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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中毒:大明王朝的最后77年

原创
2019-10-15  最爱历史...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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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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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

      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

      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大明通行宝钞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3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政府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赤裸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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