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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不够。 “知行合一”是心学思想的大成，也是核心。知易，而行难。《传习录》曰：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 有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当时读到这段如醍醐灌耳。今人做事，绝大多先立志而后行。凡人多是空励志，以至说多做少，最终落空。 知行合一是为良剂。知不弃行，行不离思，慎思之，笃行之。 四句教的重要性和意义。 我个人非常喜欢王阳明，《传习录》读了几遍，仍感觉一知半解。对于“四句教”我的理解：四句话要一起来读，如果单独读一句，就片面了，不能真正理解阳明先生的意图。四句教是心学大成之言，跟“知行合一”一样，都是阳明先生的重要思想，有的人片面的只读第一句，怎么能理解四句教的精髓呢？ “四句教”即明朝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晚年所述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一般视此四句为王阳明对其大半生学术思想的概括性论述。他明确指出: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着空，直趋中道。 让我们再来解读“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 王阳明说：“心即理”，心之本体是判断善恶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符合本心的就是善，不符合本心的就是恶。所以做圣人的道理不必去向外寻找，只要反过来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就可以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呢？其实，正因为心之本体是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才说它无善无恶。比如：法律是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合法还是非法的标准，那么法律本身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呢？我们当然不能说法律是非法的，可我们好像也不能说法律是合法的啊。心之本体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说它是善的，也不能说它是恶的，只能说它无善无恶。 对'四句教'之理解阐说历代来存有争议，为明思想史的一大议题。 有积极的张扬者如王龙溪，有谨慎的存疑者如清儒李绂，有否认者如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有激烈的批判者如王夫之、颜元、张烈、顾宪成之流。明末顾宪成直接反对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他说以心之体无善无恶，合下便成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何善非恶?以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究竟且成一个混。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何恶非善?这个批抨揭露了王守仁思想的矛盾，通过东林书院的传播而影响很大。王夫之则批评王守仁“天泉付法”，认为王守仁的说法是模仿禅宗。以后四句教的论争就逐渐沉寂了。 而四句教之间的内在关系，被后世这些所谓大儒所肢解，而断章取义。这四句话是连续的四句话，整体的四句话，而不是独立成义，独立成义的理解就过于片面，无法理解此句精髓。 王阳明五十六岁时将自己的思想归纳为四句，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四句教”。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他的学生钱德洪与王畿对理解王守仁这四句话，发生了分歧。钱德洪认为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皆是无善无恶的了。两人在天泉桥问王守仁，王守仁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又被称为'天泉证道'。 关于“四句教”的思想，我认为自古以来，理解的便理解了，能掌握王阳明先生思想的精髓，为已所用，知行合一。不理解也就不理解了，包括片面或批评之流，只是发表自己看法罢了。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无论何时，是否理解，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先生的思想会一直指引着我们，“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伟大的人永远伟大。 《传习录》是王阳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中国传统国学经典。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心学”发展和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著作。“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著作中重要的思想，都是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传习录》也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活泼生动、善于用典的语言术。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先生最出名的四句教，跟知行合一一样，都是需要不断去揣摩和理解的，有时不安还是未理解透，还需学习。 心学是伟大的。先生的思想虽然已过千年，但仍然光芒万丈，意境深远，时刻指引着我们自省、慎独、求知、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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