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名望的角度，探讨王敦之乱中权力的平衡与博弈

东晋皇权不振，是学界的共识。其成因在于汉魏之际，豪族转化为士族，而在魏晋之际 , 士族转化为门阀。导致东晋门阀兴盛、皇权衰落。终东晋一朝，不仅是士族和皇权之间有矛盾，士族和士族也有矛盾。

皇权有强弱，士族亦有盛衰。围绕着皇权与当时最强士族之间的斗争与联合，其余的士族参与其中，或各自依附于不同的势力，或集体对抗。正是通过这种集体的博弈行动，才维持着东晋的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各士族内部的权力平衡。

另一方面，士族政治权力的由来，不仅与其经济地位相关，同样与他们的社会名望、文化底蕴有着重要关系。以王敦两次起兵造反为例，表面看是手握重兵的大将起兵叛作乱，但王敦之乱背后所掩藏的权力博弈却非常复杂。拨开重重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权力博弈中，不但涉及政治权力的角力，而文化底蕴的力量也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两种力量之间具有相依转化的关系。

王导为何免受牵连

晋元帝依靠以琅琊王氏代表的士族的力量才得以登上帝位，结果刚坐稳龙椅就着手打击琅琊王氏，以期能重振皇权。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显然不可能被士族接受。

时任荆州刺史的王敦，以“诛杀刘隗，为王导伸冤”为名，起兵造反。王敦造反后，让当时身在建康的堂弟王导陷入了危机。

晋元帝把王敦造反的行为定为“谋大逆”，按照晋朝的刑律，谋大逆是要灭三族的。王导作为王敦的族兄，显然很难逃脱。所以王导带着一家二十余口，跪在宫门口向晋元帝请罪，“每旦诣台待罪”。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危急时刻，王导居然没有离开建康避难，反而留在建康待罪。就不怕晋元帝一怒之下，杀了王导全家吗？

王导在晋元帝面前以乱臣贼子称呼王敦，不过他对王敦造反的行为却是默许的。内心并不反对王敦起兵之意。他曾透露当时的心意，“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晋书·王敦传》）

王导自愿留在建康待罪，显然是料定晋元帝不敢处理他。

王导如何能免受牵连呢？就传统皇权政治体制而言，王导作为臣子，他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应该是皇权所赋予，皇权可以将之收回。晋元帝不敢动王导，可见王导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皇权所赋予的。这一点从司空、丞相、扬州各府普通中下层官吏“仓卒不知何辞”的态度，就能看出端倪。如果王导所拥有的权力全由皇权赋予，官府和官员依照刑律处理王导即可。

虽然王导曾受邀“同登御床”的特殊礼遇，但毕竟是东晋草创之际，晋元帝能登基称帝，绝对离不开王导的策划与扶持，故而晋元帝给予王导特殊礼遇也无可厚非。但晋元帝登基以后，王导已是臣子身份，为什么还不敢动王导？

这与王导是东晋初期文化领袖有重大关系。王导是北方士族的领袖，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领袖人物。王导由文化领袖身份所造就的声望，更成为他政治权力来源的基础。如果仔细研究王导的言行举止，会发现他刻意培养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名望。

据《世说新语·企羡》载 ：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君，何须复尔？ ”王曰：“亦不言我须此 , 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王导过江以后，常常以过去和裴頠、阮瞻等名士的交往，来自抬身价，才惹得羊曼很不耐烦。

又如《晋书·王导传》所载：

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这是王导对利用自身社会名望的成功范例。

《晋书·王导传》还记载：

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綀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王导对如何培养与利用自身文化领域之名望，非常有一套。也足证王导文化领域中的领袖地位，非同小可。

“王与马、 共天下”，琅琊王氏的兴起，标志着东晋以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为基础的权力平衡正式确立。琅琊王氏驾驭皇权的力量，不仅来自政治领域，还有文化领域。

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系、不可相通。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人获得了一定名望时，意味着他在社会上获得了相应的信任。如“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又如周处“杀蛟而反 ，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

庞士元与司马德操素未谋面，周处与二陆（陆机、陆云）也根本不认识，但却能千里相会。即因对方享有名望，知其名而信其人，信任的力量让他们有此行为。

名望有时还能救命。如东汉末年孔融任北海郡内史时，黄巾军围城，孔融向刘备求救，刘备惊非常吃惊地说，“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耶 ! ”于是刘备派了三千兵马解了孔融之围。

孔融与刘备素不相识，可孔融求救，刘备能发兵相助，就在于孔融的名望让刘备产生了信任。这就是孔融的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和力量，救了他一命。

社会名望是一种非常高价值的东西，社会名望意味着社会认可和信任。一旦某个人拥有较高的名望后，声名远播，即暗示着社会对其个人的高度认可；某个人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以后，往往会成为对应社会关系中的权威，就能从对应的社交网络中获取很多社会资本。同样，王导在文化领域的领袖地位，给他带来的名望也能为他带来信任、社会资本和权力。

王导执政时，他举荐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故交好友。这些人与王导之间，由于过去的交往和交情，相互间的信任强度非常高。如王导待罪时，司空顾和的态度就是典型：

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 , 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 ，不审尊体起居如何 ?”-《世说新语》

顾和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对王导的高度信任。

另外，当时琅琊王氏很多人在朝廷和地方出任高官要职，这是一种基于血缘的强关系。除了这种强关系交往，王导还有通过文化领域的社会名望、举荐故交等方式获得的弱关系交往，这些都为他带来社会信任。这些社会信任构成了一个对王导开放的社交网络，王导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本，并成为王导有力的后盾。这应该是王导免受牵连的主要原因。

晋元帝打压士族的破坏平衡之举

从表面上看，王导“每旦诣台待罪”，晋元帝似乎决定了王导的命运。先不说晋元帝自己的意见，光是他听到的臣下的声音就有两种：刘隗和刁协劝晋元帝对琅琊王氏采取灭族处理，另一种是名士周顗等人劝晋元帝不要处理王导。

刘隗和刁协是晋元帝为打压王导而特意提拔的寒门人士，晋元帝非常宠信刘隗和刁协，刘隗和刁协也秉承晋元帝的旨意，打压为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十分卖力，深得晋元帝的器重。

刘隗、刁协二人打压士族的举动，让士族名士对二人强烈不满。刁协为了缓和矛盾，曾做过融入名士群体的尝试，但以失败告终。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 ”径便出。-《世说新语》

刁协照料突发疾病的周顗，然而周顗的弟弟周仲智赶到后，却动手扇刁协耳光，并指斥刁协为小人。可见刘隗、刁协二人与士族名士之间积怨已深，刻意示好却换来一记耳光，也可断定士族和名士所构成的社交网络，是不允许刘隗、刁协涉足的，刘隗、刁协更不可能从中获取社会资本以为己用。

虽然刘隗、刁协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却限于自身社交网络的狭窄和社会资本的匮乏，所能提供的支援有限。在皇权足够强大时，还能有所依托；然而此时皇权不振，无法对抗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 双方在文化与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力量尤为悬殊。

尽管士族对晋元帝打压士族的举动非常不满，但仍然期望能和平解决此事。士族劝谏晋元帝不用疏远王导，也引起了晋元帝的反感。晋元帝采取了更激进的方式，打压琅琊王氏。

这下子，身为琅琊王氏重要成员的王敦坐不住了，果断在武昌起兵造反，兵锋直指建康。

王敦造反后，士族态度暧昧，而部分名士则是另一种态度。典型的就是周顗。周顗并非士族出身，但名望很高。周顗和王导关系友好，在晋元帝疏远王导时，他曾上疏进谏；在王敦起兵造反后，他又力保王导。但当士族基本都在纵容王敦造反时，他却不同意。

及王敦构逆，温峤谓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岂可得举兵以协主！共相推戴，未能数年，一旦如此，岂云非乱乎！处仲刚愎强忍，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晋书·周顗传》

温峤推测王敦造反只是针对刘隗、刁协二等人，应该不会有其他当作。而周顗则认为晋元帝是南北方士族共同拥戴的，晋元帝虽有破坏门阀政治平衡之责，却仍存和平解决的可能。王敦诉诸武力，将使权力的天平迅速滑向琅琊王氏。

周顗然指出东晋的政治权力即将失衡，但他在王敦攻入建康后，厉声斥责王敦。应该是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声望，来维持皇权与士族之间、士族与士族之间的微妙平衡。但这种平衡迅速被王敦打破。

周顗终究被王敦所杀。另一位名士戴渊，在王敦进攻建康时，奉命抵抗王敦，兵败后被王敦所擒，最后也被王敦所杀。

周顗和戴渊被杀，有两处详细的记载，一处为《晋书·周顗传》：

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另一处记于《晋书·谢鲲传》中：

初，敦谓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及至都，复曰 ：“近来人情何如？ ”鲲对曰：“明公之举…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鲲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 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

两则史料都反应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王敦杀周顗和戴渊时，王导保持了沉默。两相比对，尤其是从王敦认为周、戴二人“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到“二子不相当”的转变，透露出王导的沉默之举对王敦的决定非常有影响。王导默许王敦杀害周顗和戴渊，因为他们在社会上非常有名望，却难被琅琊王氏所用。王敦的一位幕僚曾感叹道“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可见当时的人都认为周顗迟早将位居三公。前文说王导对社会名望所带来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留下周顗、戴渊这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士，不仅会妨碍琅琊王氏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自己的名望。这样，也就能理解王导的沉默了。

不过王敦杀害周顗和戴渊，却成为政局的转折点，也为后来王敦兵败埋下了伏笔。绝大部分士族和名士，对王敦的造反之举持默许和纵容的态度。在王敦杀周顗和戴渊二人之前，士族并不反对王敦的造反。但在周顗和戴渊二人被杀后，则“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士族对王敦的行为非常失望，甚至反感。

王敦破坏平衡的依托和失误

王敦初次起兵之所以能轻易获胜，除去军事优势、士族默许等原因外，其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很重要。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 但其清谈水平虽然一般，远不如王导、王澄、谢鲲等人。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世说新语》

“神气豪上，傍若无人”固然值得称赞，但其雄武有余、风雅不足，和当时的主流风尚有明显区别，还曾遭到讥讽。王敦的人格魅力不足以折服名士，不过他却交友广泛，如谢鲲、羊曼、桓彝阮修、阮裕、陆玩、顾众、周抚、何充等名士，皆和王敦相识。

王敦社会资本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他是琅琊王氏族人；第二，他掌控着荆州。正是源于这两层身份，为王敦带来庞大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一个人轻松进入某个社交网络，进而获得这个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作为王氏族人，王敦无需过分争取，许多社交网络都对自然他开放。

东晋建元后，王敦出任荆州刺史，掌控着荆州重镇。荆州本来名士就多，还是名士南下的必经之路。王敦是荆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许多名士都依附他。也就是王敦通过政治权力，积累了相当的名望与社会资本。但这只是攻入建康之前的情况，随着王敦的一系列错误决定，形势迅速转变。

王敦攻入建康后，放纵士兵烧杀抢夺，同时杀害周顗和戴渊。对士族和名士而言，王敦的危害要远超晋元帝。晋元帝虽然打压士族，但至少士族性命无忧。可是王敦放任士兵掠杀，并杀害名士之举，让士族和名士极为心寒。

如名士谢鲲，和王敦关系友好，一直待在王敦身边担任幕僚，王敦在建康胡作非为，谢鲲借故离开了他。羊曼、刘胤这些原先和王敦颇有交情的名士，也渐渐疏远了王敦。以他们名士的身份，交游广阔。他们也曾劝谏王敦，但王敦不听。既然如此，他们索性云游四方，以求自保。

名士都能以理性的态度选择交往对象，因为当社交网络中的某人出于某种需要而过度索取其中的社会资本时，可能会导致社交网络崩溃，对每一个成员的利益都构成损害。

谢鲲、羊曼、刘胤等人无法剥夺王敦的社交成员资格，毕竟那些社交网络是以王敦为核心建立的。他们选择离开那个社交网络，离开王敦。

终归平衡

王敦第一次造反后，时隔一年，王敦威逼朝廷征召他入朝，于是他从驻地武昌移镇姑孰，并自领扬州牧，直接控制了京畿地区，权势极重。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徙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晋书·王敦传》

就当时而言，没有任何一家士族、豪强具有与王敦直接对抗的实力，他们需要联合各方的力量，方能与之对抗。同时，门阀政治下的皇权不管多么弱小，总能代表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温峤、纪瞻、郗鉴等人聚拢在晋明帝身边，团结一心共同对抗王敦。

温峤对待王敦的态度，前后明显不同。在王敦初次起兵之时 , 他认为“此举似有所在 , 当无滥邪”；王敦移镇姑孰后，温峤“乃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他是积极帮助晋明帝、密谋对抗王敦的主要人物，故而王敦第二次造反时，就是打出“诛温峤”的口号。

温峤曾任太子中庶子，也就是太子的幕僚。当晋明帝还是太子时，温峤就和他关系友好。昔日他与晋明帝的这一段交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相互信任，很快转化为温峤的社会资本，并对他随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关键影响。王敦第一次造反攻入建康后，准备废掉当时的太子-晋明帝，温峤则极力维护晋明帝。晋明帝登基后，他拜侍中，后转中书令。王敦察觉到晋明帝对温峤的信任后，便请温峤出任自己的左司马，试图控制温峤。温峤假意答应后，几经周旋终于摆脱了王敦的控制，回到建康，随即向晋明帝报告了王敦意图再次谋反一事，请晋明帝做好防范准备。

王敦篡夺晋室的野心暴露后，琅琊王氏迅速出现了分化，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王敦举兵，少部分人则附和王敦。以王导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王含为受的少数派，在维护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的立场是一致的，但行事方式完全不一样。

王导认为扩大琅琊王氏的力量，应该在合适的限度内，不宜越界。他在给王含写信时就说“导虽不武，情在宁国”。 对王导而言，司马氏皇权的合法性，是当时调节南北各士族间矛盾的平衡点，破坏这种平衡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东晋内部，当时南渡不久，士族执政，并未得到祖约、苏峻等流民帅的足够信任；东晋外部，则是胡人对东晋政权虎视眈眈。因此王导“情在宁国”，所以他反对王敦再次造反。

更重要的是，王敦再次起兵，欲以养子王应（王含之子）为宰相，让王导非常不满。他在给王含的信中说，“将终之日， 委重安期；安期断乳未几日；又乏时望，便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孺子者不？”王导时居相位，王敦打算以王应为相，明显损害了王导的利益。所以王含竭力支持王敦，王导则不惜与王敦决裂。

王导和族弟王舒共同上书晋明帝，表达自己反对王敦的立场，获得晋明帝的赞许。王敦再次起兵造反，晋明帝授予王导“假导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王敦失败后，晋明帝下诏说，“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

王导反对王敦，其它士族更是反对王敦篡夺晋室、打破政治平衡之举。王敦众叛亲离，失败已成定局。以王敦为首所构成的社交网络终于分崩离析。与之相反，在晋明帝的皇权周围，已经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最终，东晋政局逐渐回归平衡。

结语

通过对王敦叛乱时期各种权力之间博弈的分析，可以看到东晋皇权弱小，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文化领域也同样如此。当名士凭借其社会名望获得社会资本，并通过士族之间的社交网络，对社会资本形成垄断时，皇权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尽管士族能驾驭皇权，并能压制司马皇族为重振皇权而做出的努力。但东晋的皇权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如果有士族通过强力蓄意破坏政治平衡时，皇权作为平衡的支撑点，周边会凝聚起足够多的士族与名士，与之抗衡。

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间，存在着互通的管道。王导在建康待罪时，他凭借文化领域中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有惊无险；王敦通过政治领域收获了文化领域的社会名望，名士愿意与之交往。由此可以看到名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有转换和相倚相生。

晋元帝与王敦的失败，更印证了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名望并非点缀，而是有实际用途。他们二人由于打破了权力的平衡，威胁到士族的利益，遭到士族的抛弃，造成其社会资本匮乏的局面。在士族权力鼎盛的时代里，一旦某个人被名士的社交网络所摈弃，他便无法从中获取社本，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