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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应很早就学会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四时和四方。早期彩陶上多有表示四时四方的“四象”符号。再分为八，就是八卦的雏形。  石岭下类型彩陶的圆形内花纹（距今约6500年至5500年）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十字纹（距今约5300年至4700年）  马厂类型彩陶的圆形内花纹（距今约4400年至4100年） （以上绘图来源均为张朋川著《中国彩陶图谱》） 1985年发现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一块约5300多年前的玉版，刻有四象生八圭，应为八卦图的雏形。张远山先生认为，伏羲八卦是由圭表测影的圭象符发展而来，但人类“观星”应该比“测日”要早得多，而由“观星”所发现的“四象”，就能生出“八圭”。天象围绕北极天心旋转，万物应时，“代谢鳞次，忽然以周”，八圭也形似轮辐。凌家滩玉版上刻的“圭”形，明显就是后来重要礼器“玉圭”的源头。此玉版被发现时是夹于玉龟之中，玉版刻符外圈也刻有四圭，似象形神龟，“圭”字的读音，或由“龟”来。《周易·系辞上》有“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记载，上古巫师占卜必用龟，而在采用龟灼和蓍草占卜之前，最早可能就是用石子在龟壳或玉龟内摇占，依天极和北斗定八圭方位看卦象。圭+卜就是“卦”。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和玉龟 传说中帝王受命时出现的“元龟衔符”，应就是类似凌家滩玉版之类的四象八卦图。四象八卦的早期天文历法和占卜知识，在伏羲时代进一步发展，发明了圭表测影以细分太阳历历法及卦象，远山兄大作《伏羲之道》作了详细探讨。圭表测影卦象体系虽已是太阳历，但表达却脱胎于八卦坐标系统。 南宋朱熹根据北宋道士陈抟所传而判定的“河图”，更像是在强调“五行说”出现后对“阴阳易数”的表达，可能并非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河图”。朱熹版“河图洛书”中，中心都是“中央五”这个象数，合于“五行”。一般对“河图洛书”的解释，也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用“易数”来推演万象运行。而先秦和汉代成文的古籍中，有关“河图”的原始记载，都还未提到“五行”，但却都提到它就是“八卦”。 以“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为核心的“五行说”，必是人类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后才形成的世界观，用来取代石器时代以“地水火风”来解释宇宙万象的“四大说”。伏羲时代似还不可能以“五行”思维来画八卦，只能是根据凌家滩四象八卦玉版之类的石器时代知识来传承发展。“中央五”象数，应是从“四象”加上中心位发展而来。伏羲八卦发展成“阴阳五行”易理后，“易数”的推演渐渐发展，才会有朱熹版“河图”对“五”之数的整体强调。  关于朱熹版“河图洛书”的原始含义，在彝族古书《土鲁窦吉》（汉语义为“宇宙生化”）中表达的比较清晰。彝族向被认为是古羌人之后，很可能即上古伏羲族之后裔。《土鲁窦吉》一书中共附了三图：“鲁素”（义为“龙书”，即朱熹版“洛书”）、“遮佐”（彜学学者释其义为“罡煞”，即以北斗的斗柄指向为依据的历法，其实更准确的翻译似应为“斗建”）、“付托”（义为“联姻”，即朱熹版“河图”）。“洛书”在前“河图”在后。《土鲁窦吉》收录的彝族先贤解释“鲁素”、“付托”的《十生五成》、《五生十成》等篇章，明显也是“五行说”理论成熟后的著述。但若撇开“五行”解释，“鲁素”图和“付托”图却还有着更为朴素的基本含义：即表达了十月太阳历历法和“一月生六月成”的农业知识。 刘明武先生在《彝族文化里的洛书河图》一文中，根据彝学学者王子国先生与禄文斌先生对彝族文献的释读，简要评述了被称为“洛书河图”的两图与历法的关系：“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十二月太阳历。在十月历中，五月居中，一月与九月、二月与八月、三月与七月、四月与六月，对应的两端，气温有对应对称性，这是洛书中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连、五居中央的基本含义。在十二月历中，一年分两截，或阳生阴成或阴生阳成。一月生六月成，二月生七月成，三月生八月成，四月生九月成，五月生十月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河图中的生成含义就在这里，其它类推。” 上古早期的太阳历是十月太阳历，现已基本成为共识。而根据月亮圆缺规律而来的太阴历，一年必是十二个月，所以后来又形成了阴阳合历的十二月太阳历。彝文中“付托”一词意为“联姻”，“付托”图是表达“阴阳合历”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不过“付托”图中并未出现“十一”、“十二”之数，只是表达了“一月生六月成”的农业知识，但明显要比“鲁素”图中表达的月份对称关系知识含量更高级。“付托”（联姻）之名也可能表达了先民已有对阴阳关系的认识。如果两图分别是表达不同历法，表达十月太阳历的“鲁素”图，无疑比表达阴阳合历的“付托”图要早，从图象上看，“鲁素”图也是更能追溯到八卦象位的象数图。 《土鲁窦吉》书中，还附有一张不太被外人熟悉的“遮佐”图，从象位上看，是从中心一分四而再分八。我觉得，这很可能是表达比十月太阳历更早的北斗八卦历。“遮佐”图的象位表达逻辑，和大汶口彩陶豆上著名的八角星纹及凌家滩玉版上的四象生八圭纹一致，应都是表示由天心领北斗四象再分八卦。伏羲族很可能是从原始的北斗八卦历起步，精测天文，发明了十月太阳历，又和月亮历部族结盟，产生了十二月阴阳合历。当年追探伏羲易的陈抟，可能是依彝族古书传下了那三张图，但后人却已不能识“遮佐”图是更古的历法，错把表达“阴阳生成”的“付托”图当成了“河图”。脱胎于八卦象位的“鲁素”图，应即先秦古籍中记载的“洛书”。而表达早期北斗历法的“遮佐”图，应即传说中的“元龟衔符”之符，很可能才是真正原始的“河图”。 “太极”一词，多被解释为“混沌未开的原初状态”，但此解释未必是此词的初义。“易有太极”的原义，应是指天道变化有其“极心”。“两仪”原义则是指南北两极，东汉张衡《灵宪》有云：“天有两仪，以樭道中。其可鷪，枢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因为地球从北极点看是在逆时针自转，所以北半球看到的天象都是围绕着北天极在顺时针旋转。北半球星空中最好认的座标是北斗七星，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初昏之际，北斗斗柄分别指向东南西北，人类因此而定四象。彝族古书中保存下来的“遮佐”图，清晰地表达了天极（北极）领北斗四象再分八卦。距今5000年以上的考古遗址中多有发现的“八角星纹”，则表明石器时代的先民就已有了“四象生八卦”的早期天文历法知识。   大汶口八角星纹彩陶豆（距今约6200年至4600年） 《周易·系辞上》中有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朱熹所判“五行”版“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最早的源头应就是先民表达北斗历法的天心北斗象数。“五行说”是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但新体系的建立，也总能追溯到旧体系的某些核心基础。 附： 《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尚书·顾命》（孔传）：“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天极漫谈”系列在此帖末有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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