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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韦庄赶集，在喧嚣的闹市一隅，一位五十多岁的乡下老人蹲在倒着一堆红薯的编织布前，一面不停地给“货物”分等，一面向南来北往的赶集者吆喝兜售自产的农产品。看着面前大小匀称的鲜红薯，一种干面、糯甜的味道油然而生，有些迫不及待的催老伴买了几斤。 那年月，红薯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但是红薯的种植很费力气，从栽植、除草到挖红薯都少不了搞群众运动，挖红薯是计划经济年代下唯一一项实行包干到户的活儿。在那最忙的季节里，全村上下总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不仅在外工作的人们被电话电报催了回来，甚至刚嫁出去的女儿，没过门的媳妇都闻讯而动，纷纷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秋收之中。小时候，我们家人多劳少，挖红薯这些活几乎都是父亲母亲来干，我们只能敲敲边鼓，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而令我最难忘的是：霜降过后，红薯叶子让寒霜一杀黑乎乎的耷拉下来以后，人们就蠢蠢欲动，开始准备挖红薯了。那时候我们虽然人小力薄，但身子灵活，可以干许多适合自己的活儿，秋风习习吹出丝丝凉意时，我们这些半大的小屁孩在大人的带领下，出溜出溜下到红薯窖里，用笤帚把窖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细细的清扫一遍，必要的时候还要动用铲子把窖壁齐齐铲一遍，然后把铲下来的土装进筐里，让大人吊上去倒掉，家乡人称之为“洗窖”。这个活绝对不能省略，也不能粗心大意。因为它关系到红薯能不能安全储藏，也就是关系到一家人一冬一春大半年的口粮安全的大事。 红薯窖清洗完毕，也就到了挖红薯的时候，生产队钟声一响，全村人结伙成群提笼携筐扛起耙子浩浩荡荡开赴田间，按照生产队抓阄排号分配的垄畔，拿着镰刀到地里割红薯蔓子。别看霜降后经过寒霜杀过的红薯蔓子叶子全成了黑褐色，甚至干枯落地，但是它们的滕蔓在生长中互相纠缠你拉我扯，不会割的确会把你整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还不出活儿。我凭着从小割草的经验，弯腰倒退着一手扒拉藤蔓，一手拿镰刀飞快挥动，不一会儿就割出一大片露出红薯笼头的地来，父亲母亲各占两行，高高地挥舞着耙子，弓背弯腰用力把红薯一窝一窝的挖了出来。不大功夫，他们身后就像军训一般排起了两行列兵。割完红薯蔓子，赶快放下镰刀，跟在父母亲后边摘红薯，这也是个细活，要轻拿轻放，一边摘一边分出大小、破伤，然后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太阳下一堆一堆的晾晒。下午，生产队开始支磅过秤 ，我们又连忙把检出来的好红薯小心翼翼地装进笼里，肩挑手提的放在地头的人力车上，拉到过磅的地方排队过秤。那时候少有机械，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就是架子车，为了加快进度就只有添加装运工具，那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家各户把能装东西的家具全都拿了出来：草笼、粪笼、竹笼、铁桶······有的人家甚至把蒸馍用的铁笼盖、装衣服的大木箱也搬到地里。反正一个目的，快装快运，当天活儿当天完。明天可能还要挖另一块红薯地。 把过完称的红薯 放到红薯窖里储藏叫做“下窖”，这个活儿更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手脚麻利，虽然在上面吊不动一大笼红薯，但到了窖里，我们却大有用武之地，一双小手飞快的舞动着，把一笼笼红薯倒腾出来整整齐齐的摆放在红薯窖里。就这样拉完一次再一次，直到结束。 把红薯从地里挖回来才算完成了三分之二，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活儿就是晒红薯片，因为那时候秋粮少，要用红薯片代替秋粮交售公粮，再一个就是挖破的带伤的红薯也不好储藏，只能礤成片晒成红薯干儿。晒红薯干儿是个紧张活儿要求从地里拉回来礤得越早越好，那样红薯里的淀粉还未转化成糖，所以晒的干儿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抢晴天，不然一遇到阴雨天不仅晒不干还常常霉坏，吃不成卖不了，这对惜粮如命的农家人来说绝对是割肉般心疼。所以当天晚上妈妈顾不得劳累，拿起片礤一直擦啊擦啊有时几乎忙到天亮，当然我们也不闲着，连夜把妈妈擦好的红薯片摆放到刚出苗不久的麦田里晾晒。妈妈可怜我们年幼，往往催我们早早睡觉，剩下的第二天再晒。那时虽然生活很苦，人也很忙但心里却很快活。 从小到大我的生活中从没少过红薯的支撑！即使参加工作以后依然在三秋大忙季节也要回家挖红薯，晒红薯干。那时候，我是干部成分，农民身子，干的公社事，吃的农业粮。因为经常下乡、出差以及在单位就餐，需要粮票结算。而那个时候秋粮除了红薯还是红薯，所以每年交售公粮后家里剩下的红薯干相当一部分是为我换粮票用的。当然，红薯片换粮票虽然一斤只能换七两也并非易事，单位出证明，公社领导签字，也未必能成，还必须有粮站主任批条方才解决。因为我处处都离不开红薯，妈妈常常取笑我是个“红薯娃”，天生的吃红薯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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