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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题跋亦能超越“本文”

 許學仁 2019-10-28

黄庭坚 跋东坡书寒食诗帖

对题跋文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题跋文学性的研究。题跋文学性的构成,既包括了语言、章法、修辞等形式要素,也包含了趣味、情感和思想等内在要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题跋文学研究”(批准号为13BZW095)认为,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制衡决定了题跋文学发展的轨迹,而超越“本文”(即原作)则实现了题跋作为独立文学文本存在的可能性。

原文 :《题跋的文学性:从突破实用到超越“本文”》

作者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晓骊

图片 | 网络

题跋文学发展的特殊性

在文章学家看来,所谓题跋“简编之后语也”,主要用来“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基于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实用功能,形成了题跋发展的主轴线,尤其是学术性,是历代题跋数量不断增加、整理者和研究者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文章学家对题跋实用文的基本定位和简劲峻洁的风格要求,成为题跋作为文本方式存在的基本文体规范。但与此同时,中国古代题跋亦不乏跌宕自如、奇趣盎然的美文佳作,体现出显著的文学特征。事实上,从宋代开始,题跋的创作就突破了考证解释和垂戒褒贬的范围,在不同时代精神和创作主体个性的影响下,其文学性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北宋是题跋作为独立文体的开端,北宋题跋又以生动活跃的文学性成为后代题跋文学的典范,并奠定了题跋的文学传统。其中,苏轼、黄庭坚的题跋代表了题跋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苏轼题跋随物赋形而机趣横生,其写景天然如画,叙事情寓于事,记人生动传神,抒情语淡情浓,议论冷隽风趣;黄庭坚题跋不动声色而蕴藉有味,记叙细腻不乏生动之笔,议论气象温粹又见识通透。除此之外,北宋其他题跋作家也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文学特征,欧阳修之自然,李之仪之纡徐,张耒之熨贴,晁无咎之细密,王安石之老辣,曾巩之湛深,共同创造了题跋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北宋以后的题跋虽然先后经历了理学化和考据化的发展倾向,但在不同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的催生下,创作主体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出色的文学才华相结合,促使题跋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学特色。易代之际的家国之情、商业经济浪潮中的君子之风、以文入画的艺术尝试,以及文人的学者品格、诗人的浪漫气质、藏书家的痴迷心态,都促使题跋的创作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实用性的限制,呈现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文学特征。

赵孟頫 跋《兰亭序》

情、趣、笔:题跋文学性的呈现

随着文学概念的不断扩大,抒情性越来越成为包括诗歌在内又不限于诗歌的文学的本质属性。题跋并不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然而,题跋作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情感渗透进叙事议论之中,从而形成了平实质朴却感人至深的抒情感染力。尤其当题跋对象如诗文、金石、书画等作品尚在,而它们的创作者或收藏者却已经故去时,题跋者常常因此而产生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怀,赋予了题跋浓厚的情感性。

相比于情感性,题跋文学之“趣”更为突出。在古代文人的理解中,“趣”来自个人的超常感悟,是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人生体会或审美体验。“趣”往往不离于平淡习见的生活场景,但因其新奇和深刻,而获得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审美惊奇。超“情”入“趣”的过程,需要作者有机智的性格和超脱的胸襟,并经历理性的克制和智慧的凝练。由于中国古代散文同时承担着“载道”的职责,长篇宏论的散文往往很难兼顾集体性的“道”和个人化的“趣”。相比之下,题跋体制较为自由,属于“杂文”系统,反倒更容易表现出自我真性情,端方者固可坐而论道,诙谐者亦可嬉笑怒骂,其自然的风趣赋予了这种附属性很强的文字以独立的文学价值。宋代苏轼,明代徐渭,明清之际钱谦益,清代郑燮、袁枚等人的题跋,都洋溢着来自日常生活又超然于庸常人生的情趣。题跋之趣,固可来自生活,也可来自艺术和学术。书画家们俨然将艺术视作他们自濯于尘世、获得生命自由的渡江一苇;藏书家们则在校勘考订的学术活动中获得远离尘世的乐趣。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曾云:“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只有对生命满怀热情,才能发现日常生活的趣味之所在,甚至赋予困顿坎坷的现实人生以审美的价值。从这一角度而言,题跋包含的盎然意趣又具有了文学之外的哲学和美学的意义。

苏轼 吏部陈公诗跋

题跋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修辞、语言和章法的妙用上。从修辞角度看,题跋虽然短小,但联想和想象的运用自可突破文字的限制,拓展题跋的叙事空间;通感和比喻的运用,则大大增加了题跋的形象性,获得了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题跋的文字之美则在于雅言俗语交错使用,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谐趣。对于实用性散文,题跋的文学性还表现在篇章结构上,即文章纵敛自如的层次与转折带来的文学意趣。题跋多则百余字,少则数十字,要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创造层出不穷的新意并非易事,但这难不倒高明的文人。题跋或迂回曲折而佳境叠见,或旁枝逸出而不离本意,或跌宕起伏而曲终见意,或空际转身而出人意料,显示了散文特有的文学性。

从本质上说,题跋的情、趣、笔,或多或少都与创作主体活跃的生命体验相关。晚明钟惺《摘黄山谷题跋语记》云:“知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如果说,钟惺所谓“本领”,尚局限于文学才华,那么所谓“精神”,无疑就是内在的生命追求。

欧阳修 跋《集古录》

超越“本文”:题跋的自足及其意义

作为附属性文本,题跋的产生基于对原作(即“本文”)意义的诠释。但是随着题跋的成熟,题跋作者的自主对话意图日益突出,题跋不仅是对作者的回应,也不只限于对“本文”隐含意义的发掘,更在于自我意义的呈现。从根本而言,题跋作为文学文本而蕴含的情感、趣味以及形式之美,都来自创作主体的自我生命体验和审美追求,这才是题跋文学性的本质之所在。

从缘起来看,作者和文本的召唤是题跋发生的重要因素。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对“本文”意义的发掘又常常是一种自发的回应,享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甚至完全可以超越作者的期待和文本的召唤。“本文”与题跋的关系(即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发生逆转,作为从属者的接受者可以越过作者,成为对话的发起者,而不是呼应者;其对话不仅面向作者,更面向未来新的接受者。因此,读者很明显是以对话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出现的,题跋作为载体,其自我呈现的意义开始凸显。

黄庭坚 跋《赵佶蔡行敕卷》

必须承认,题跋对“本文”的理解、补充乃至质疑,虽然角度不同,但体现的都是接受者与作者隔空对话的企图,这意味着“作者-受者”的关系并未解构,作者以及作者通过文本呈现的意义仍然占据着题跋的中心位置。不过,文人对题跋创作热情的持续高涨,不仅在于基于文本解读基础上与作者的对话要求,也在于现实生活的交往要求。“本文”在题跋的产生机制中无疑是一个触发点,但其目标指向是真实情景中的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出于现实需要,题跋作者对自我生活的展现、自我情感和意志的表达,有时候多于对“本文”作者情志的理解。也就是说,当题跋完成了抒情、言志和议论的意义自足,就有可能发展出超越“本文”的以题跋作者为核心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本文”的缺席无损题跋本身的阅读,题跋可以作为独立完整的意义单位,实现传播与接受的全过程。“本文”的地位就像禅宗“得鱼忘筌”、“见月忘指”中的“筌”与“指”一样,只是新的文学行为发生的起点,一旦这种文学行为发生,“本文”就可以被忽略,或者成为与题跋遥相呼应的想像性存在,这应该算得上是题跋发展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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