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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医生2 盖仑和张仲景

 用知识丰富生活 2019-07-22

盖仑和张仲景,二人几乎同时代,一个是“医学教皇”,一个是中医“医圣”,分别代表了古代中西医的顶峰,对比来看,非常有意义。

1.生平简历

两人生活时代大致相同,但生平事迹一个确切,一个模糊。

张仲景,名张机,约公元150-219年(东汉末年),南阳人,官至长沙太守。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只知道这些,但这些说法史学界颇有争议,甚至有学者怀疑他的存在。

人卫第2版《中国医学史》中,证明张仲景生平用的是这样的逻辑:李濂《医史》记载了张仲景遇何颙一事;这事儿在《太平御览.何颙别传》中也有记载;而何颙是史书《后汉书》有传的人物。

问题是,李濂《医史》是明代(1513年)著作,去张仲景(假如他是真的)有1294年;《太平御览》是宋代983年出版的,也有764年之久。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记载的何颙事迹中并无一字提及张仲景。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是张仲景的老乡,南阳人。这位医圣老乡在大作《后汉书》中记载了6位名医:郭玉、程高、华佗、徐登、赵炳、费长房,独不提张仲景。是范晔孤陋寡闻,还是张仲景医名不彰?我们无法判断。

其实,张仲景生平最早见于宋林亿的《伤寒论序》。林亿引述的是失传的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以这个时间算,去张仲景也有约500年。

所以,就目前所知,张仲景的生平最早是500年后的人记录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可靠性差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东汉长沙太守据史书记载有18人,其中并无张仲景的名字。有一个“张羡”,在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早已死了,不可能是他。

其他的还有张氏谱牒和墓祠等证据,均倾向于否定。

当然,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张仲景的存在。毕竟,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逻辑上还是可能有的。

但盖仑的生平是确凿无疑的。

盖仑于129年出生于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的帕加蒙(现土耳其境内),父亲叫尼康,是一位博学的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悍妇。取名“盖仑”,是希腊语心平气和的意思,大概他的父亲饱受河东狮吼之苦。盖仑自小对古希腊各派哲学有深厚兴趣,18岁开始学医,20岁离开故乡游学9年。期间,尤其在亚历山大城,盖仑对解剖学进行了系统学习。自希波克拉底后600年间,亚历山大学派一直是古代西方解剖学的中心,产生了希罗菲卢斯和埃拉锡斯特拉斯两位影响深远的宗师。157年,盖伦回到故乡,做了几年斗剑士的专职“保健医师”。161年,32岁的盖仑来到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罗马,在竞争激烈的罗马医界脱颖而出,名动一时。166年,他再次回到故乡。不久,168年,他收到罗马皇宫诏书,复赴罗马,成了一名御医,此后30年生活在罗马,直到死去。

2.学医经历

张仲景的学医经历如上所述,是500年后人所记,只知道他师从同郡人张伯祖,后来青出于蓝胜于蓝。仅此而已。

盖仑年轻时师从于解剖学家萨蒂拉斯、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名医特斯拉托尼厄斯和伊斯奇林等。游学期间师从于士麦那的珀罗普斯、科林斯的纽弭撒纽斯,并在亚历山大系统学习解剖学。

盖仑的学习经历和任何普通医生一样,没有神奇的地方。张仲景则和扁鹊一样,我们不知道他学习的任何内容,只知道,他一下子就成了医圣了。

3.行医传说

医圣张仲景的生平已经不可靠,他的行医传说更是荒谬不经,类似于宗教的神迹,完全无法用医理解释。

《中国医学史》收录他的两则行医经历。

一是给“建安七子之冠冕”的王粲看病。他看一眼二十多岁的王粲,也顾不上“闻问切”,直接就说,你有病啊,你四十岁的时候就会掉眉毛,掉眉毛半年后就要去见阎王了。

提前二十年就预见别人会掉眉毛,且掉半年就会死。这种诊断技术不是人间技术,比扁鹊的透视眼还要神奇。

这种病以今天的医学看来,也不存在。

皮肤病如脂溢性皮炎、斑秃之类不会有二十年的潜伏期,也不可能致死。

放化疗等医源性因素导致的脱眉也可排除,除非仲景是今人穿越回去的。

铊中毒虽然脱发脱眉明显,最主要的还是神经系统表现;关键是,预见中毒20年后才发,神仙也做不到嘛。

麻风病早期有眉毛的外1/3脱失,但怎么脱,也不会半年就死。

梅毒也会眉毛脱落,只是这二十年的潜伏期也太长了点,假如那时梅毒已经传入中国的话。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眉毛外1/3脱落是其体征之一。但要提前20年就确诊,这不是医圣,是如来佛吧。

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也可以出现眉毛脱落,这病女性多由于产后大出血导致,男性多由于下丘脑和垂体的肿瘤所致。进展缓慢的肿瘤,也未必不能拖上二十年,问题是,仲景难道也像扁鹊,具有天眼通特异功能,能看得到王粲脑中极其微小的垂体瘤?并且,这垂体瘤还被定时,约好二十年后突然发作?

另一例说张仲景一日在山中遇以病人求医,一搭脉,说,你这是“兽脉”啊,怎么回事,老实招来。病人交代说是“山中老猿”。这个老猿的易容术端的厉害,居然瞒过了医圣的望诊神术。

医学故事要由医生来写才可靠,文人写的,虽然好看,却肆意夸张,法理不通,无法相信是事实。扁鹊如此,张仲景也是如此。

为希波克拉底写传的索兰纳斯却不一样,他本人就是古罗马医学方法论学派之王,也是妇产科的创始人,他以医生之笔而写的东西显然要比司马迁的“史笔”可靠得多。

盖仑的行医故事则是他自己---古典医学三大巨匠之一---写的,就像医生写的病历一样,我们一看就知道真假。

他曾经给一位患失眠症的女舞台演员看病。病人非常不配合,但盖仑仍然通过其仆人了解到,只要一提到某位帅哥的名字,病人的脸色就会紧张。于是,盖仑让仆人在他切脉时(不错,西医也切脉)无意提到那个帅哥的名字。果然,病人的脉搏出现异常。这是相思病,而不是失眠症。

他又给一个焦虑症的小孩看病,小孩经常呕吐、厌食、焦虑、失眠。盖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小孩吃饭时会焦虑,但看起来并不饿。而父母却强迫他必须吃下去。盖伦猜测,小孩房间里可能藏有零食。果然。

盖仑还记载了一例轰动罗马的案例。一位波斯病人的第四、五和中指的一半感觉麻痹。其他医生用润滑剂和收敛剂治疗都无效。而盖仑看后即问病人是否臂部受过伤?病人果然曾跌倒在一尖石上,双肩收到撞击。盖仑于是诊断为第七颈椎的病变,因为他知道尺神经自第七颈椎而下,最后终于二手指和中指的一半。他予以颈部安抚术,病人果然缓解。

这些案例不仅可见盖仑对疾病观察之深入细致,也显示了他极为精深的神经解剖学知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惊艳的案例。

号称“医学教皇”的盖仑,行医案例并没有神奇之处;而“医圣”的行医故事显然都是文人的杜撰,仿佛宗教的神迹。想以这种荒谬不经的杜撰来证明医圣的神奇医术,仿佛用嫦娥奔月来证明古人航天技术先进,开的是国际玩笑。

4.著作

张仲景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合称《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至今仍然必学的四大经典之一或之二。

盖仑的著作据称有400种,大部分在罗马皇宫和平殿的一次大火中化为灰烬。尽管如此,他仍然留下了83本书,另有19种可疑,15种是希波克拉底的注译(据卡斯蒂廖尼《医学史》)。这么高产令人难以相信。假设盖仑从20岁开始写书,写50年,需每年8本,才能写完400本。再怎么天才,总是无法让我相信。

5.医学贡献

一言以蔽之,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现实的,而盖仑的医学贡献是历史的。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今天仍然是经典的经典。如果一个中医不学伤寒论,他会被认为是假中医,他会无地自容,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医。而大师们讲伤寒论,郝万山、胡希恕、刘渡舟等等,都是无比虔诚地一句一句乃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微言大义。“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十四个字,可以讲4个学时,写两万字文章。

问题不在于讲多长时间,而是,现代中医们是各讲各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西医讲遗传法则、讲心电图、讲青霉素杀菌原理,不管谁讲,含义绝对是一致的。

但中医讲“太阳”两个字都要吵起来。

伤寒论最大的医学贡献就是确立“辨证论治”原则,为后世中医立下万世不易的诊疗法则。这辨证论治在伤寒论中就是“六经辨证”,而“太阳”就是六经之一。

但“六经”究竟指的什么?两千年来竟然没有一个统一服众的答案。“法宗仲景,方祖伤寒”,但大家所宗所祖的竟然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是非常魔幻的事。

说六经是经脉,最接近字义。但手足各三阴三阳,有两个“太阳”,手太阳小肠经和足太阳膀胱经,哪个才是真太阳呢?

有认为“六经”不是指经脉而是指脏腑。李时珍持这一观点,后人发扬光大,把六经对应于肺、心、胆、脾、肝、肾等脏。

现代中医强爷胜祖,认为六经是六种“空间”,体现了“人体免疫态势趋向”(现代中医杜撰的概念),太阳对应空间为“体外、呼吸道及肺腔、膀胱腔”;阳明对应空间为“胃腔及上消化道、大肠内腔”;少阳对应空间为“胆腔及其他细小组织内部腔隙”等等。这种莫须有的联系,真是亏他想得出来。

折中学派把经络和脏腑合起来,认为六经就是十二经络及所属脏腑。如此,太阳就是手足太阳经和小肠、膀胱的联合体了。

其他千奇百怪的还有六区地面说、六经形层说、藏象模型说、气化说、邪正斗争说、阴阳胜复说、病理层次说、神经系统兴奋抑制说、疾病规律说、全息说、炎症反应综合征说、证候群说、六病说、阶段时期说、辨证纲领说、时空说、数学集合论说、模糊聚类说等至少二十几个“学说”。

这种无比的不确定性,西医无法理解;你能想象结核杆菌有二十几种说法吗?但在现代中医看来,反倒是“论证明晰,施治精当”。

所以,辨证论治是对中医学的贡献吗?实际,很可能是反的贡献,因为它使中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中医不再去追究确定性的病因,而无限耽于不确定的、含糊的、无法实证的“辨证”。在这样的体系下,对中医而言,没有任何新病可言;不管什么样的新病,中医总是可以轻松辨出“证”来。哪怕是万里之外的中医从所未见过的埃博拉病,现代中医也有本事给它隔空辨证。

伤寒论的第二大贡献是方剂学。它不仅有完整的组方原则、八法和多种剂型,更包含了269个传颂千年的方剂,被称为“经方”。在今天,一个新药的上市需要经过无比艰难的三期临床试验,耗时动辄十数年,耗金动辄数亿。经方却拥有验证的“豁免权”。它被认为是已经经过了两千年的检验,不需要今天的医学来检验它的有效性,可以直接上市。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伤寒论论的是外感热病,主要是传染病。而自张仲景以至清末,中国记载的传染病史不绝书,死亡动辄以万、十万、百万计,从未有伤寒经方治疗有效的记录,它怎么就经过几千年的检验了?

所以,所谓方剂学的贡献,如果不接受现代医学的检验,恐怕只是“想当然耳”,岂能服天下。

那么,盖仑的贡献是什么呢?你问学西医的学生,至少99%的对此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因为他们所学的医学体系中早已没有了盖仑的影子,早在17世纪,盖仑的医学大厦就被摧枯拉朽地推倒了。

但盖仑在医学史上是有意义的。

在他之前,希波克拉底之后,古典西医也是派别林立。亚历山大学派、实体论、原子论、方法论、灵气论、折中论等等学派,争得也是面红耳赤。至盖仑,谨守希波克拉底的直接临床观察,更把解剖和实验生理的方法发扬光大,终于集各家之大成,一统天下,长达1700年。

可以说,盖仑将希波克拉底提倡的“观察”发挥到了古代所能达到的极致。

在解剖学上,盖仑亲自解剖了无数动物,以此来解释人体。他认为,做过动物解剖的医生在面对创伤时,能清楚地知道想要了解的东西;没有解剖经验的则一无所获。盖仑的解剖学是系统性的,实证的,非想象的。他对神经系统尤其有深刻的了解,他认出了十二对脑神经的七对,区分了运动和感觉神经。这些知识在整个的中医史上从无人涉及过。

更为难得的是,盖仑开展了大量首创性的生理学实验。他发现:切断喉返神经,即出现声音嘶哑;切断第五颈神经,即出现肩胛下肌、前锯肌、斜角肌、和胸大肌麻痹;切断颈神经的一支,心脏会停止跳动;结扎输尿管可以了解泌尿功能;甚至超前至少一千年地在离体心脏上证明心脏搏动的肌源性学说。

所以,称盖仑是实验生理学的祖师爷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张仲景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际的人体研究;他只是“勤求古训,用思精”,是典型的本本主义和坐而论道。

正因为盖仑做了这么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观察和实验,他已经认识到,每一个功能的变化都和器官的损害相关。这种结构和功能的对应关系在盖仑这里是确定的。而在张仲景那里是不确定的,如前述“太阳病”,太阳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构,更无法得知其结构的损害是什么。

但盖仑的局限在于,他陷入了宗教目的论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他认为,人体每一个结构所对应的的功能都是有目的的,体现神的意旨的。这一点迎合了基督教,终使他的医学体系成为整个中世纪不可侵犯的无上权威。

所以,尽管他是古典医学中最杰出的实验家和观察家,却因为被宗教利用,反而成了教条主义的反面典型,没有起到本应引导医学走向巨大进步的历史作用。

伟大如盖仑,也是可以彻底否定的。他若穿越到今天,得老老实实从大学一年级的解剖生理生化学起,先做一个医学生。

而张仲景,则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高居中医的顶峰不会倒。他若穿越到今天,将直接坐上国医大师的第一把交椅而毫无异议。

两位古典大师给我们的启示大致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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