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接着上文来欣赏哈佛大学所藏清乾隆17年黄氏亦政堂校刊本《考古图》第五卷。   对于《考古图》篇章的划分，除去后三卷因材质、时代而别作一卷，前七卷可以分明看出是以器物类别划分的。从功能和意义上划分了十余种不同器物，所谓“物从中国之号”大抵如此。另一宋代重要金石图录《宣和博古图》的分类也大致遵照这一逻辑。因此大抵上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这个分类代表了当时人对先秦古器的基本看法。虽然与《宣和博古图》不同，吕大临没有关于一类器物的总说文字，然而在注释文字的字里行间，却又处处表明他在分析器类上颇下功大。     如对于簋这类器物，就有如下讨论：“按簠簋制度不见于经而传注之说：方曰簠，圜曰簋，或曰簠外方内国圜簋外圜内方，惟周官人为簋，陶器必圜，则簋可知。今所图三簋其形皆美而不方，有四隅而刓之，亦可谓之圜矣…古斗二升为今斗三升，此止容三升有半，与周官近之。集古云原父曰簋容四升其形内国外方而小堶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所作亦外方内圜而其形如桶，但于盖刻龟形，与原父所得不同。蔡君谟谓礼家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父所见可以正其谬也。此云容三升有半未知孰是”。   弄清楚各类器物的属性，并不是吕大临等人对古物的重新分类，而是对经籍中谈到的各个“物类”的澄清。容庚先生说《宣和博古图》分类以用途为标准，分器形排列次第，对照古礼经籍中所记载的名称，此后学者大都以器铭意义的解释作为分类依据 。显然《考古图》就其全卷来看，其分类逻辑也是一致的。 然而古礼经籍所载空有其名，意义解释也不能将一类器物实体化。因此需要编目之下的器物来充实这些名目，也许吕大临正希望透过这本图所载，能够给人们一个关于物类的形象概念。故而处处谈到书中所载之物与经书、礼图的参校与补充。引导人们回过头去观察图版中表现得器物。虽然在注释中，吕大临不曾给出一个关于尊彝鼎敦确切的文字定义，但通过这本书的著录，人们不难发现某类器物的造型特征。 非但吕大临没有给出这样的定义，其后的《宣和博古图》中，虽然对于各类器物都有长篇的“总说”文字，也只是大谈其纹饰、用法等等，从来没有写到过“鼎是什么什么样子”这样的话，反而只提到“然历代之鼎形制不一......按尔求之若辨黑白”。说明宋人已经发现器物造型具有多样性，什么样的器物是鼎，什么样的器物又是尊彝壶簋，是难以通过语言来介绍的。 但是通过图像，总能从一件又一件的器物的样子中发现一些共性，最终对其形制有所了解，而不同器类间的差别也透过例证间的比较而显现出来。故而王黼等人对其所著录能有“推原而审定之，则物象之多、各代所疑与夫无款识者将大判于今日矣”的信心。只有李公麟尝试了用语言来描述一种器物的外型。他将鬲描述为：“自腹所容通足见，若股膊然三体合为ー”，这一描述固然精到，却不见得广为接受。可见最为人们所认可的还是直观的图像。 在对器物的定名中，纹饰形象与器名之间的关系，多用实物与古文献中的概念、礼图中的图形相印证。这依然与器物定名相关，涉及对于鼎彝的下一级分类，六尊、六彝之类的认识。因为这些器类的划分，与其纹饰形象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考古图》中将此层意义隐藏在字里行间，但《宣和博古图》却已明言“夫特为之彝，则为周官六彝为正名无二焉”之语。 可见在宋人看来与铭文款识记人记事不同，器物上的物象不是表识各个器物的特性，而是因其特定的类型而成为划分类别的标志。器物上的标志性纹饰也是划分无类的重要依据，即所谓“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鳯；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而徽宗时制作礼器中的山尊、鸡彝等就是在此认识上铸造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划分呢？因为这些形象各有寓意。就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的：“古器有曲意”。这些纹饰的名字，就像器类的名字一样，是采用典籍中流传的名称来命名的。当纹饰获得这个名字，也就继承了这个名字背后的传说中所蕴含的意义。所以谈到饕餮纹时，吕大临引“李氏录”中语道：“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及“李氏录云少牢礼敦皆南首……而为饕餮足为蚩尤，亦着贪慕之戒”。 在吕大临等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概念便是“铸鼎象物”，古人作鼎彝的纹饰是有“象物”之意的。“其制皆象”正说明古人对鼎彝所象之物的看重，而这物象又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有“使民知神奸”的功能。象备百物而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因此当人们提出某种纹样是什么的时候，不得不追问它有什么意义。也正因为这样，在《考古图》作者眼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纹样，而是更进一步地看到了其物象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至于工艺在视觉上造成的细微特征则被大大的弱化了。 器物纹饰不仅仅是简单的青铜铸刻，往往有更有着深刻的寓意。后世历代金石学者都将这种用伦理说明花纹的意义的方法作为中国解释古物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原则就是宋儒确立的。他们透过这些纹样，不但细分了器物，也对“器以藏礼”如何体现在器物自身做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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