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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首先是位金石大家，郑伟章先生所著《文献家通考》中首先引用了支伟成所撰《陈介祺传》中的评语：“素嗜金石之学，收藏甲海内，筑簠斋以珍弆之。凡彝器至数百件，尤著者为毛公鼎，文几七百余字，推天下金器之冠，三代陶器亦数百件；周印百数十事；汉魏印万余；秦诏版十余；魏造像数百区，从来赏鉴家所未有也。同时若潘文勤公、王文敏公、吴子苾阁学，清卿中丞、刘燕庭方伯、鲍子年舍人、李竹朋太守，并皆不足方驾。”而关于陈介祺的藏书情况，郑先生接着写道：“藏书亦精。自清初冯文昌起，历经十数人递藏之宋本《金石录》十卷，亦曾经其家递藏。潘氏《滂喜斋藏书记》卷一《金石录》跋录其藏印十一枚，亦可谓风雅好事。” 
仿制的毛公鼎 十卷残本《金石录》在发现全本之前，堪称藏书界的神物，该书每递传到一家，都会郑重地钤盖特有的藏书印，而这部书亦曾藏在陈介祺的十钟山房之中。以此可见，其藏书质量是何等之高。但相对而言，陈介祺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金石器物收藏方面，正如支伟成所言，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器中字数最多者乃是毛公鼎，虽然此鼎上的铭文字数不像支伟成说的那么多，然也有四百九十余字，单件器物铭文字数最多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而其所藏青铜器当然不只一件毛公鼎，他藏有商周铜器235件之多，另有秦汉铜器八十余件，其中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名器均为稀世珍品。另外，他还藏有商周钟镈十余件，故而他将自己的堂号命名为十钟山房。除此之外，他还藏有秦汉之前印玺七千余钮，为此他的另一个堂号名叫万印楼。余外，他还收藏古钱、陶器、砖瓦、碑碣、造像等，数量同样巨大。陈介祺《辑簠斋吉金录》八卷，邓氏风雨楼石印本，书牌 正因为如此，《清史稿》称陈介祺：“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吴云在给吴大澂的信中写道：“当今金石之学定推寿卿，收藏之富，穷绝今古，尚尤孜孜不倦广为搜罗。”陈介祺不但收藏古器物数量巨大，同样有极强的鉴别力，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说道：“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生平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为什么陈介祺能够收藏如此数量巨大的古器物，梁启超认为这是缘于当时的山东有着研究古器物的氛围，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析》一文中写道：“山左金石学最富，自顾亭林（炎武）来游，力为提倡，厥后黄小松（易）宦斯土，搜剔日广。斯土学者亦笃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丰吴子苾（式芬）、诸城刘燕庭（喜海）、潍县陈簠斋（介祺）、黄县丁彦臣、福山王廉生（懿荣）皆收藏甚富，而考证亦日益精审。故咸同间金石学度越前古，而山东学者为之魁。”梁启超所论乃是从清代讲起，如果往前追溯的话，北宋赵明诚那部著名的《金石录》也同样跟山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赵明诚就是山东青州人，而陈介祺后来藏有该书，除了在研究上的作用之外，想来也应该有乡贤情结在。余外，宋代的王俅，金代的马定国、党怀英、元代的潘昂霄、申屠致，明代的李开先、焦竑均是山东籍的金石名家。
陈介祺《辑簠斋吉金录》八卷，邓氏风雨楼石印本，内页如此论起来，山东一地自宋代就有研究古器物的传统。而陈介祺为山东地区自宋代以来藏品最丰富的金石大家，同样他的鉴别水平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除了以上商诚祚的评价外，王献唐在《顾黄书寮日记》中亦称：“此老研精金石，对于鉴别、考释、椎拓……无不从潜心阅历中得来。当时如潘伯寅、吴清卿、王廉生、鲍子年、李竹朋、吴平斋等，莫不推挹备至，其得名不虚也。”王献唐于此列举出了当时许多金石大家，比如有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云等，他说这些大家均推崇陈介祺收藏与研究器物的成就。陈介祺字寿卿，号伯潜，乃是山东潍县人，又号簠斋。陈介祺还喜好收藏古代陶器，故又有齐东陶父之号。还因其原籍地处齐国海滨，故其又号海滨病史。
十钟山房 道光十五年，陈介祺孝取举人，授中书，并擢为侍读。道光二十五年，陈介祺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后的八九年间，他一直在翰林院供职。咸丰三年，陈介祺捐巨资资助朝廷镇压太平军，故被赏赐顶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然而陈介祺似乎对做官并没有多大兴趣，咸丰四年，他的母亲在家乡病故，陈介祺返回故里奔丧，自此之后再未出外为官，他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收藏古器物和研究方面。同治年间，因为他参与保卫潍县县城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为此被加封三品衔。光绪二年，又因其出资救济灾民，被加二品顶戴。陈介祺对于古器物的爱好始自其年轻之时，他在《十钟山房印举》的自序中称：“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齐鲁三代器汉印即好之。”陈介祺在参加科考时，他先去了莱州，后来又去了济南，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些古器物和汉印，见之则有喜爱之情。可见他对古器物有天生的亲切感，自此之后，他的这个爱好终其一生。而在收藏的过程中，他也在作系统的研究，陈介祺尤其对古器物上的铭文感兴趣。同治十三年，他给王懿荣的信中写道：“所好所知，止是求一个真，止是要学不厌。通形象，非通古文字不可。通古文字，非多见钟鼎古器文字不可。”
介绍 
前言 看来求真乃是陈介祺的第一追求，他认为研究古文字，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多看古器物上的铭文。此前他给王懿荣的信中还提及：“今日唯此吉金石天地之藏，祖龙之暴所不能尽发而焚者，可不重乎。释字以多见为第一，考经为第二，证许为第三。有据者断之，无据者则桂氏说文义证案而断之，例为至是。不可徒博，愈引愈远而愈无当也。”因为青铜器质地坚硬，水泡火烧均不能毁之，故而留下来很多古文字，但如何释读这些文字，陈介祺认为首先要多见，然后深入研究，才能更正前人之误。而通过相应的类比，方可找出识别古字的规律，他在同治十一年致吴云的信中讲到了这个观念：“释金文须先别古人文字章法、体例、义理、句读，不仅别今古篆之异，及未见宇与训诂之证也。”
生前所用器物 
世系表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乃是后世研究古字的最重要参考书，到了清代，对此书的研究更为深入，由此而诞生了说文四大家，这四家中的桂馥与王筠均为山东人，可见山东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亦有传统。然而陈介祺通过大量收藏古器物，以这些器物上的铭文来订正《说文解字》之误。他在同治十三年给吴云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许氏收文字之遗以为说,二千年来言字学必宗之,要皆燔后所余，独吉金款识是燔前古文字真面,非许氏可比。自宋迄今,吉金文字之传,迥越前古,有是真古文尚书者,有不可以许书定者。其文与字非多见不能通,是以欲合今日所见拓本,摹刻善本,精摹其文为一书(一器一版,字多者释文别为一版,字少者共一版)。且欲合宋以来金文书(摹刻失真者),附刻为一书,以存古圣之作,而为多见之助。再逐字分编许书各字之前,以立许书之本,而凡汉以来言字学之书,皆分字附焉,以证许氏之意。上窥制作文字之原,下集字学之大备。则传一己而不能久者,传古人、而己亦必传矣。乞是正之,并以质之同志君子。倘有能先我早成之者,正不必已出而尚可乐助。
家世 
旧影 陈介祺首先肯定了许慎《说文》一书的重要价值，但他又提及从宋代以来出土的古器物铭文越来越多，这些文字的历史远在许慎之前，所以他认为通过对铭文的考释，可以补《说文解字》之缺。而后来他的朋友吴大澂所撰《说文古籀补》一书正是本着陈介祺的这种思想，为此陈介祺特意为该书写了序言。对于对《说文解字》的看法，同治十一年陈介祺在给鲍康的一封信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今人论书必推许氏，然许书已非真本，岂能如钟鼎为古文字声山真面？尝以今世所传金文千余种，合古书帖编增许书，钟鼎之外，为古刀币及三代古印耳。是尝并补许书中岂不可不精摹，而使再少失真，日后又无从仿佛耶？好古家刻书，每患己见之陋而沮，愚谓刻摹精审，则天下后世皆得借吾刻以考证，又何必因噎而便错过失时！惜乎燕翁不明乎此，而徒以玩物毕一生之精力，而一无所传也。”陈介祺认为《说文解字》一书经过历代翻刻，已经难见真面目，而古器物上的铭文方是古字原体，陈介祺打算广泛地搜集古器物铭文，从中找出《说文解字》中没有的古字，以此来增补《说文》一书。除了钟鼎器之外，古钱币和古印上的一些字也能补《说文》之失，但是补充《说文》的前提必须能够十分逼真地摹刻古字的字形，只有这样才能对研究有帮助。而古器物的外形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为此，陈介祺发明了分纸全形拓。
释文才华
陈介祺所书扇面 关于全形拓的概念，王俊芳在《陈介祺与全形拓》一文中写道：“全形拓是一种结合绘稿、剪纸等艺术，以墨拓技法，运用透视、墨色的浓淡变化以及拓技者的线描、裱拓等技法，尽可能完整地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一种特殊技艺。”而全形拓的拓法有两种，一种是分纸拓，一种是整纸拓。对于前者，该文中写道：“‘分纸拓’法是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拓出来的每个部位是相对独立的一张纸，然后用净毛笔蘸水划撕掉拓片周围的多余白纸，留下墨拓部分；之后，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形成整个器形图。由于分纸拓所画图稿比较准确，加之用墨的浓淡控制适宜，给观者以所拓器物跃然于纸上的感觉。晚清金石学家大师、传拓技艺的一代宗师的陈介祺发明并传播了此拓法。”与之相对应者则是整纸拓，按照王俊芳文中的所言，其实整纸全形拓乃是在分纸全形拓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该法首先是选择所拓器物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绵连纸上画出一个“丄”形图，然后以它为基础画出线描图，随后把绵连纸覆在所拓器物上，再后面就是用蘸上白枝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墨拓黑，最后把它揭下。这是在一整张绵连纸进行的因此也叫‘整纸拓’。是周希丁等人吸纳了陈介棋的分纸拓之后，将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到了全形拓之中的产物。”
正门 但相比较而言，陈介祺更看重分纸全形拓，他曾自称：“整纸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赏也。”但也有人有另外的偏好，于此不展开论述。而陈介祺强调传真的概念却能贯彻始终，因为他觉得即使摹刻古器物，也必须尽量地忠实原器：“刻精则古人可传，而不失真，而书亦必传。然须自精拓精摹始。”而更为重要者则是古器物上的铭文必须制作得一丝不苟，因为只赏外形不赏文字，这就跟收藏珠宝没有区别了：“吉金若只赏色泽、形制，而好文字不笃，其写珠室无疑，有力者刻一书成，能使学者守之，无一毫不慊之感，方调真知笃好与古为一，而无玩物恶习。真好古者心精力果，而朴雅大方，无一点纤靡之累，乃为得古人之心。”陈介祺为什么要将自己所藏的器物进行一丝不苟的摹刻和传拓呢？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念：“我辈所述乃为传古人，非为传一己，古人传则已亦必传，是不可不公其心求古人之是者耳。我先为传之正，不必器之在我，为专以拓为贵，以图为备，只标我所及见者，其文与制可传则传之，若考则前人者，尽可多刻，勿惜所费。今人者，则当酌未考者，则先刻图摹字释文，即尺寸斤权铭之所在、所出之地，所藏之家，传之以资博闻者之问学，庶不致因循一已蹈前，此刻书不成之弊。”
万印楼一楼
巨大的收藏数量 能够让古代文献得以流传，陈介祺认为这是爱古之人的职责，因为古器有一天可能为他人所有，但是上面的文字若传承下来，则能让更多的研究者为之利用。因此他强调传刻古器物要不惜代价，如果资金不足则可先摹刻古器物上的铭文，同时注明出土地、递传之人等等，以便给后世留下第一手材料。而陈介祺对摹刻至今最为不满：“尊刻䝞季盘，闻盘归刘省三军门，似未甚精，图亦似有未合，既以古文字为朋，自必恕我狂直耳。”但是传统的摹刻拓印手段无论如何都难以百分之百地展示古器物的原型，而西方的照相技术却能弥补传统艺术之短。1860年，英国传教士德贞把照相术传入中国，开始中国人认为照相可以吸走人的心血，故对此不接受。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慢慢接受了这种新事技术，胡志平在《论陈介祺的传古思想及西洋照相术的使用》一文中称：“在同行中，陈介祺较早注意到西洋照相术的使用。”
全形拓
仿制的十钟 该文又引用了陈介祺给吴大澂在信中的所言：“兹有表弟谭雨飘，名相绅，就在潘世兄蔚署中习得西人照相法，以其法形似而不大雅，故不取，后见其照山水树木得迎面法，于凡画稿皆有神，照碑帖则近雅，而未甚古也。今试令照三代古文字拓及器量图，乃至佳，虽缩小而能不失其真，且似字之在范经铸也，浑朴自然，字虽小而难刻，然上海刻工或能之。器外形象文虽不能甚晰，有拓本相校亦易审。有一图及图拓，虽不见器亦可成书，且可将难得之拓印传之，是法乃为有益于中国艺文之事矣。”看来陈介祺是有条件地吸收照相术的妙处，他认为照片虽然缩小了器物的外形，但比例不失真，然而照片尺幅太小，上面的铭文可能看不清楚，所以他觉得铭文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拓印之法，而外形则用照片来表现，两者的结合方使得古器物能够得以更为充分的利用。他在给王懿荣的信中又强调过这样的观念：“盂鼎图不甚惬意，既有斯举，岂可不精。当以洋照取其真形，再拓鼎文、鼎耳足原样，布于放大足尺寸，真形上使之无一不合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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