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继往开来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4日 14版）

甲骨文研究的继往开来  

作者：宋镇豪

【纪念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被称为“绝学”的甲骨文与甲骨学，内容丰富，是重建中国上古史，透视三千年前殷商社会生活景致，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古代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的素材。

甲骨文的历史文化魅力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古典文献遗产，其时代属于商王朝后期。甲骨文出自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特殊人群之手，包括商王、贵妇、王室成员、卜官、贵族、各方巫师、地方要员等。这些人群以特有的占卜文例形式（通称甲骨卜辞）或记事文例形式（通称记事刻辞），在龟甲兽骨上写刻下贯以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的日常生活事象，记下了真实存在的商王室谱系，记下了大量的神名、先王先妣名、贵显人物名、诸侯方国君长名、部落族长名、外交使者名与神话传说人物等，揭示出王位继承法与婚姻亲属制的特点，王事与臣属活动的政治景观，重大事件中的人物思想情感表现，商王与诸侯方国的关系，官僚机构与职官的职掌，社会生活中权贵与平民、奴仆的阶级结构，经济产业的管理者与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关系，不同族群的宗教意识观念，军事战争中的武官、军队组织、武器装备和攻防行事，丧葬祭祀中人殉人祭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及其与墓主的关系等，使商代成为有出土古文字记载可资考察的信史时代，填补了史书的缺载。

　　殷墟王都内的贵显人物每以龟甲兽骨占卜其日常生活行事的可行性，预测吉凶祸福。占卜程序分卜前的取材和对甲骨施加削、锯、切、锉、刮、磨、穿孔以及钻凿的整治。经过攻治的甲骨，就可以进行占卜，“施灼呈兆”，在许多卜兆的近处，按一定的行文形式，书刻下占卜事项与卜后的记验辞，有的还涂朱填墨，包括之后的入档，集中瘗埋等等，有专门一批人从事这一活动。

　　甲骨文主要为占卜记事卜辞，完整的甲骨大小根据占卜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异。王卜多属各地进贡的大龟，一般贵族用王都附近产的尺寸较小的龟，龟的大小，乃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志。最大的龟腹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背后有204个钻凿，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属武丁时。今见完整龟甲一片上字数最多者达404字，正反共刻71条卜辞，见《合集》974，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属第一期武丁时。牛肩胛卜骨也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一件现藏国家图书馆，为一牛右胛骨，通长43.5厘米、宽24厘米，正反面刻了35条卜辞和一条记事刻辞，共218字，属第四期武乙时。此外，还有十分鲜见的象胛骨卜骨，另有一些与占卜不相干的记事刻辞，包括人头骨刻辞、虎骨刻辞、兕骨刻辞、鹿头骨刻辞、牛距骨刻辞，以及一些骨器上的记事刻辞等。甲骨文还有用软笔朱书墨书的。考古发掘发现的甲骨文，有的整批出土于当时有意瘗埋的土坑中，瘗埋地点也有所不同，甲骨组类属性也相应而异，可以据以整体断代及识别是某某王卜辞或非王卜辞。

　　甲骨上完整形式的卜辞，包含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叙辞记卜日和卜人名；命辞记占卜的事类，也是卜辞的核心内容；占辞是视兆坼判断事情的吉凶，属于占卜的结果；验辞是事情应验的追记，但多数卜辞只记叙辞和命辞。甲骨文出土时以碎片为多，流传与收藏过程中又不断面临碎缺损坏与粉化的危险。不过，按卜辞同文例可以残辞互补，有的经过碎片拼缀，卜辞内容也可以完整通读。

　　殷墟甲骨文的内容，涉及晚商时期的自然生态、天象祲异、气候灾害、政治制度、王室结构、宗法与宗庙制、王权与神权关系、文化礼制、立邑任官、卜官与占卜制度、土地所有制、社会经济生产、交通出行、外交征伐以及商王都内权贵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嫁娶、养老教子、情感意识、宗教信仰、祀神祭祖等方方面面。

　　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国的政治疆域总体面貌以及相应的内、外服制度，可资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层、政体架构和国家管理形式。当时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之下有一批内服辅政官员，统领着一个较大的官僚集团，为商王提供咨询和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其中的卜官集团，负责为商王提供宗教祭祀方面的决策参考，利用神灵力量影响政事裁决。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有700多个，由各宗族族长负责最基层的管理。在法律刑罚方面，有一套墨、劓、刵、刖、椓的“五刑”系统。商王朝周边方国达160多个，有的方国与商王朝时敌时友，军事征伐及服属交好的记载甚多。商王朝的武装力量构成体制，分为王室军队、诸侯方国军队及“兵农合一”的非常设“族兵”三大类。

　　甲骨文中有不少风霜雨雪的气象及水旱虫灾的记录，还记载了流星雨以及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5次日食，是古气候与古天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还有许多野生动植物及猎获象群记录，可资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生态与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甲骨文中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实行一套适合农业定居生活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有大小月之分，如有称“小月”（山东博物馆藏8.110.17）、“小一月”（《符》1）、“小三月”（《东北师大》13；山博甲8.184.30反）、“小五月”（《合集》21637）等，与今称偶月为小月正相反。闰月的安排采用年终或年中置闰，以调节太阳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将一天大致分为16时段，不同时段有不同“时称”，白天自旦至暮共10个时段，夜间自昏至夙分为6个时段。甲骨文中的粮食作物种类有禾（粟）、粱（黏性粟）、黍、麦（大麦）、来（小麦）、稌（糯稻）、秜（稻）、（见图一）（大豆）、（见图二）（高粱）等。为获得农作物丰收，采取了祭风宁风、止雨御涝、祈雨焚巫及宁息蝗灾等农业活动与祭祀行为。当时人群的宗教信仰系统，主要为最上层上帝、中层天地间祖先神和自然神祇、最下层鬼魅世界三大信仰系统。对先王先妣的祖先祭尤为隆重，可分特祭、临时祭、合祭和周祭四类。

　　甲骨文中还有名类繁多的建筑名称，礼制性宫室建筑合居住、祭祀、行政为一体，宫廷与池苑相辅相成，已开后世宫廷与皇家园林系统的先河。甲骨文中记有20多种乐器名，10多种不同祭歌名，不同形式的武舞与文舞名，乐师“多万”和众多舞臣的专事分工，反映了当时器乐与音乐、舞蹈较为发达的状态。还有50余种病患记录，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则分属内科、外科、五官科、消化科、眼科、骨科、神经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有关疾病的治疗，药物、针灸等数者兼备。

　　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与汉语语料最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单字量约4400个，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2400个，其中约1400多个见于现代汉语词典，其余2000个已经不可释读，多为消逝的人名、地名和某种祭祀名，但其词性词义大都可据文例语境而基本推知。甲骨文语言是汉语的母体，甲骨文的文辞体式，与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比较健全成熟的一个语言、词汇、句法和语法系统，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数词、某些量词、连词等，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具备。甲骨文内部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音系统，它构成中国秦汉以后汉藏语系的重要源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汉语言学的原初形态和汉语语法的早期特点已由很难讲清变得可资精细探析。

　　甲骨文也为现代书法艺术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新天地。甲骨文书体造型与行文走笔具有的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化的书法要素，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体、章法三大要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体现出中华民族平和稳重的审美观，强弱均衡、节奏有序的心理意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新作为

　　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120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的共同探索，其中的历史文化奥秘逐渐揭开，甲骨学也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发现至今，甲骨文研究主要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料的解析利用方面，而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甲骨文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著录，甲骨残片缀合、甲骨组类区分、甲骨文例语法研究等诸多方面堪成规模，特别是近世整宗性甲骨著录集与大型甲骨文献集成、各种完备工具书的相继问世，无不为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的发展积聚起相当的能量。

　　当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也引发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50年迄今仍在继续的殷墟考古发掘，不仅使一座失落的商王国都城重新进入今人的视野，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殷墟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随之确立。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甲骨文研究就始终受到国家与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就把《甲骨文合集》的编辑撰写列为历史学科重点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更是把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与中华优秀文化体系构建相关的战略高度，聚焦于如何满足人们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渴求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层面。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甲骨文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新旧世纪之交，笔者主编了《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编辑了《甲骨文献集成》40帙；21世纪伊始，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团队，著述出版了十一卷本《商代史》，“拉长”了中国上古史体系；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暨中国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甲骨文合集三编》，总计著录甲骨文2万多片。我们还加强与海内外甲骨收藏单位的交流合作，10年间已经整理了包括旅顺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在内多批次总计近万片甲骨文的整理释读，出版了12种甲骨文著录新书，还有多种将在二三年内推出。此外，我们还与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力构建专门的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并尝试从甲骨文契刻工艺角度破解甲骨组类断代方面存在的难题。

继往开来之际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思考

　　同时也应看到，当今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也面临不少问题，如项目设置重复，选题碎片化，一些研究自说自话。甲骨文字考释不少陈陈相因，或拾陈蹈故、夸大创新，或烦琐考据、故作艰深。研究面临发展瓶颈，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达成共识。考古出土整坑甲骨所拥有的组类属性，与同出考古遗物遗迹的年代界定，是研究甲骨组类分期的重要依据，但近年来却遭遇忽视。甲骨文字典等工具书的编纂，本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但目前资质把关不严、出版门槛较低，一些书籍质量不高，存在误导读者的问题。更有甚者，对甲骨文遗产缺乏敬畏之心，假伪充斥，恣意炒作。

　　因此，在制定甲骨文保护研究的发展规划时应有以下几方面导向和新的拓展领域：加强对甲骨文的敬畏之心，杜绝伪造乱用甲骨文字的不良风气。注重多元化、多路径的甲骨文研究理论与方法，完善甲骨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造就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甲骨藏品单位统计与整理，落实甲骨文抢救性保护措施，全面推动甲骨文的专业整理与科学研究，推进甲骨文的知识展示与文创利用。加强顶层规划，重视文理结合，加快甲骨文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高甲骨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应用技术，构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数据共享的甲骨文大数据应用生态体系。适当增加甲骨文重大项目、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设立，建立符合特殊学科特点的科研考核机制，结项成果要经得起学术检验与历史评判。着力“出学术精品，育高端人才”，注意甲骨文与甲骨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同时兼顾与社会需求接轨，培育一批名副其实的甲骨文科普园地。

　　当下，应重视运用考古学方法，标准化断代，对甲骨出土地点与地层情况、坑位与甲骨瘗埋层位叠压状况、甲骨钻凿形态、共存陶器类型与考古文化分期乃至与周围遗迹的关系，进行精细分析。这对解决当前甲骨学界有争议的断代问题、甲骨字体组类区分标准不一的琐碎化现象，有重要意义。在全面收集甲骨文资料的基础上，应加强门类各异、相得益彰的甲骨文专题研究，如计算机人工智能深度识别甲骨文关键技术研发、甲骨文献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建设、甲骨文三维数据建模档案建设、甲骨文契刻工艺三维微痕分析、甲骨文与殷墟考古研究、甲骨文出土瘗埋类型考察、甲骨契刻工具研究、甲骨钻凿形态与卜法研究、甲骨卜辞组类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甲骨材质及缀合研析、甲骨已识未识字整理与研究、甲骨多形字共时异时应用形态考察、甲骨字体构形与传统“六书”说研究、甲骨朱书墨书整理、甲骨文语言语法研究、甲骨文祭名与祭仪研究、甲骨文地名与地理地望研究、甲骨文殷商礼制研究、甲骨文中殷商王权及国家管理方式研究、西周甲骨文研究、商周甲骨文的“地方”属性研究，等等。

　　当然，相比于过去，如今的甲骨文研究有很多有利条件。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较多，特别是许多地下简帛文献的再发现，如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等。简文保留了很多古老字体的写法和用法，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找出其字形变化的源与流，比以往考释甲骨文强调形、音、意分析增加了更多的可参照素材。方法论上比过去严密，视野也大为开阔，研究日趋精密化，应该结合甲骨文例，将单字放在整体语境中，汇总各种资料信息以全方位深入分析其“多态性”字义词性。

　　要言之，甲骨文研究迎来了新机遇，我们应认准方向，坚守底线，拒绝乱象，把握好甲骨文研究与应用的深化发展趋势，在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不断进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作者：宋镇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武丁以前甲骨文的探索

作者：刘一曼

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体、文例都相当规范，是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文字的发展必然经过一个较漫长的阶段，因而探索比武丁更早（即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甲骨文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胡厚宣曾作过一些推测，自1982年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学者们认识到寻找武丁以前的甲骨文必须从考古学的地层、坑位入手，注意那些地层关系较早的发掘单位所出的刻辞甲骨。在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经过认真思考，认为以下八片可能属于早于武丁的甲骨文：

　　1.《屯南》2777（卜甲）。出于1973年小屯南地H115中，在甲桥下部有“（见图一）生”二字，笔画纤细。H115的上部有一组打破关系：

　　T53（4A）→H111→H112→H115

　　H115出土的陶片少而碎，难以分期。但叠压在它上面的H112所出的陶片器形可辨，即鬲AⅠ、BⅠ式、簋Ⅰ、豆Ⅰ、盆Ⅲ，其形态属小屯南地早期一段。在最上面的T53（4A）层出土的陶片属小屯南地早期二段，该层出土了（见图二）组卜甲（小字类）。小屯南地早期二段的年代相当于武丁前期（即早期）。H115的时代下限不晚于小屯南地早期一段，故H115出的那片有字卜甲，很可能属于武丁以前的卜辞。

　　2.《乙》9099（卜骨）。出于1937年第十五次发掘的小屯东北地丙一基址北的YM331填土中，其中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器，其中铜鼎、觚、爵、斝的形制与小屯M388及三家庄M3所出的同类器近似。据三家庄发掘的地层关系，M3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H1，是早于武丁时期的墓葬。这样，《乙》9099就当属武丁以前的卜辞。

　　3.《乙》9023—9024（同一片卜甲，正反面均有字）。

　　4.《乙》9100（卜骨）。以上两片刻辞甲骨也是第十五次发掘时所获，出于小屯北M331西边的M362的填土中。从排列形式看，两墓年代大致相同，均属早于武丁的墓葬。所以，该墓所出的两片刻辞甲骨的时代可能早于武丁。

　　5.洹北商城刻辞骨匕（T11③：7），上有“戈亞”二字，该骨匕出于探方T11第③层，发掘者认为该层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较洹南的大司空村一期（武丁早期）要早，时代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6.《乙》484，属于子组卜辞，出于YH90，该坑位于C119探方的东部，是乙十二基址的旁窖。据石璋如叙述，YH90实际上是“填平H138夯土之一部”（即H90是H138的一部分）。

　　在这一组发掘单位中，H138是最早的遗迹。关于乙组基址下水沟的年代，学术界多认为约属武丁早期，陈志达则认为“约当武丁以前至武丁早期”。H138（即H90）被水沟打破，故可以推测该坑的时代很可能早于武丁，若此，《乙》484便很可能是早于武丁的卜辞。

　　7.《合集》21691，著录于《合集》第七集乙类中（该类主要是子组卜辞）。《合集释文》将之释为“丁未父丁史隹司父”。在《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将该片摹释作“…丁未有事惟司父…”。由于它属小片甲骨，字细小，不大清晰，故未引起学者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该片字体应属子组卜辞，其上确有“父丁”称谓。“父丁”是谁？这是讨论子组卜辞时代必需探求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胡厚宣就注意到时代较早、字体较特别的一些卜辞（即现在学术界说的非王卜辞）上有“父丁”称谓，他认为“父丁即祖丁”，“疑当属盘庚、小辛、小乙之物”。笔者认为，其观点对研究几组非王卜辞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父丁”称谓见于午组、非王无名组及子组卜辞中，尤以午组卜辞中出现较多，但午组卜辞尚未见出于早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坑、层中，在称谓上，未见于其他卜辞组的特有的称谓很多，与商王的血缘关系上不如子组密切，故午组卜辞的“父丁”不一定指“祖丁”。而子组的情况则与之不同，子组卜辞的父辈称谓除此片的父丁外，还有父甲（《合集》21543）、父乙（《合集》21539）、父庚与盘庚（《合集》21538乙、21538甲）、父辛与小辛（《合集》21542、21538乙）、父戊（《合集》21544）。父甲、父庚、父辛、父乙（指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常见于王卜辞的宾组与（见图二）组中，父戊也数见于（见图二）组卜辞中（如《甲》2907、《乙》409）。子组卜辞的几个父辈称谓与王卜辞相同，表明子组的占卜主体与王的血缘关系很密切，“有可能是商王的亲弟兄，至少也应该是从父弟兄”。那么该组所见的父丁，可以理解为一位已去世的商王。再者，在小屯北地曾发现少量子组卜辞出土于较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稍早的灰坑中，所以，笔者推测《合集》21691的“父丁”，很可能指阳甲、盘庚、小辛、小乙之父祖丁。

　　8.《合集》22197，属非王无名组卜辞。该片由《乙》8748+8758+8939三片缀合而成。前两片出于YH251，后一片出于YH330。该片上两见“父丁”。黄天树指出：“父丁绝不可能是武丁，因为妇女卜辞（即非王无名组卜辞）没有晚到董氏第二期的迹象。”此言甚确。但他又认为，此父丁指“未即王位的诸父之列”，虽有一定道理，但难成定论，因为还存在着“父丁”为祖丁的可能性，下面从三方面作些分析：

　　其一，非王无名组卜辞所出的灰坑时代较早。此组卜辞出于H251、H330、H371坑。H251的时代大致为殷墟文化一期晚段，H371的时代不晚于一期晚段或较一期晚段稍早，也就是说，此组甲骨文的年代相当于武丁早期或稍早于武丁。

　　其二，大量出宾、子、午组卜辞的H127坑不出非王无名组卜辞，反映出该类卜辞时代早于H127坑。

　　其三，非王无名组卜辞与子组卜辞关系较密切。两组曾共存于一坑（H371），共存于一版（《乙》8818），有不少相同的称谓（如母庚、父丁、妣庚、妣己、妣丁、仲母、子丁等），在一些常用字的写法和文例方面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有学者认为此组卜辞时代与子组相接近。据上文第6、7片的论述，少数子组卜辞的上限可能早于武丁，那么，非王无名组上的“父丁”很可能与子组的“父丁”一样都是指小乙父祖丁。

　　尽管我们目前所知的殷墟早于武丁的刻辞甲骨只有上述几片，在15万片商代甲骨文中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在殷墟比武丁稍早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玉石器或铜器上也发现了文字，如上面提到的小屯M331，墓中所出的一件玉鱼上刻“大示（见图三）”三字，小屯M388石戈上有朱书“子”字，该墓出的两件白陶豆圈足内各有一倒写的“戉”字，小屯村北87H1的陶盘口沿上有“五”字，“将军盔”片上有六个朱书文字，第一字残缺，“□曰（见图四）（禽）（见图五）（延）雨”，1992年花园庄南M115出土了一件锥足圆鼎（M115：1），器内底有一“韋”字铭文。该铜鼎形态较早，属于殷墟铜器的第一期，所以该铭文属于早于武丁的文字。以上列举的例子表明，早于武丁的文字并不罕见。由此可以推测，这一阶段的甲骨文也不会太少。

　　早于武丁的甲骨文，其字体有什么特点，是学者在探求这类卜辞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以（见图二）组卜辞最早，故“早于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大概与（见图二）组卜辞比较接近”；或说“武丁以前的甲骨文字笔画一般较粗，字体笨拙，近于（见图二）组大字扶卜辞”。21世纪初，俄罗斯学者刘克甫指出“（见图二）组大字类卜辞为殷墟最早的卜辞一说根本无法成立”。笔者认为他的主要观点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重视。

　　通过对M331所出的甲骨《乙》9099、（《合集》22458）、M362出的《乙》9023、9024（该墓所出的《乙》9100，字迹模糊，除外）上的字体与武丁时期的几组甲骨文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字体风格看，（见图二）组大字字大，笔画丰肥圆润，似毛笔字风韵，而上述甲骨，字体大小适中，笔画稍细，字的写法既有圆笔也有折笔，与（见图二）组大字的风格有差异。再者，洹北商城出土的残骨匕上的“戈亞”二字，虽然字大，但笔道转折处棱角分明，特别是“戈”字，上部折柲，富有特点，为稍后的午组所继承。这些例子表明，类似“早于武丁的甲骨文，字体与（见图二）组大字近似”的观点是不妥的。

　　为什么M331、M362所出的刻辞甲骨上的文字与几组非王卜辞的字体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与王卜辞（[见图二]组、宾组）相差较远？笔者认为，这与卜辞的性质有关。M331与M362东西并列，南边四五米处还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墓M333与M388。M362遭到盗掘，M331、M333、M388均出有两套或三套觚爵的成组的属殷墟一期的铜器。时代约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M338出的一件残石戈上有一“子”字，透露出该墓墓主是这个家族的族长（或重要成员）的信息。在殷商时代，不但王而且高中级贵族甚至小贵族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出于M331、M362的甲骨刻辞，很可能是这一家族占卜后所遗弃之物，其性质属非王卜辞。也就是说，在小屯东北地，非王卜辞出现的时间可早到武丁以前。所以，笔者在上文指出的《乙》484、《合集》21691、《合集》22197三片时代早于武丁的卜辞，均属非王卜辞（子组与非王无名组），应当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殷墟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探索武丁以前的甲骨文，我们的目光要放远一些，途径应多一些。既要分析已发现的武丁早期的王卜辞，同时更应注意从非王卜辞中去寻找。这些早期卜辞在小屯东北地、宫殿区范围内以及洹北商城都会出土，也许它们还沉睡在洹北商城某些宫殿基址附近的窖穴中，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用镐、铲将之唤醒。

    （作者：刘一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