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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花开无田 在《鲁迅论语文改革》一书中，鲁迅先生直接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观点；而同为文学泰斗的钱玄同也提出“欲废礼学，不得不废汉字”；陈独秀亦是深表赞同，认为“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纸诚不足惜”。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如此之多的文学泰斗会对汉字“深恶痛绝”，恨不能废止而后快呢？ 当清朝灭亡，人们发现迎来的并不是曙光。而是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觊觎之心，在实现了看似光明的前途之后，是袁世凯等军阀的倒行逆施。而康有为这个曾经在戊戌变法中的先行者，却成为了此时此刻却成为了守旧者，主张“孔教”为国教，可以想见要剔除2000余年的思想禁锢又是何其艰难。 于是，作为这种思想的载体，汉字成为了他们的攻击目标。中国有句古话：“治疗急症，需用猛药”。也正是汉字的“晦涩难懂”，让底层的民众在与先进的文化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张纸。一方面，汉字确实存在笔画繁琐，普通人的学习更是存在教育的阻滞，会加大底层民众学习汉字的时间代价与经济成本。 而这也成为横亘在底层民众与上层之间的天然壁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识字率更是非常之低，识字者又有相当一大部分为康有为一类代表旧有文化的人士。所以，要想根治急症，则必须施猛药，彻底的打破上层人士对于文字背后文化的把持，让普罗大众都能够得以接受新的文化知识，从而对旧有的腐朽的文化说不。 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于是便有了其后，鲁迅先生不只一次的发表对汉字的抨击言论，《关于新文字》中，更是看似失去理智的驳斥，汉字乃是愚民利器，更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一般的存在，只有除去才能有所希冀。 事实上，在那个旧文化与新文化激烈碰撞，外来思想与固有思想激烈斗争的年代，我们能够深深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对救亡图存的热切。而时不我待之下，能够实现这种剔除的，便只有全盘的抛弃，进而学习简单的拉丁化文字。 诚然，我们再去看他们当年所提出的观点，总会觉得简直就是荒谬至极。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汉字自其诞生伊始，便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们的存在不仅仅在于传递、记载文化，更在于凝聚以汉字文化圈内的族群，从而以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来实现对各种外来族群、文化的兼收并蓄。自古以来的北魏拓跋氏汉化、金朝汉化、元朝汉化、清朝汉化皆是由此。 作为比较，一样出自汉字的日本文字，尽管在其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之时，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并且藉由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但对于传统文化、文字的态度则并不会如此激进，而且决定文化、阶层隔离的其实并非是拉丁化。作为一个被英国全面侵略过的国家，古老的印度文化被以英语为主的文化所代替，但印度的文盲率则依旧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水至清则无鱼，任何彻底背弃传统试图全面西化的想法与做法也都是徒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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