漠北地区匈奴帝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均为残片, 但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匈奴墓M 1出土的2件铜镜中, 其中有1件完整器、1件残片, 这说明匈奴墓中十分流行的毁镜习俗到南匈奴归汉以后随着与汉文化的融合而逐渐被淘汰了。虽然匈奴墓所出铜镜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 但很可能来自秦而非汉, 在伊沃尔加城址中就曾出土典型的秦式镜残片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战国晚期以来, 匈奴与秦的关系之密切不仅体现在这一点上, 内蒙古地区前匈奴时期的墓葬如西沟畔M 2所出背面刻有“一斤无量朱少”、“一斤儿俩廿少半”、“故寺豕虎三”等秦小篆的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 从计量单位到文字风格都显示出受秦的强烈影响, 甚至就是秦人制造, 而西安郊区战国晚期秦墓出土的5件鄂尔多斯式饰牌的陶范更为这一结论增添了证据。二者密切的关系还体现在匈奴单于听取卫律的建议穿井筑城“与秦人守之”这样的记载。在这种背景下, 秦人的毁镜与匈奴的毁镜是否有直接的联系就很值得研究了。鲁金科在《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一书中谈到匈奴的毁镜习俗认为来源于汉[37], 显然是值得考虑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即使是关中地区固守传统的秦人后裔, 随着铜镜本身被寄予深刻涵义的悄然变化和逐渐消失, 对铜镜的使用观念也不可能不发生改变。汉代所见的残镜可能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墓被盗的比例极大, 其中铜镜的残损很可能由于盗扰所致。以《西安龙首原汉墓》为例, 发掘的42座墓90%以上被盗扰, 出土的14面铜镜中凡有残缺者均受过盗扰, 而未被盗的墓葬所出的铜镜或者完好或仅有裂纹, 残而不缺, 可以完好复原[38]。这说明一些铜镜残损的原因可能是受到盗墓者的砸毁扰动所致。另外也不排除其中部分可能为埋葬过程中环境原因、锈蚀所致。但汉墓中确有个别可确认属于人为原因毁镜的现象。如西北医疗设备厂M 2为西汉早中期墓葬, 未经盗扰, 但铜镜出土时仅见残片。山东一些汉墓中发现打碎的两半铜镜上下叠压放置。与此可以印证的是烧沟汉墓M 38属于夫妇合葬墓, 随葬铜镜在两个棺中各半, 合起来恰为一个完整的镜子。这可以认为是秦俗的遗留, 汉承秦制, 毁镜习俗在一定范围内和特定人群中保持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汉代铜镜的普及以及人们对铜镜寄托的情感的世俗化, 为“破镜重圆”而毁镜与早期原始的动机可能已经完全不同, 这种现象在汉墓和以后历代墓葬中都有零星的发现[39] (P66) , 但数量屈指可数, 与秦人中的毁器“碎镜”无法比拟, 远远不能作为一种葬俗来看待。《长安汉墓》公布的139座西汉墓中有64座墓随葬铜镜, 共出土铜镜82面[40], 不仅数量大大超过秦代, 用镜作为随葬品的方式也大为不同, 有的一墓随葬2面甚至3面。另据报道, 湖南永州市的一座西汉墓随葬铜镜5件[41] (P125) ,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铜镜达39面[42], 这在秦墓中是几乎不见的。此外就是残镜数量大减, 《长安汉墓》82面铜镜中仅有5面残损严重, 所占比例为6%。由于作者没有统计其他残损较轻或可复原者, 所以这一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在这一点上, 《长安汉镜》的统计则十分详细, 或可提供一定的参照。《长安汉镜》发表的301面汉镜 (已除去35面确定为秦镜者) , 其中有不同程度残损的共107面, 占总数的32%, 其中西汉时期残镜81面, 占残镜总数的76%, 东汉以后仅发现22面残镜, 占总数的20%, 另有4面残镜无法断代。随着时间的流逝, 东汉时期毁镜习俗几近尾声。这种习俗只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民族中尚能见到。匈奴和鲜卑考古材料中所见的铜镜均来自中原, 对他们来说仍是极其珍贵的奢侈品, 而其毁镜习俗很可能最初就是来自秦人, 关于这个论题已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畴, 笔者将另文探讨 (1) 。
毁器习俗在世界范围曾普遍存在, 中国北方地区由来已久, 不同的是毁坏的对象五花八门。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 许多墓葬中随葬的尖底瓶、长颈壶等都可以明显看出口沿被打破后再入葬的现象;吉林西团山墓葬发现打掉足、耳或口、底的陶器[43];在先周、西周时期的陕西丰镐、周原、陕甘交界、洛阳北窑周墓、浚县辛村魏国墓地和北京琉璃河燕国墓葬中, 则经常发现折断、砸弯的青铜戈、短剑等兵器, 被毁的兵器有的全部随葬, 有的葬于不同部位, 有的只随葬部分[44];山东益都苏埠屯1号殉葬墓“门道第三层殉人身下的陶器都是碎片, 而且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分散放置着, 像是有意识的打碎后放入的”[45]。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毁器现象, 但往往猜测的成分居多, 毁器的确切含义尚不明了。而毁镜是毁器习俗中的一种, 在秦人以及匈奴、鲜卑及以后的北方很多民族中都曾存在, 恐怕原因未必都相同。匈奴、鲜卑的毁镜对象都是来自中原的铜镜, 有的学者提出毁镜的意图是否与瓜分战利品有关?但这些观点显然无法解释秦人自毁铜镜的现象, 秦墓中的毁镜主要是自己的秦式镜, 当然也包括外来的楚式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毁镜与北方民族中普遍信仰萨满教密切相关, 在这些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 铜镜往往起到巫具法器的作用, 照容的功能并不占主要地位。目前的考古材料逐渐显示出中国境内铜镜的出现很可能是从西亚经西、北游牧民族传播而来的, 新疆哈密林雅墓地和小河墓地以及青海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说明距今4000年前后, 西北地区是最早的青铜文明中心[46]。这些早期铜镜出土时往往作为墓主人的服饰品缀饰于胸前。有的一墓中随葬大小铜镜5件、7件、9件, 远远超过照容的需要, “毁镜”可能是下葬过程中某种特殊的宗教仪式的结果, 其用途似与萨满教巫具密切相关。据说公元前7-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一些民族中就存在毁镜现象, 萨尔马泰墓葬等都发现被人为打碎的铜镜[47]。而秦人的毁镜习俗是否因其地处西方, 与西北游牧民族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产生?如此, 则包括早期匈奴人在内的一些民族很可能曾经担任过传播铜镜的重要的媒介, 而随着中原地区秦人制镜技术的进步, 铜镜和毁镜习俗又回传到北方草原和阿尔泰地区, 巴泽雷克文化和匈奴文化遗址都出土战国晚期秦式镜的残片就说明了这一点。铜镜作为特殊的宗教用具被选择和毁坏, 最原始和最外在直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镜的形状、反光性能及其与人的密切关系和被珍视的程度。铜镜本身的特点———圆形和发光的性能都可以使人联想到太阳, 因此对太阳的原始崇拜决定了铜镜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 视死如生的观念使其被带到阴间世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毁镜习俗流行的同时, 也并非每一座墓葬随葬的每一件铜镜都要毁掉, 有一些铜镜并没有被毁,这就如张明东先生所注意到的毁兵习俗一样, 毁与不毁恐怕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毁兵”现象在商代主要集中在关中和关中西部, 其他地区很少, 因此张明东先生认为毁兵葬俗是周人的葬俗[44]。而周秦文化都源于关中西部, 秦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 甚至有学者认为秦文化就是直接接受了周文化影响的产物。那么秦人的毁镜是否还与周的毁兵有一定关系?毁兵习俗在西周中期衰落, 秦人毁镜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 它们在时间上并不衔接。张明东先生注意到周人毁兵葬俗主要用于男性墓葬中, 那么秦人的毁镜习俗是否与女性相关?惜秦墓大多未进行人骨鉴定, 尚不能骤下结论。而拓跋鲜卑墓葬中毁镜现象主要出现在女性墓葬中, 所见出土铜镜的27座墓葬中仅2座可确定为男性独葬墓。那么, 毁兵与毁镜或毁坏其他器物的选择, 是否有民族、地域、信仰的原因抑或由于性别的原因?人为打碎、弄坏随葬品使它们不完整的观念和行为, 是古人生死观念的集中体现。在古人看来, 死者生前拥有的东西、使用过的物品、穿戴过的衣服饰物及用过的武器工具, “由于它们一般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 所以它们也将和死人一样转到死亡……”[48]而人为毁坏了的东西, 也就“死了”, 就可以为死者在冥间继续使用。前苏联学者这样解释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毁器习俗:“在远古时代,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全凭人体的直觉, 以为身体 (或物体) 被分解成若干部分才算真正死了, 否则人就没有死, 即没有从性质上改变自己的状态。……对器物也是这样看法, 即要使器物`死'才能在阴间为死者服务。……总之, 要想个办法破坏物品的完整性及各部分之间的正常关系。……即进行有形的破坏之后, 所有这些物品就开始了永久不变的新生活。”[49]但这种笼统的解释仍然不能解释毁器现象中对象的有选择性。为什么有的东西毁而有的不毁, 即使是同一类器物也并不是都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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