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9年8月师友赠书录（中）

《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著

此为中华书局编辑李碧玉老师所赠。李老师告诉我，辛德勇先生8月10日将在海滨图书城中国书店举办一场与本书有关的讲座，闻听此言，我当然想前往聆听辛神如何讲解这部书，然而近来诸事繁忙，等我返回北京已是9号的深夜，只翻阅了这部大作的二十余页，即酣然睡去。次日中午赶到该书店，在经理薛胜祥的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辛神，他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尤其中午吃饭时，他的酒量让我惊叹，辛神的同宗辛弃疾曾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真想建议稼轩先生把“饭”字改成“酒”。

见到辛神时，我带去了李碧玉寄给我的这本书，翻到扉页请辛神题字，他却顺手翻到了印有肖像的那一页，而后题上数字。我觉得这是民国范儿。我曾看到不少民国的军政大员都会在自己的肖像照上题款赠人，这种遗风竟然还有劫余，令我暗自赞叹。辛神告诉我，这张照片乃是他的一位学生特地趴到阳台地上，才拍出这种绝妙的角度，因为他家的书已经是满坑满谷，难有下脚之处。数年前我曾造访辛府，其家凡有墙面之处，就会摆上书架，从这个角度而言，辛神的藏书可与柳七之词相媲美。然辛神告诉我，家中状况已不同于当日，如今只有他拍照的那个地方看上去还颇为清静。

下午两点，辛神开讲，听众之多，几无隙地，好在我也算个嘉宾，故书店为我留出一个座位，让我可以从容地听辛神道来。他首先讲到了这本书的源起，原来正是辛神某次转到这间书店时，无意间看到了人美社出版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以及上海古籍社印行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这样的专业书想来并不那么畅销，再加上薛经理跟辛神有多年的交往，故以优惠的价格把书售给了辛老师，然而辛神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众人皆可看到的史料中，寻找出众人皆未留意的闪光点，比如他就注意到了这批竹简中有一篇《赵正书》，而正是对《赵正书》的考证，才形成了这本专著。

辛神认为，《赵正书》其实是一篇中国最早的小说。这个结论让我略感意外，因为辛神的著作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我感兴趣者，通常是他写的书话类文章，虽然他也写过很多跟出版史、印刷史相关的长篇大论，且每篇都有独特的见解，然而他来研究一篇小说，我却前所未闻。通过听他的讲座，我对他的这部新作有了宏观上的认识，而后回来细读，又让我有了更为深入的领会。

本书总计五篇，每篇所谈都是根据《赵正书》展延出的不同问题，比如第一篇专谈《赵正书》这个篇名，辛神引经据典，讲述到早期版本并无专门的书名及作者署名等问题，此篇中多有引用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的所言，比如余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提到“自著书而自命之名”，乃是肇始于吕不韦令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一书，而对于“赵正书”的“书”字，辛神在该篇中写道：

“书”字在这里只是指著作、著述，如前面第一节所述，它是从春秋末期才开始现身于世的。这与作为古人著述中某种特定体裁称谓的“书”字，如《史记》之《礼书》《乐书》等“八书”以及《尚书》之“书”，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赵正书》的“书”是个大概念，《礼书》《乐书》以及《尚书》的“书”是这个大概念下面的小概念。

接下来的一篇则是要解答《赵正书》所载之事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史源问题。这段史实关涉到秦二世胡亥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按照《史记》所载：“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辛神在讲座现场特意提到这件事，他说秦始皇病危时只是让公子扶苏返回，并没有说让其继承皇位，而正是赵高等人篡改遗诏，才有了胡亥继位之事。《秦始皇本纪》中写道：“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

但是这样的记载与《赵正书》所载略有差异，究竟应当信谁为真，辛神经过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采入《史记》之《李斯列传》与《蒙恬列传》等处”之文，与“写入《赵正书》”的内容为同一信实的史料。那么这两者在撰写上有什么区别呢？辛神认为：

因此，根据这一点，就有充足的理由推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利用的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赵正书》，而应该是《赵正书》据以脱胎而出的另一种比较信实的著述。司马迁是直接将这一记载纳入《史记·李斯列传》而未暇整饬其文字上的瑕疵，所以才会留下像“先王之时”这样明显不符合史实、也不合史书通例的说法，而《赵正书》则对原有的文字有所改易，特别是刻意夸大其词。

同时，该专著中又称：“《赵正书》的作者，以那份与太史公所见者相同的原始记载为依托，做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创作’。”也许这个，就是辛神把《赵正书》视为小说的原因所在。

该书的第三篇则是考证后世广泛流传的“焚书坑儒”，而辛神抓住了《史记》中的一个字，作出别样的解释。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给皇帝所上的奏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而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再次说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如果只是把这里的“偶”字解读为“偶尔”，似乎这样的法律太过严酷，而辛神在讲座时，又形象的提及当时秦廷有博士七十员，这些人天天研究的就是六经，如果不让他们说话，这些人简直不知如何言语，如果把“偶语”解读为对面相谈，那岂不是这些人都要背对背的说话？应如何解读这个“偶”字呢？辛神认为把它解释成“寓”似乎更合理，因为“寓言”可以说成是用诗书之句来影射当朝：“这样看来，我把‘偶语《诗》、《书》’理解成借着《诗》、《书》这个由头来说事儿，就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了。”

该书的第四篇是专门考证秦始皇的姓名、封号等问题。比如赵正、嬴政、秦始皇这几个名称是如何得来的，同时以此来解何为姓，何为氏。本书的第五篇则是专谈赵高。五篇之后又附有《赵正书》的全部释文，这篇文章也就短短的三页，而辛神却凭此写出了三百页的研究文章，其功力之深令我叹服。

 

《书人陆离》，姚铮华著

此乃姚铮华老师的第六本书话集。从写作手法看，本集与前五集有较大不同，因为姚老师不仅在写一位书人的故事，而是从一个历史事件出发，通过多角度来阐述自己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看法。

阅读她的这本新作，我颇为喜爱的篇章有两个，一是《接力着一个传统》，二是《寻找“失踪者”小说家张辛欣》，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二者谈论的都是与张辛欣有关的话题。在前面一篇里，姚老师从阅读王安忆新书《仙缘与尘缘》谈起，该书中有一篇名为《在同一时代之中》的发言稿，文中提到了多年前的一场青创会，此会开幕之前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该晚会的总导演就是张辛欣。姚老师跟张辛欣用微信取得了联系，问到他当年举办晚会的一些情况，而后张辛欣将当年的节目单转发给她，让她了解到当时的一些详情。

这场晚会举办于1986年，姚铮华认为这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有人说，一九八六年承接了‘五四’运动启蒙时期精神的衣钵，把时代推向了一个新启蒙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语，姚老师在文中接着写道：“继一九八五年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拉开序幕后，各种新思潮、新流派、新作品接连涌现，造就了自‘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

正是这一年，崔健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第一次唱出了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宣告摇滚乐在中国的正式诞生。而姚老师同时注意到张辛欣所导演的那场晚会，其中有王蒙上台诵读作品《青春万岁》，而这一年六月，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

姚老师对数字很敏感，她分别算出了当时参加那场晚会的作家年龄，比如张辛欣33岁，王安忆32岁，铁凝29岁，史铁生35岁，张抗抗36岁等等，如此年轻的作家，能爆发出那样的思想活力，的确值得人感叹。

本书中引用了王安忆见到萧军的回忆，王安忆认为：“面前的人，是和萧红共同生活，互相参与命运的人，是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教诲，扶过先生的灵柩的人，是‘五四’新文学发轫的亲历者……和萧军先生面对面，分明是在经历着一个历史。”我在年轻时，也听过萧军的讲座，当时他刚跟女儿从美国回来，讲座的内容全是他对美国的感受，而萧军当时言语上的激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姚铮华的第二篇相关之文则是她劝张辛欣继续写小说的故事。1986年的那场文艺晚会之后，张辛欣一路跨界，涉及到了广播、话剧、电影、歌曲等领域，而后出国定居，一走就是30年。而姚老师在跟张交往的过程中，一直在探求张辛欣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写小说，文中提到张辛欣在网页自我介绍中写着：“作家、导演。以至今保持作品无获奖记录为荣。”对于这段话，姚老师脱口而出：“无获奖算个屁呵。咱可拥有多项‘第一’。”而后一一列出张辛欣的第一。

但即便如此，姚老师还是好奇于张离国出走的原因，张反问姚：“你认为我是因为没有获奖才负气出走的吗？”姚用四个字作为一个段落：“当然不是。”

而后她们两人在这方面你来我往作了大段大段的探讨。我耐着性子读她们各自的观点，读到最后还是没弄明白张辛欣的心思，好在，姚老师也没弄懂，因为她在本文结尾处明确地称：“必须承认，其实，我根本不懂张辛欣。”读到这句话，让我松了口气。

 

《色香味居梦影录》，姜威著，胡洪侠编

收到大侠的这册赠书，真让我忍不住赞叹一句：大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朋友。姜威能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他死而无憾。

本书前有署名黟丰所撰《姜威是谁？》作为代序，作者在文中提到，去美国出差前曾看望姜威，而后成为永别。在此后的日子中，作者依然怀念好友，而对于姜威的文字特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姜威的文字辨识度很高，乍看玩世意味，其实功力很深。他写与文化老人的交往，至情至性之中不乏灼见真知，兼具史料与月旦之价值；写民国轶事，可见其广泛涉猎、博征旁引、爬梳剔抉的功夫；写书蠹生涯，尽显爱书人的快乐和辛酸，每每引起同道中人的共鸣；写情色男女，道尽豁达通透的人生感悟。他能把床第之欢写得雅驯，把庸常俗事写出境界，也能把考据索引的文字写得妙趣横生，这既是功底，也是胆识，更是心性。

本书的第二篇代序则是胡洪侠所撰《姜威的书》，大侠在此文中讲到了与姜威相识的细节，关于姜的性格，大侠写道：“其人交游广阔，南北通吃，尤喜和文化老人交接，与风流才子为伍，随兴开席，呼朋唤友，吟诗诵文，每每通宵达旦。”胡洪侠说，姜威很看重自己的副刊文字，所以他将2000年之前所发表的副刊之文结集为《一枕书声》。此后，姜威仍然在写副刊专栏，等其病倒后，还自编自印了一本《情欲色香味》，收文90篇。

姜威在《情欲色香味》的自序，首先谈到了《一枕书声》的情况：“上世纪经大侠经手刊发之文字，复由北京彭程兄收入‘绿阶读书文丛’，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只印五千，卖了十多年，固为友人脸上抹灰也。”对于之后所写专栏文章，姜威又写道：

唯近两年复又经大侠关照，开辟《色香味居》专栏，再扯十多字咸淡。敝帚自珍，然已无当年死乞白赖之发表欲矣，理为一集，即以自办之“色香味书局”名义，向香港康乐文化署申请统一书号，自印五十部以飨好友。

原来这部自印本仅出了50部，想来这正是胡洪侠要替他重新编一本《梦影录》的原因所在。大侠在序中也提到“世事果然自在因缘”，因为姜威的第一本书就是由大象出版社所出版，而今李辉先生主编“副刊文丛”，胡洪侠又将姜威的这本书纳入其中，同样是由大象出版社来出版，这真是说不清的缘分。

翻阅姜威的这些文字，我感受最深的一篇乃是《“书读完了”》，姜威在文中写道：

21世纪的春天，我走进书城，望着铺天盖地的书和熙熙攘攘的人，一种荒诞感蓦地在心里大片大片地洇开，脑子里突然浮上这句话：“书读完了！”就在这一刻，我的书瘾不治而愈。

陆游说，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书病如此难治，姜威却不治而愈，是什么良药有如此奇效呢。姜威接着说道：“我觉得，书瘾是物资和资讯都相对匮乏时的产物。”为此他从技术上分析了过去出书之难的情况，正因为有这样的难，才有了好书难求的瘾，他认为：“对书痴来说，访书的乐趣高于一切快感。仿佛一个饿汉，在石头堆里寻寻觅觅，突然发现了一个土豆，喜何如之？继续寻寻觅觅，突然找到了一个烤得糊香糊香的土豆，何乐可皆？功夫再下得深些，搬开满山乱石，如果石缝里藏着一只叫化鸡，烧得骨软肉烂，那是怎样一种快感啊！”

但是，现代科技使得出书变得很容易，他认为只要有钱，随时就可以把自己一年写的垃圾文字出成一本书，这种状况让姜威倒了胃口：

书，越来越和一般的商品如茶叶糖果没什么区别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用华丽夸张的包装掩盖内里的贫乏丑陋。眼下的书，连同写书的人，旁及卖书的话，已刺激不出我哪怕一点点类似当年的激情，我只觉得他们喧嚣，闹得慌。就这样，我权把书城厕所的盥洗盆当作金盆，洗了洗手，为我二十年的书痴生涯画了一个粗糙的句号。

这是何等真实的感受。而我本人喜爱这篇文章的原因，乃是觉得姜威道出了我未曾说出口的积郁，这真是个心直口快之人！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他真的能戒掉书瘾，他去世之后，经过大侠的安排，我特意参观了姜威的书房，在其书房内看到不少他后来所买之书。骂归骂，爱归爱，这才是一种真性情。我觉得姜威这样的书痴，即便在天堂内也会想办法搜集他未曾到手的珍本。

 

《容庚北平日记》，容庚著，夏和顺整理

此书为俞国林先生所赠，从整理说明中得知，容庚日记手稿共有十六本，时间是从1925年到1946年，所记内容均为容庚在北平时期的事情。

容庚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对金文的研究在学界极具盛名，而我则更关注他对于古代套帖的疏理。我有幸收藏他的一部手稿，并在几年前前往广州容庚墓前向他表达了敬意，如今能够读到他的日记，当然是令我颇感兴趣的一件事。容庚日记的特点与鲁迅颇有相象，所记内容大多很简短，他每年作一笔收支账，将一年来的收入和支出一笔一笔的列出，同时还在每年之后附以通迅录。此通迅录对我大有用处，可以使得我在寻访前人遗迹时多了一个详实的线索，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地名大多已面目全非，但毕竟可以找地名办的朋友予以打听。

翻阅这本日记，我最为关心他买书的花费。不知什么原因，他的书账大多是用草码来记录，草码也被称为苏州码。容庚为何喜好用这样的数字来记账，书中未见说明，但我从日记中发现，有时候他也并不完全用草码来标明数字，比如1925年1月19日，容庚谈到研究所购买的缪荃孙所藏碑志一万二千种，价一万两千圆，在此处他用的都是通常所见数字，而这天的日记难得会记下这等详细的情形：

十时与黄仲良往兵马司前街江阴缪寓点收，先交五千圆，余俟点清续交。尝读《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叹其收藏之富。研究所得此，诚暴富贫儿，而余乃得纵观，眼福信不浅也。其中旧拓不多，最著名者秦泰山刻石廿九字本、钱竹汀旧藏汉杨伯起碑、吴大澂题吴平斋本符秦广武将军碑、隋元公姬夫人墓志数种而已。

缪荃孙的藏书在市场上较为多见，而他还藏有这么大数量的碑帖，却是我以往未曾留意者。但平均下来一种的价格仅一圆钱，想想也真是便宜。缪荃孙去世于1919年，据琉璃厂老书商魏广洲告诉我，当年缪荃孙对其所藏看得很重，因为担心儿子贱卖，故缪在去世前列了一个详细的价目给儿子，嘱咐儿子缪禄保说，售价不能低于他的标价。魏广洲还说，缪荃孙的标价远远高于行市，有的甚至高过了三倍，所以其子一直卖不出。也许是缪禄保好几年都售不出其父所藏，最后才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将碑帖整批售出。

从容庚的记载来看，这批碑帖中还有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如今国内公私所藏最早的拓本未有超过二十九字者，而这么多年来，二十九字本我仅见过两件，其余所见均为九个半字本。这样的难得之物，也被缪禄保一并打包售出，以至于让容庚感慨研究所得到这批拓本真可谓“暴富贫儿”。

从此日记中可以读到容庚长期到琉璃厂等地购书，然其所购书的价格均很便宜，他在1926年1月10日记中写到：

二时齐念衡来，与元胎同往西安市场书肆及琉璃厂书肆，购得《广西通志》本《金石略》，价六角；《灵鹣阁丛书》本《和林金石录》《前尘梦影录》《文史通义校补》《韩诗遗说》四种，价四角；吴平斋刻《听松题跋》及《虢季子白盘题跋》二种，价一元。皆甚廉。

如此低的价格令容庚都以“甚廉”来形容。从该年的收支一览表中得知，这一年收入了2217.5元，其中买书花了270元，抄书费支付了20元，从其收入跟支出比来看，他买的书价的确十分低廉。但即便如此，其妻仍然阻止他的购书行为，容庚在192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向内子借百金付物价，未允。吾妻固未知吾也，一叹！”看来，买书人大多会有这样的遭遇。

从容庚的日记中还能读到不少书界史料，比如他写到：“在虹古（光）阁借得一部有图之《宣告鼎彝谱》，将倩人摹之。”正如容庚所言，该谱流传后世者大多不带图，而我却有幸得到一部带图之谱，乃是方功惠旧藏，其泥金所绘甚精，且有佚名批语。容庚乃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既然会找人抄《宣德鼎彝谱》，足以说明该书价值之大以及流传之稀。

此日记的1931年2月1日，容庚写道：“早进城，往烂缦胡同访陈淮生，同往山左会馆吊丁佛言。”丁佛言亦是一位金石名家，可惜后世少有人称道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寒斋藏有他通批的《愙斋集古录》，此书乃是吴大澂所编最大金石学著作，计有两函二十余册，而丁佛言对此做了仔细研究，今后得暇时应当将该书整理出来予以出版，以便让人记住这位当年的金石名家。然而，我在读此日记前，却并不知道容庚也与丁佛言有交往，并且丁去世后，容庚还为其写了一幅挽联：“磨不磷涅不缁，公志自能风浊世；还乎仓补乎籀，吾来相较愧精研。”看来容庚更看重的是丁佛言在文字学上的造诣。

本书后有详细的《人名索引》，这给该书的使用增添了方便，书后还附有《书肆古玩店名索引》，这种编纂方式显然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便利。而容庚日记虽然大多写得很简单，却能从中了解到许多重要史实，这正是名人日记受到后世关注的原因所在吧。

 

 《寻找王阳明》，毛静著

近两年王阳明大火，研究王阳明的著述也多了起来。历史上，王阳明跟江西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毛静却认为，江西人对于当下的王阳明不够热情，他在某次会议上提出，2019年乃是王阳明平定叛乱、主政江西和揭示“致良知”三个重大事件的五百周年，所以他要为此写一本书，以纪念这个重要的节点。果然，他说这句话后的一年，我就看到了他的成果。

从目录上看，毛静乃是从王阳明的生一直写到了他的死，他选择了与王阳明有关的二十四个地点，以寻访的方式来走访这些地点，而后讲述出这个地点与王阳明的重要关系。这些年来，我也寻访过与王阳明有关的多处遗迹，翻阅毛静的这部新作，我从图片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场景，然而我却不得不服，他所拍的照片实在精致太多。

毛静先生的这部著作基本上不出引文，偶而有之，亦不作脚注，这种轻松的写法最受读者所喜。然而尽管没有引文，他在叙事上却能做到言必有据，所讲的故事都有所本，这是颇受欢迎的大家小书的写法。

王阳明最大的事功当然就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战，其实朱宸濠的造反早在第一代宁王时，就已埋下肇端，当年朱权协助朱棣夺取天下，朱棣答应夺取天下后一人一半，但朱棣成为永乐皇帝后，就再不提起这事，并且将朱权发配到南昌作宁王。经过几代的延续，朱宸濠袭封宁王爵位，他当然记着祖上的冤屈，故一旦有机会，就想夺取天下。然而王阳明对此早有警觉，本来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王阳明没费太大气力就平定了。但是，这件事又令皇帝很不爽，因为王阳明太能干，居然让他失去了御驾亲征的由头，为此王阳明受到了处分。

毛静在书中讲到了更多的细节，他谈到了王阳明与朱宸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宁王请王阳明去南昌讲学时，王派自己的高足兼儿子的家族老师冀元亨去开讲，而冀元亨借这个机会了解到宁王的很多情况，而后密报给了王阳明，这也是王阳明始终掌握主动权的原因所在。但这么做的结果，却使得冀元亨丢了性命，而王阳明本人也为这一间谍行动付出了代价，有很多对手以此来攻击他，说他与宁王有牵连。看来历史上很多问题的真伪只能靠细心的疏理，方能寻得真相。而毛静对当地人文历史的熟悉，这正是他能够轻松写出本书的原因所在。

 

《钜宋广韵》，（宋）陈彭年修

此书为蒋鹏翔、沈楠所编《师顾堂丛书》之一种，乃楠先生所赠。本书的《影印说明》中称该书底本乃是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宋乾道五年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本。

关于该书底本的刊刻时间，因为底本《唐韵序》后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印行”牌记，故有前人考定为宋仁宗皇祐元年，然而本书的影印说明中，经过考证，认为此“己丑”当是宋孝宗乾道五年。差此一甲子的原因，《说明》中有如下考证：

一来此书避讳至于“构”，非止避北宋诸帝。二者“建宁府”北宋称“建州”，绍兴（1131－1162）中始升为府。又“桐”字下云：“又桐庐县在严州。”而高宗监本及宁宗覆刻本皆作“睦州”。严州旧称睦州，北宋宣和（1119-1125）中改称严州。则此本绝非刊于北宋明矣。

同时书中又引用了涩江全善和森立之所编《经籍访古志》中的认定：“就纸质、字样考之，绝非北宋本”。所以《影印说明》中认为：

然黄三八郎书铺所刻书除此《钜宋广韵》外，亦刻有《韩非子》（此书已亡佚），清代吴鼒覆刻本题为“乾道改元中元日印行”，且《钜宋广韵》和《韩非子》二书刻板字体笔法和刀法酷似，则《钜宋广韵》之“己丑”为乾道五年（1169）无疑。

关于此书宋本的流传情况，《说明》中提及除了这部内阁文库本，还有一部存世，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然而上图所藏之本缺卷四，第三卷也有残缺，此本乃是清光绪十四年顾沄在日本用梁代小铜佛从向山荣手中易得，而后带回国内者，后经辗转终归上图。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本影印出版，其中所缺之卷经周祖谟建议以《四部丛刊》影印之巾箱本补配，然而蒋鹏翔和沈楠经过对比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此书时，对底本进行了部分描润，而这也正是他们要影印出版日本内阁文库本的原因所在。

对于《广韵》一书的版本系统，以及后来的刊刻情况，《说明》中予以了如下交待：

今所存《广韵》宋本基本可分为监本、钜宋本两个大的版本系统（各系统内部也有变化）。北宋刻监本，唯有残卷存于俄罗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三卷零帙，旧时或视为北宋本。长泽规矩也考订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刻本。此本今有两部传世，一残一全。国图藏本存上下平、去三卷，阙上、入两声，系傅增湘旧藏。另有一部足本藏于日本静嘉堂。高宗监本刊行不久即有覆刻。覆刻本悉遵旧式，避讳止于“构”字，“昚”“扩”皆不阙笔，然其刻工姓名多见于宁宗时浙刻本中，故学界定为宁宗时刊本。宁宗本传世较多，中日皆有收藏，且有初印早刷和递修之别。宁宗监本为高宗监本之覆刻，校订了不少底本讹字，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错误。至清代泽存堂本、《古逸丛书》本，皆其余绪。另外，《四部丛刊》影印所据的巾箱本也可视为监本系统中的一员。此本凡监本之牒文序文皆阙，《丛刊》本以泽存堂本补足印行，文本以下皆同乎监本。又每遇新韵此本则不另提行，此与监本不同。阿部隆一定为光宗绍熙刊本，屈万里、昌彼得以为孝宗时婺州所刻。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由此可见，蒋鹏翔与沈楠在影印本书时，对于每一部书底本的选择都做过仔细考量，并且为书的历史沿革做了相应整理，因此，《师顾堂丛书》所收每一种书的《出版说明》均可作为该书的版本史来读。

 

《来新夏先生在南开》，柯平、张兰普、郝瑞芳、焦静宜编

此为焦静宜老师所赠。该书分八个版块，分别收录了不同的人所写与来先生有关的文章。来先生原本是谨严的学者，然而他从1997年开始，写了二十多部读来轻松的学术随笔集，他的这种作法被称之为“衰年变法”，为何有这样的转变，王振良所撰《来新夏先生学术述略》中转录了来先生说的一段话：“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

而后我在翻阅这部大书时，又看到宁宗一先生的文章，也是专谈来先生古稀变法之事，文中引用了来先生所撰《我也谈谈随笔》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更能表明他的心态以及胸怀：

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随笔写作成为文坛一大景观。我也就在这一年代混迹于随笔界。当时的动机，一是读了一辈子书，有许多信息应当还给民众。过去写的那些所谓学术性文章，只能给狭小圈子里的人阅读，充其量千八百人，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民众，毫无回馈，内心有愧，而且年龄日增，也到了回报的时候了，于是不顾原来圈子里朋友们“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并向民众谈论自己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另外我还有一种羞于告人的动机，就是向师友们呈现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怀之作，摆出点轻松洒脱的姿态。

我对来先生在这方面不欠其烦的摘录，乃是源于二十余年前，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就说到了这样的主张。那时他已是名满史学界的大学者，却能保持着这样的人文关怀，当时他跟我讲述这番话时的神态，至今依然清晰的印在我脑海中。而后他出版了一系列相关随笔，每有新作出版，他都会题赠掷下，几乎每部新作的扉页上都写了长长的一段话。我于他而言，乃是后生晚辈，这份认真，令我难忘。来先生在晚年有一个时段专门研究陆心源皕宋楼旧藏东渡日本之事，他记得我跟他聊到过一些少有人提及的细节，为此几次打电话跟我确认这些细节。这份认真，也同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有着那些年的交往，但我对来先生一些生活上的细节知之甚少，因为我们的所谈大多围绕着书。本次焦老师所赠该书中，附有《邃谷自订学术简谱》，该谱从来先生一岁写起，谈到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节点，其中最让我留意的，是来先生1983年61岁时的那一年，因为这一年来先生晋升为正教授，他出版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方志学概论》《中国近代史述丛》《北洋军阀史稿》等重要学术著作，在一年的时间内结出这样多的硕果，真是令人叹羡。而在这一年年底，他还创办了《津图学刊》，同时担任该刊主编，而该学刊乃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期刊。

1983年可谓是来先生学术成果丰收的一年，转年则是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的一年，因为在这年的一月，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二月则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三月被评为天津市级劳动模范，而在八月又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自此之后，来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成就，而在其87岁时，我有幸将自己录下的《书目答问》版本信息附骥于来老的大作《书目答问汇补》中，该书由天津图书馆古籍录主任李国庆先生予以统筹，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来先生去世几年后，我方在邃谷处看到了该书获得出版一等奖的证书奖状。如今翻阅这部自订学术年谱，让我又忆起当年与他共同编纂该书的细节。

 

《宋本扬子法言》，（汉）扬雄著，（晋）李轨等注

6月25至26日两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图召开了《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复审工作会议，我受邀前往参加此会。在评审完毕后的总结会上，主办方给每位评审人发了一本《宋本扬子法言》，同时还附了一张征求意见表。众人纷纷翻阅此书，大多夸该书制作精良，而对该书的意见，未成想几人都说定价太便宜了。

近些年的古籍影印，价格始终呈上涨趋势，出现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纸张涨价，第二则是人工成本上涨，而这些因素都会反映到定价方面。本书乃全彩印刷，精装小16开，382个页码，所标定价为150元。将各种综合因素加在一起，此定价与同类品相比，确实便宜。本书的出版社乃是国图社，该社以影印古籍见长，很多读者经常诟病于此社所出之书虽然底本珍罕，但价格也一向高昂，难怪现场每人拿到该书时，都异口同声地夸赞此次定价之清明，而我也有这样的同感，于是在征求意见表上郑重地表扬了国图社的做法。

此书的底本乃是辽宁图书馆所藏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为天禄琳琅旧藏，此书在影印时将原书函套、封面及前后扉页全部影印印出，这对于读者了解该书的原貌最为有用。此书有着太多的故事，当年大儒朱子曾经六上弹劾奏章，就是针对唐仲友而来，其中第六封弹劾文中有如下字句：

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官押归宅。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裱褙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舞归宅分明。

抛开党争一事，就工作认真程度而言，朱熹果然是尽职尽责，他能把唐仲友用公款刻书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仔细，很多细节都可作为印刷史料。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中还掺杂有重要的花边新闻，那就是唐仲友与官妓严蕊之间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反而让后人指责朱熹执法不顾人情。孰对孰错，且任由后人争议，但这个故事的确使得唐仲友刊刻的该书多了几份传奇。

其实在南宋之前，扬雄一直有着较好的名声，比如司马光在《太玄集注》中就有如下夸赞：“呜呼！扬子云真大儒邪！孔子即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师范足矣，况其余乎？”司马光认为，孔子之后能继其遗志者，就数扬雄了，孟子和荀子都无法与扬雄相并提。其实早在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已经将扬雄与孔子相并提：“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

从思想观念而言，扬雄确实与孟、荀不同，隋唐间的李轨称：“混，杂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孟子以为人性善，而扬子以为人性杂。”荀子被视为性恶论的代表，孟子则为性善论的代表，扬雄杂而有之，所以他的观念被后世认为是善恶混合论。而司马光也说过这样的话：“如孟子之言，所谓长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谓去恶者也。扬子则兼之矣。”

关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按照惯常的认定，他姓陶名潜字渊明，也有人说他字元亮又名潜，总之说法不一，但少有人留意陶渊明是由晋入宋后方更名为陶潜，而其更名的原因，就是受到扬雄的影响，因为扬雄在《法言》中说过：“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故而陶潜之名的寓意是“神在所潜”。

以上所言乃是扬雄观念的巨大影响力，然而又是朱熹，他在《通鉴纲目》中以“莽大夫扬雄死”来贬斥扬雄，因为王莽在历史上的名声太差，而扬雄曾经在王莽朝中任过大夫。朱熹等于从人品上对扬雄予以了否定，以至于后世对扬雄的批评之声渐渐多了起来。有些事情也只能用巧合来解释。朱熹六上奏章弹劾唐仲友，罪名之一就是唐的刻书，而其所刻书中就有《扬子法言》，同时，扬子的英名也是因朱熹的贬斥而导致后世多有非议。

但扬子的一些观点，其实在今日读来仍然能给人以启迪，比如他在《解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这个观念与老子的《道德经》中有相似之处，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而今读到扬雄的这段话时，能不让人惕惕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