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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两朝的文官带兵:明明以文御武不能打,为何还要坚持?

 mxb08 2019-08-04

公众号“冷兵器研究所”(ID:LBQYJ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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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观点中,重文轻武最早是建立在宋初,主要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唐末五代十国的乱局。但其实,中国历史上奉行“以文御武”的时期很漫长。这一习惯本身不仅仅只是用来防止军阀割据。尤其是明代,实际上还有更多具有实际军事意义的因素在其中。

宋代的文弱,往往被认为是“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的结果

如果用更大视角的世界史学观念,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古代常说的文官,本质是作为国家运转作为重要的官僚集团。在这种视角下,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后来的禁军制度和重文轻武,实际上本质都是一种将军队直接置于中央皇权和官僚集团手中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同时也能让朝廷可以更加有效的制定军队的发展战略。

不过理论和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由于中国的科举选拔将学术研究和政治知识和军事类完全分开。因此官僚集团想确定一条正确的军队发展路线,其实非常困难。也因此,宋代无论是在军队结构、训练,乃至指挥调度等方面,经常是槽点满满。与此同时,宋代还面临着北方游牧政权的长期威胁。充满问题的军队,自然难以有效抵抗外来入侵。为了能调度军队来对抗威胁,官僚集团对军队发展的干预和指挥随之增加。这也让宋代军事发展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到了明代,无论是政治格局,还是所面临的军事环境,相对于宋代,都有极大的不同。虽然在明初,也确立了“以文御武”的方针,但是在明初,得益于明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诞生了一大批官僚集团外,代表武将利益的勋贵集团。

不过,永乐皇帝去世后,明朝逐渐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因此勋贵阶层也就逐渐衰落。明英宗时期,发生了一件堪称明朝军事史转折点的事件——土木堡之变。这一战标志着永乐皇帝所建立起来的中央京军体系走向衰落。当然,京军彻底咸鱼化,还要到后来的嘉靖皇帝时期。但是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军事的影响,很快就有所显现。

土木堡之变是明代军事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实际上,由于“明承宋制”,明初的军事发展思路,多少也是有着宋朝的影子。比如永乐和其之后的京军和边军,就类似于宋代的边防部队和禁军的关系。明初少量边军被用来应对低烈度的小规模蒙古牧民骚扰,并且警戒蒙古各部大部队的动向,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前,为京军的到来争取时间。在土木堡之变后,由于京军一时难以恢复实力,因此守卫边疆的重任,自然只能落到原来只是起辅助作用的边军身上。
嘉靖时期,伴随着蒙古土默特部的崛起,以及南方倭寇的泛滥,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而重新恢复京军战斗力的尝试,在正德皇帝死后,也基本付之东流。那么明朝唯一出路,也自然是加强地方部队应对外敌的能力,这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财政投入,管理上也不得不松散化。以此为契机,各地明军开始走向了“将门”化,也就是成为了一个个的军阀。
对于明朝的军事发展来说,自然是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在于各地明军发展,可以以更加符合当地军事需求,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军事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面对大规模作战时,往往需要从各地调集明军参战。因为各地明军往往在战术和装备上都有所差别,因此给指挥和后勤,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嘉靖时期开始,在应对大规模战争时,文官的作用就越加凸显出来了。虽然这些文官往往不会像宋代文官那样,对明军的具体事项进行干涉。但是在后勤,以及战略部署等方面,却需要他们来运筹帷幄。在明军军阀化的条件下,将这些事宜安排给任何一个地区的总兵武将,都会出现无法调节各地明军的矛盾,甚至对于不同明军战法差异缺乏认知,因而导致翻车。
总的来说,重文轻武或者以文御武,都是中国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严格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在理论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不过也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对军事的轻视,都为这一制度乃至整个中国军事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阴影。但是王朝更迭,从来都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重文轻武的阴影,实际上也只是大水覆舟时的一个窟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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