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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sm：读Gellner、Anderson、Hobsbawm三篇 文/李立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Gellner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重新定义——同样，民族也是非必然的存在。最后列举了文化和意志角度对民族的定义，Gellner事实上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社会由静态农业生产转型为发展型工业生产的经济需求。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各职业间可以相互转换，打破面对面社会小单位之间的隔阂，因此需要形式化的文字和交流工具，有且只有国家的暴力机器有能力和动机承载如此庞大的教育任务。 用Gellner的“卢里塔尼亚人”案例中可见，对教育的垄断才是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特点。而这又使得folk culture接受或形成自己的high culture，Little tradition则被Great tradition兼并或自身进化为Great tradition。对High culture形成的讨论十分有意义，但忽视了这个过程中民族神话与历史记忆的关系，譬如在讨论语言与印刷工业时表示“只有懂得此语言者被包含在道德与经济共同体之中”，而“到底说了什么则并不重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C1-3 Anderson说了Four Contradictions：Definition of Nation：是想象的、本质上有限的、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 Anderson说了在这“pro national”的历史中，有三大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制政治体系和时间观。这些根源其实是前民族时代人类的mental habitats和mentalities，我们若要对前人抱以“理解之同情”，最关键也是最难的就是了解并学习古人如何思考。其中，“Dynasty”意味着主权是放射状分布的，而现代的“State”意味着主权是平均分布在领土各角落的。其次，宗教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共通的经典、仪式和朝圣可以超越语言和外貌而使共同体得以形成。第二，宗教经典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神圣性，也是共同体的基础。第三，宗教的信仰过程使得人们没有现代人很容易理解的Temporality，进而是历史感。 Anderson又说了“民族”的基础为何。Anderson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印刷术成为民族起源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同时，印刷术还对前民族时代的某些“文化根源”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可以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以profit为导向的，因此一旦进入印刷或出版业，它将改变原始书籍出版的面貌：更少的读者用Latin写书，而更多的读者用vernacular写书，那么资本家自然会选择投资于用语写的书。不仅是资本家，在改革时期，新教徒选择了正确的天主教徒态度：翻译和印刷用谚语写成的宗教宣传。这产生了三个后果：在宗教上，新教徒迅速获得了大批追随者，而天主教不再能够压制它。在语言上，谚语是由大量可复制的文字统一和固定的。换句话说，原来具有差异的方言现在通过印刷品“标准化”。第三个后果是Temporality。 Hobsbawm: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1 a set of practices of a ritual or symbolic nature, which seek to inoculate(反复灌输）certain values and norms of behaviour by repetition, which automatically implies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historic past is largely factitious the invention of the tradition is universal, but occurs most frequently during period of rapid social change the function are legitimize relations of authority, to establish or symbolize social cohesio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he established authority, western concept that entails culturally specific notions of historical time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polities 摘取用中译本的三句话： （1）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于过去的连续性。只要有可能，他们通常就与某一适当的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Hobsbawm, 2004: 23)。 （2）所谓根据亘古以来的习俗，往往指的并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土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例如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也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定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力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仍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力(Hobsbawm, 2004: 3)。 （3）革命运动也通过提及一种人民的过去，如萨克斯逊人对诺曼人，或者我们祖先高卢人对抗法兰克人或者我们德意志人具有革命的传统。由此来为革新提供支持。可见传统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不是那些确实保存在大众记忆中的，而是由那些历史学家所选择撰写描绘普及并且制度化的东西。(Hobsbawm, 2004: 15) Hobsbawm想要证明欧洲诸多国家传统的发明情况。君主制，国家倾向于将他们与君主相连。这样，新的传统发明便集中于对王室或帝国仪式的公共关系实践。比如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诞辰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不像传统的皇家仪式，其目的在于以公众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将统治者与神的关系和他们在显贵等级中的顶点地位象征化。由此每一个君主都或早或晚的从法国国王向法国人的国王转变。 三篇短文事实上都认为并非本质存在，而是想象的、建构的、发明的的一类共同体。这是对的，但是也能看到在Hobsbawm的理解中，民族主义，很明显，更倾向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作为对民族这个群体的认同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和民族的概念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根据Hobsbawm的考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即与政治、疆域、语言等因素结合起来的群体概念——最早出现于1884年，这一年代的界定使得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义与19世纪80年代之后所被普遍接受的意义截然不同。再看Hobsbawm和Gellner的不同，Hobsbawm表明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首先，他对“民族主义”的定义紧随Gellner的“政治和种族单位全等的”之后。其次，他不认为国家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国家，而不是相反。第三，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实际上包括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政治，技术和社会变革。第四，国家是二元的，是由上级人民创造的，并由下层人民的观点来分析。第五，他认为历史悠久的国家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发展的研究是有限的。最后，他认为研究国籍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成为社会民族主义者，但是研究者必须消除民族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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