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的英文版和中文版 在这对情人分别的前一刻,保罗对塞丝说:“你的爱太浓了。”而塞丝则回答说:“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并不好读,她是一个内力雄浑的人,是属于那种“厚”和“重”的作家。这和她的女性身份似乎并不吻合,或者可以这样说,莫里森让女性作家的写作充满了力量和力度,达到了某种深邃博大的境地。我以为这种力量和力度某种意义上源于她的黑人血统和她独特的文化背景,199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上得此殊荣的唯一黑人女作家。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就像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汹涌而至,奔腾而过。读她的小说你不时要回过头去看一看,才能真正领会或者体会某个段落甚至某个句式在此处的真正作用和妙处。莫里森的精致和细腻是隐藏于内的,她不像大多数女作家那样给人表面的光滑和流畅。她拿得太多太重,而所有这些都是她一片诚意地要奉送给你的,有一种深切的、让你无法拂逆的真心在里面。所以即使她写的生活远离你,她写的那些流血、煎熬、痛苦、死亡是你从未经历也闻所未闻的,你也一样能与她产生共鸣,与她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切肤之感。这也是莫里森最最打动我的地方。 《宠儿》是莫里森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读这本书我有类似阅读博尔赫斯《曲径分岔的花园》《死亡与罗盘》《秘密奇迹》等小说的感觉:作品处处吸引着你,读完之后马上就想从头再读一遍。《宠儿》的核心事件是黑人母亲面对奴隶主的追捕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黑人女奴塞丝从奴隶主的“甜蜜之家”逃了出来,在逃亡的路上她历尽艰辛,还在一位白人姑娘的帮助下生了女儿丹芙。当她终于与婆婆和托人带出来的三个孩子在124号农舍团聚时,以为到达了一个自由的地方。但是白人奴隶主很快就追过来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还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塞丝杀死了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十八年后宠儿还魂重返人间,和塞丝、丹芙以及塞丝的情人保罗·D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不但加倍地向母亲索取着爱,还纠缠和引诱保罗·D,不择手段地扰乱和毁坏母亲刚刚回暖的生活,以此惩罚塞丝。小说揭示了美国奴隶制给黑人造成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在奴隶制废除一百年之后仍然存留在黑人心中的巨大阴影。 小说中杀婴的情节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一点一点透露出来的,就像我们在生活里对人讲述一件非常难以启齿的事情。塞丝杀死女儿是为了不让她成为奴隶,而后来奴隶制被废除了,宠儿等于白白地失去了生命。“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这是《宠儿》的开头。宠儿并不是被白人杀害的,她死在自己的黑人母亲手里。在塞丝的悔恨之前,首先是这个个性不羁的黑人孩子的愤怒和怨怼。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这对于同样是黑人母亲的女作家来说,心头一样充满了苦涩和悔意,的确它难以启齿,欲说还休。这是一段谁都希望尽快遗忘的历史,但它却又不容遗忘。它变成了“鬼”也仍然要回来让“人”不得安宁。莫里森的这部小说用她自己的说法是“重现回忆”(rememory),重现的是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在《宠儿》这部小说里作家没有按照事件的发生与进展来展开故事,而是迂回曲折地通过主人公眼前的生活场景和从过去生活里挖掘出的片断进行拼接,用多重叙述把在时间里隐去的事情和在记忆里淡漠的情感重新复原,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很像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摸索行进,荆棘丛生,阻力重重,随时都面临着无路可走,但最后竟然还是奇迹般地到达了顶峰。 莫里森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她告诉你一个鲜血淋漓的杀婴故事,而她告诉你更多的是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怎么才会发生的,当这个故事就像一个胎儿孕育于母腹之中时的世界和人都是怎样的,一个黑人婴儿的血是怎样渗透到人类共同的记忆之中的。她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某种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生存方式的优雅之处和可恶之处。在我看来,莫里森不仅仅是一个站在黑人立场上写作的作家,她是一个站在人类立场上写作的作家。她从来不是一味地讴歌与她同一血统的黑人们的生活,相反她对他们一样是批评和反诘的,甚至鞭打在痛处,犹如一个有过不为人知的过失的人的自我反省,她的小说不时地会令阅读者感到心被震颤。 《宠儿》中除了塞丝、宠儿、丹芙、保罗·D等人物,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也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她是一个由儿子赎身获得解放的奴隶,是一个会做鞋子的能工巧匠,也是一个在黑人中间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她在儿媳妇托人带回三个孙儿孙女并且自己带着一个新生的女儿逃回来的时候在家里举办了一个“让圣诞节逊色的黑莓庆祝会”,她们欢宴达旦,忘乎所以。但这个欢娱无意间惹恼了她们的黑人朋友和邻居,贝比·萨格斯在空气中闻到了“非难的气味”,而且在这“非难的气味”后面还有一种“黑鸦鸦赶来的东西”。随后就发生了奴隶主“学校老师”带着侄子、猎奴者和警官来追捕塞丝和塞丝杀死宠儿的恐怖事件。作为身处现场的目击者,她没有阻止这场悲剧,当然也不可能阻止这场悲剧。晚年的贝比·萨格尔心力交瘁,躺倒在床上,唯一的爱好就是琢磨颜色,“她已经穷尽了蓝色,正在顺利地向黄色过渡”。如果说塞丝是命运的悲剧,剧烈而突出,贝比·萨格斯的悲剧更多的是来源于心灵和精神,因而更加隐秘和深沉,难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贝比·萨格斯就像是作者本人的象征,她是某个事件的“目击者”、“证人”,她与当事人有着密切的无法割舍的关系,她不可能阻止这件事发生,但她深深地、永远地记住了这件事,所以悲剧和悲剧过后留存于心的隐痛不可能与她无关。 小说中另一位黑人斯坦普·沛德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曾驾驶船只帮助过许多逃亡中的黑人,他曾一心想为老年的贝比·格萨斯排解心中的痛苦,做她的朋友,不过他以失败告终。对在逃跑途中刚生下孩子的塞丝他也曾倾力相助,后来又是他拿了刊登塞丝杀婴事件的报纸向她的情人保罗·D揭穿了这件事情。而保罗·D“突然间他看到了斯坦普·沛德想让他看的东西:比塞丝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她的动机。这把他吓坏了。”塞丝杀死宠儿的动机如她的女儿丹芙所说:“她杀了自己的孩子,肯定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逼着妈妈杀死我姐姐的那个正当会再次产生。”于是一直深爱着塞丝的保罗·D立刻离开了塞丝。在这对情人分别的前一刻,保罗对塞丝说:“你的爱太浓了。”而塞丝则回答说:“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 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在层层展开,层层推进,就像一件被细致地包裹起来的物品,所有的包装都被拆去,“内容”和“实质”袒露出来。这个时候轮到读这本书的人说不出话来,而心头却被某种感觉充塞得满满的。凭着经验我自然地想到这部小说应该有一个原始的故事,这样残酷的事情应该是在生活里确实发生过的。我承认这不是直觉,也不是来自阅读的经验,而是源于一种写作的经验。这有点像我们看着月亮,想象里面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而对于夜空中一颗遥远而无名的星星,我们可能不会去想那么多。说得更直白一点,写作的触动时常需要更加直接一点的刺激,因此我不相信《宠儿》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果然我在王守仁、吴新云先生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一书中找到了佐证。莫里森七十年代在蓝登书屋工作时,承担了《黑人之书》的编辑任务。这部书收集了美国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的斗争史料。莫里森在编书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少有关黑奴反抗奴隶制的真实情况,其中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奴曾带着她的几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奴隶主带人赶来追捕,玛格丽特·加纳看到自己一家自由的希望破碎,绝望之下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斧子,砍断了她的小女儿的喉管。她想把孩子都杀掉,最后自杀,但是她被人强行制伏了,没有完成那绝望的行动。这个事件轰动一时。当时,废奴主义者要以谋杀罪起诉玛格丽特,但那时的奴隶制法律规定奴隶的一切都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的亲生骨肉不属于父母,同样也是奴隶主的财产。比如弗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的法令规定:允许男性白人占有女性黑奴。如果母亲是奴隶,她的孩子也将是奴隶。女性黑奴成了提供奴隶劳动力的生产工具。因此,假如玛格丽特谋杀罪名成立,就意味着承认了她和被杀女儿之间的亲子关系,等于承认了奴隶也是人。因而废奴主义者没有成功,玛格丽特后来是以“偷窃财产”的罪名被审讯,法庭的判决结果是将她押送回奴隶种植园。玛格丽特在被捕后显得十分平静,她只是说:“他们再不能那样生活下去,他们再不能那样生活下去。”她的婆婆是个牧师,说:“她杀孩子时我在观望,我没有鼓励她,也没有阻止她。” 这样一段史料,莫里森并没有将它收入《黑人之书》,我无法推测她当时的心理,我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这位作家恰恰看出了这份资料的宝贵之处,犹如一个武林高手看见了一部罕见的武功秘籍,她要将它化成自己的绝世神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莫里森真的是做到了。 2002年11月18日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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