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官窑

官钧窑的烧造工艺及其成就钧窑是我国北方的著名瓷窑之一，它的烧造技艺成就对各地瓷窑均有所影响，因而，它与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共同组成了北方四大瓷窑系统。 如果说，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是以印、刻花工艺为其代表，磁州窑又以白地黑花见长的话，那么，钧窑却以釉具五色，光彩夺目而独树一帜。 瓷器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既要求实用，又讲求美观。它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瓷器施釉不仅因实用需要，而且。也是一种装饰艺术。尤其宫廷陈设用瓷，施釉主要是为了装饰，为了满足官廷陈列的美学需要。因此，钧窑在釉色方面的创新并使其成为富有极强装饰性的一种“艺术釉”的成功，不仅当时是陶瓷生产工艺中的一个卓绝贡献，而且、至今也仍为人们望尘莫及，赞叹不已。瓷器的造型与实用是直接相关的。但作为陶瓷艺术而言，则主要休现在器物的装饰上。瓷器的装饰方法是丰富多彩的：在胎上印、刻花纹的为“胎装饰”；用笔在胎上画花纹的为“彩绘装饰”；利用釉中所含不同氧化金属原料在烧造过程中的变化，使其呈现出各种鲜艳色彩者为“釉装饰”。钧窑首先突破了单色釉、巧妙利用氧化铜的还原作用，第一次烧成了红紫等釉色，与青釉交相掩映，收到了重大的艺术效果。“玫瑰紫”、“海棠红”等绚丽多彩的窑变釉。是钧窑釉的典型代表，由于它们给人以独特的美感和艺术趣味，所以，人们替之为“钧釉”。 官钧窑，人们一般列之为青瓷釉的范畴，然而，严格讲它与一般青瓷釉又有所区别。所谓青瓷釉。主要是指由于釉中含有氧化铁，在还原熖中烧成的釉色。钧釉中虽然也含有一定数量的氧化铁，也同样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的，然而，根据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通过光谱分析的结果看，钧釉除了一般的瓷釉所共有的成份外，还含有磷、钛、锡等多种元素。因此，它在化学组成方面与龙泉青瓷釉有显著的不同；钧釉中含有约0.5~1.0%不等的五氧化二磷，而龙泉釉中含量仅为0.1%左右；钧釉中含三氧化二铝较低，含二氧化硅较高，一般在11~11.5%之间，有的甚至可高达12.5%左右，而龙泉青瓷釉则波动在6.5%~8.25%之间。此外，钧釉的三氧化二铁和二氧化钛的含量也较龙泉青瓷釉高得多。钧窑紫红釉除具有上述组成特点外，还含有0.2~0.5%的氧化铜和大约等量的二氧化锡。这就决定了“官钧”釉的呈色机理与龙泉窑青瓷的铁青釉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再把紫红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组成就更为复杂、大体可分为四层：靠近胎面的第一和第二层与天青釉的结构相同，但蓝色层的上部界面呈变化幅度很大的波浪状，这一层的厚度一般波动在0.2~0.5毫米之间，在个别部位蓝色层一直延续到表面上(这种部位釉的表面上露出天青色背景)，此处的釉面之下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气泡。 第三层是紫红交错的不连续层，这一层的下部紫色较多，上部红色较多，总厚度波动0.1~0.4毫米之间，其厚度随着第二层(即蓝色层)厚度的变化而变化，蓝色层较薄的部位紫红层较厚，反之亦然。第四层(即表面层)的下界非常整齐，厚度非常均匀，约75微米厚，颜色同第二层，呈淡蓝色。很明显，这一层是铜的氧化层。从化学分析结果看，紫红釉和青蓝釉的唯一差别是含了少量的铜和锡、因为铜一旦被氧化，就显出了它那青蓝釉的本色。 从钧釉的断面结构和它的氧化铜含量较低这两点看，它很可能是采用人工窑变方法制成的，即先在下面施一层不含铜或者含铜甚微的天青色钧釉。然后，再挂一层含铜较多紫红釉。这两层釉在烧成的后期，由于气泡的搅动作用，产生了复杂的交叉变化。因此，烧成后更加绚丽多彩，流纹也更加生动多变。这种利用含不同的氧化金属元素的各种釉料，有意安排多次分层挂釉的方法，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而且，对后世钧瓷艺术釉和其它装饰技术的发展也具有很大影响，它的成就在我国陶瓷工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钧釉是在烧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不以窑工的意图转移，窑内火候的高低不同，直接涉及还原的程度，因而直接影响到瓷釉的呈色。而要达到所谓钧釉中的“玫瑰紫”、“海棠红”的装饰效果，却又与合理的窑炉结构，以及高度的烧窑技术密切相关。 发掘资料证明，烧造这类“玫瑰紫”与“海棠红”釉色的钧窑炉，有“单形窑”（圆形)与“双连窑”（长方形）两种。二者窑身体积都比较小。结构也较简单，由窑门，火膛、窑室与烟囱四大部分构成。窑门均向北。“双连窑”的窑室呈横长方形、北部有并列的双乳状火膛。其东火膛仅留有圆形气孔。直径约为22厘米，西火膛留有窑门。在窑室后壁中间和两角处共设有三个扇面形烟囱，这种瓷窑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平地上深挖下去的土质窑。与北方一般在平地上所砌的砖窑有较大区别。以“单形窑”为例，窑顶离地面深约一公尺左右，窑顶与窑空间约一米五，窑体宽约2米，从窑顶到火膛深处通高约2.5米。整个窑位于地面一米以下。这种地下土质窑，不仅保温性能强，而且十分严密，是烧强还原馅的比较理想的窑炉。火膛内不设窑界，可知烧窑用的燃料是木柴而不是煤炭。这也是烧强还原焰与北方一般瓷窑不同之处。就烧还原馅所用燃料而言，柴比煤的优越性大，因为集比煤的火力软，而火馅长。在烧制过程中窑室内充满着火馅，不仅能够充分排除室内残存的空气，而且，使外界空气没有进入的余地、致使窑内器物在烧制过程中不受任何氧化。从传世至今的这类钧瓷观察，还原都比较充分，釉色艳腻，器物的上下内外通体色泽整齐统一。可想而知，这是与该窑炉的性能和所用的燃料分不开的。 至于官钧窑瓷器一次烧成还是两次烧成，历来意见不一。经钧台窑址的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将坯胎先经过一次素烧(不上釉)，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而成。经过素烧可以在施釉以前剔除不合格的还胎，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是经过多次分层挂釉而形成的。 因此，较一般瓷釉为厚，在坯胎强度不够的情况下，如果胚胎不经过素烧，就不可避免的会在不合格的坯胎上挂釉，在烧造过程中就容易报废。素烧分高温和低温两种，为什么要素烧和采用那种素烧方法，都是由胎与釉的不同的强度决定的。“官钧”釉成于高温。因此，钧釉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素烧，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官钧窑除了在艺术釉和烧窑技术上的成就以外，器物的成形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钧瓷常见的花盆与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的“多角”成形。这些器物的成形难度大。精密度高，规格要求极严，这是其它瓷窑中所罕见的。官钧窑开创了我国瓷器艺术釉的先河，对后来我国钧瓷艺术釉和装饰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所以，钧窑器物的形成及其高超烧造技术，一向为人赞赏。官钧窑瓷器以它标新立异的姿态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官钧窑的衰落与民钧窑的复苏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不久所建立起来的第二座北宋官窑。 河南禹县是钧窑的发祥地，该地的神垕镇一带首先创烧出“钧瓷”。由于它的卓越成就一一铜红釉烧制成功—被宫廷看中，从而，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建立了官窑。官窑一方面从民窑中搜集了能工巧匠，向着尖端技术的产品发展，一方面又对民窑采取各种限制措施，甚至令其停产成改烧其它品种。此时，一个是官窑的高度发展，一个是民窑的极度衰落，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就形成了北宋末年钧瓷生产的一些特点。 第一从官钧窑建立时起，其生产仅限于少量的宫廷陈设用瓷，广大民窑只得处于停产状态； 第二，官钧窑建立的时间并不长，就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同归于尽了。 第三，“靖康之变”( 1127年)至金大定(1162年)之间，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内，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的生产基本上处于中断荒废的状态。因此，在考古发掘中也未见此时的出土遗物。所以，长期以来，在陶瓷研究中，有金代无瓷器之说。然而，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证实，金代的瓷器生产在金大定以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还有所发展。因为在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遗址的发掘中，均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物。另外，现在的许多博物馆均还收藏有大定纪年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瓷器。这充分说明大定以后金代北方地区的陶瓷生产得到了恢复。但是，钧瓷的生产与上述的定窑等不同，钧窑并未因北宋的灭亡而打破“官窑”的桎梏而立即重建起来。考古资料证实、所谓金代瓷器应指始自大定或大定以后金代产品。然而，金代钧瓷始烧年代恐怕较之上述各窑还要晚约三十年的时间而始自金章宗时期。 禹县钧窑发展上的这些特点，必然左右着整个钧瓷的生产。 民钧窑的发展复甦，不仅是官钧窑废弃后之事，而且，在时间上要晚于北方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具体说是在金章宗以后。这是由于钧窑曾被宫廷占有，改建为官窑的缘故。“官”废而后“民”兴。但此时产品已不同于北宋时期的官钧窑。其产品是以民用碗、盘为主，再也不见带有号码的宫廷陈设用瓷了，其釉色大多为天蓝。这种民钧窑瓷器的生产因地制宜、深受人们欢迎。 因而，“民窑”一得恢复便发展很快。此时，临汝等县的仿耀州窑印花青瓷的瓷窑，也逐渐走向衰落，而以烧制大量的钧瓷替代。据《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的十一处窑址中，有八处烧制钧瓷，三处烧制汝窑青瓷；而在三处青瓷窑中，也发现有钧瓷的标本。可见，钧窑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也说明曾以烧印花青瓷为主的临汝窑在当时已有改烧钧瓷为主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说明，烧印花青瓷的窑址一般要早于烧钧瓷的窑址，这种情况除临汝县外，在河南其它地区也如此。 鹤璧集是河南钧瓷的重要产区之一，《河南省鹤璧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里称：“就其所出的青蓝色釉的碗、盆等某些特证，都系仿钧窑瓷器，因此，可能为元代初期的产品”。 新安县发现瓷窑很多，从新安窑烧制器物上看，有“汝窑类型”禹县“扒村窑类型”和“元钧窑类型”三种。《河南省新安县古窑址调查》中说：“从各窑大量烧的天蓝、天青、豆青、月白、豆沙色釉之产品来看，与临汝、鹤璧集元代仿钧制品基本相似”。。 从调查各地钧瓷窑的时代上看.除禹县和临汝的钧窑遗址较早外，其他各地均以元代的遗址为最多。考古发掘证明，钧窑首先在禹县兴起，其后，影响到其它各地瓷窑。随着北方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的逐渐衰落，钧窑的生产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元代，钧瓷已成为北方瓷窑的主要产品。河北磁县的青碗窑村和莲花寨村都发现单一烧制钧瓷的瓷窑。就连著名的磁州窑，除了烧白地黑花瓷器外。也不得不烧造钧瓷。当时，磁县的钧瓷不仅满足当地人们的需要，而且还销住其它地区，与禹县钧窑相杭争。考古工作者于1975年在磁县发现的元代沉船上的大量钧瓷，都与磁县各窑的制品相同，显然，这些钧瓷是磁县各窑烧制的。 官钧窑烧瓷的历史钧窑究竞创烧于何时了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而且，研究钧窑的专著也不多，比较系统的开创性的研究应首推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青瓷史略》该书特标出“异军突起的钧窑”的细目。这一节对钧窑发展的历史以及与其它瓷窑的关系作了概括的论述，他认为:“钧窑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的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垕镇十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与这种看法一致的还有关松房的《金代瓷器与钧窑的问题》一文，他主张窑以地名、并认为钧窑创烧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以后。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更进一步综合了这一观点说:“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宋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钧州之书”。是始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窑以钧州名。也当在金统治时期”。以上三种著作均认为钧窑创始于金代，看法一致，因此，对国内外瓷器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冯先铭的《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对上述论点提出了异议，认为钧窑与定窑、耀州窑在北宋时期都曾为宫廷烧制瓷器，不过钧窑未在文献上留下记载而已，故神垕镇钧窑的始烧年代应在北宋、而不始于金。另外，一些从事中国陶瓷研究的欧美学者，鉴于钧瓷在大量宋代葬墓中不见出土，而多见于元代墓葬与遗址中，因而，又流传着“宋无钧瓷”、钧窑创烧于元代之说。 以上就是探讨有关钩窑创烧年代问题的主要论点，这些提法可谓各言其是：“金代说”的理由是根据对禹县、临汝的钧窑遗址的调查资料：“北宋说”的理由是来自宫内传世的陈设钧瓷时代的考证，“元代说”的理由又是以墓葬出土与遗址发掘为依据的。因为三者的论据不一，故所得的结论各异。由于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现与发掘，证明宫内传世陈设钧瓷正是钧台窑所出，从而，对钧窑创烧年代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样，就解答了钧瓷为什么集中保存于宫中而考古发掘中不见出土的疑问。 钧台的官钧窑，是为了满足宋徽宗时期官廷的特殊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与历史上的“花石纲”直接相关。这批陈设用钧瓷是按照当时宫廷陈设式样烧制的。因而，钧台的“官窑”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而，确认它建窑于北宋末年，是毫无疑问了。 官钧窑地处北地，在北宋亡后的金人统治下，是不可能为南宋临安烧制宫廷用瓷的。在历史上，金大定(1161年)以前，对于宋代的文化、风俗限制甚严。此时，官钧窑器物底部不可能带有汉文号码。更不可能刻有北宋宫殿“奉华”之名。这些均可说明官钧窑建窑于北宋时代。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官钧窑遗址除了掘得大量的官钧窑瓷片外，还发现了用钧瓷泥制作的“宜和元宝”钱模一具。“宣和”为徽宗年号。这重要发现也为解决官钧窑的时代问题提供了实证。可见，官钧窑的兴盛时期。大约是在徽宗时代。据宋人张淏《艮岳记》记载“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这和《笔衡》中“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时间记载相符。再结合遗址中发现的“宣和元宝”钱模，可以推断，官钧窑始建年代应在政和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