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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基本常识

 江山携手 2019-08-05

      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唐,成熟于晚唐、五代注:应为“五代十国”,大盛于两宋,是唐宋新兴的诗歌体裁。

     词,原本是音乐文学,是为配合乐曲而填写的歌词,所以全称为“曲子词”,简称为“词”。既要按曲子节奏填词,就很难都用整齐的五言、七言来填,因为旋律总有长短快慢。所以除有极少数的例外,一首词中句子总是长短参差的,故词又称“长短句”。词还有“乐府”、“歌曲”、“乐章”等名称,也都可以看出它与音乐的关系,只有较为晚出的“诗余”之称。是忽略了词与音乐之间关系的。所谓“诗余”是将词说成是诗的余绪贬低词的说法或以为词是由诗增减字数、改变形式而演化成的。这都是只着眼于诗词语句篇章的异同,而没有考虑音乐对词的产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形成的片面看法,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

      诗,也有配乐唱的,主要是乐府。乐府与词的根本区别在于:㈠乐府起于汉代乐府机构所采集的民歌,所配的音乐是以前的古乐,叫“雅乐”;还有汉魏以来的清商曲,叫“清乐”。而词所配的音乐,则是以隋唐以来大量传入中国的胡乐为主体,包含部分民间音乐成分,共同结合形成的一种新乐,叫“燕乐”也作“䜩乐”、“宴乐”。燕乐所用的乐器与以前不同,主要是极富表现力的琵琶,以后则有觱篥。词所配合的就是这种当时极受欢迎而广为流行的新音乐、新曲调。㈡乐府以及也被拿来唱的声诗,都是先有诗,然后才配以乐的;词则是先有乐曲(词调)而后才倚声填词的。这一区别也很重要,由此我们知道乐府歌行中的长短句是自由的,作者可凭自己的意愿或长或短,并自己决定如何用韵;而词的长短句则是规定的,是必须与曲子相配合的,是由每一个词调的格律要求所决定的,犹律诗之格律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双句押韵,中间对仗”不能任意违反一样,在这一点上,每一词调都像是一种不同格式的律诗。词,虽然也有“乐府”之称,其实它比近体诗更讲究声韵格律,所以又被人称之为“近体乐府”。

      词除句有长短外,尚有些体裁特点是有别于诗的。首先是每首词都有个词调,也叫“词牌”,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因而也就等于是词在文字上的格律规定。词在初起时,词调往往就是题目,名称与所咏的内容一致;以后继作时,因为内容不同,又另加题目或小序当然也可以不加,词调便只有曲调与格律的意义了。也有作者在择调时,有意识让同调的名称同时充当题目用,那是另一码事。词调还是词调,不是题目。一个词调,调名往往不止一个如《木兰花》又名《玉楼春》。《蝶恋花》又名《凤栖梧》、《鹊踏枝》等等,之所以有两名或数名,原因不尽相同,其中一个是本名,其他是别名。别名多的,可多至七八个。一调数名,是较普遍的;反之,也有两调同名的,这就只是个别的了。

      词调中有些用字也可一提,带“子”字的,如《采桑子》、《卜算子》等,“子”就是“曲子”的省称。带“令”字的,就是“令曲”或“小令”;一般是字少调短的词,当起于唐代的酒令。带“引”字、“近”字的,则属中调,一般比小令要长而比长调要短不足一百字)。带“慢”字的,是慢曲子。即慢词,大部分是长调。此外,还有局部改变原词调字数、句式的“摊破”、“减字”、“偷声”,以及增加乐调变化的“犯”等。就不详细介绍了。

      每一词调都表达一定的情绪,有悲有喜,有调笑有嗟叹,有婉转有激昂……也有对不同情绪有较大适应性的,这也就是音乐曲调的情绪。曲调即已失传,我们就难以确知,只能从有关记载、当时的代表词作以及词调的句法、用韵等等去了解、分析和揣度了。

      其次,词的分片,也是它与诗明显不同处。词除很少数选录是不分段的单片词(称“单调”)外,极大部分都分为两段(称“双调”)一段叫“一片”,“片”也就是“遍”,是音乐已奏了一遍的意思。乐曲的休止或终结叫“阕”,所以“片”又叫“阕”。双调词通常称第一段为“上片”或“上阕”、第二段为“下片”或“下阕”。上下片的句式,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长调慢词中有少数是分三段,甚至四段的,称“三叠”、“四叠”。“三叠”的词中,又有一种是“双曳头”的,即一叠与二叠字句全同,而比三叠来得短,好像前两叠是第三叠的双头,故名。如周邦彦《瑞龙吟》,便是双曳头,而他的《兰陵王》就不是。四叠词极少,今仅见吴文英《莺啼序》一调,共240字,是最长的词调。片与片虽各成段落,但在作法上上下片的关系也有讲究。下片的起句叫“换头”,在作法上又称“过片”。如张炎《词源·制曲》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齐天乐》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 

     此外,词的押韵与诗多数是偶句押韵,少数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若干句一转的情况不一样。词的韵位,大都是其所合的音乐的停顿处,不同曲调音乐节奏不同,不同词调的韵位也各,有疏有密,变化很多,有时一首词中韵还可以分出主要和次要来。如苏轼《定风波》,以“声”、“行”、“生”、“迎”、“晴”五个平声韵为主,而其中又夹杂进三处仄声韵为宾,即“马”与“怕”押,“醒”与“冷”押,“处”与“去”押。这样的押韵法,是诗中所未有的。当然,词的用韵从合并韵部、通押上去声来看,又比诗的用韵要宽些。至于词的字声,基本上与诗的律句由平仄互换组成相似,但变化也很多,有些词调还在音乐的紧要处,要求分出四声和阴阳来。  (摘自蔡义江解《宋词三百首》之《台北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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