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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7日的议题有二—— “文字起源及其作用”，以及“景观、农业、手工业生产与贸易”。
关于文字起源 首先由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Richard Bussmann博士对早期埃及的书写系统进行了讨论。他通过对早期文字（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在不同物质载体所呈现的地方性文本进行考古学背景观察，认为书写系统是促进劳动力管理和核心精英阶层展示特权的一个手段，而非社会规范的必然要件，没有书写，社区也能正常运作。这个演讲希望通过对文字的物质载体和书写的实践操作的讨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到对早期文明的探讨之中，书写系统只是文明要素中的一种，至于它在文明中所承担的意义和发挥的实际作用，需要置于社会多样功能中考察，在考古证据中进行量化与审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则通过收集、梳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之前的史前时期至商代早期，全国范围各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夷地区）的刻划符号，探索汉字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商代前期已有汉字，而且文字起源是多元的，东夷地区象形类的刻画符号更接近于后世的汉字。对于刻画符号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重要性，比考证这些刻画符号是否为汉字意义更大。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Jonathan Mark Kenoyer教授探讨印度河文明最繁荣的阶段——“融合时代”（公元前2600-前1900年的哈拉帕时期）的古印度文字的起源背景，以及该书写系统的功能、用途，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考古学呈现。这一文字系统持续了700年之后消亡，此后进入无文字的吠陀时代，在公元前700年出现新型的婆罗米文字系统，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文字与文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认为，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地区的文字都在使用，与巩固权力和交流有关，“融合时代”文字的消失可能与印度河文明城市中心的重构和衰落有关，吠陀文化则更倾向于口述传统。 关于文化景观 危地马拉文化与自然遗产总局Kaminaljuyu考古区主任Barbara Arroyo 主要介绍了公元前800年玛雅高地上的Kaminal juyu 遗址的城市景观与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复原该遗址的景观历史，有利于研究当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统治者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等问题。 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希拉孔波利斯考古队负责人Renée Friedman 通过展示埃及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800-前3100年）尼罗河流域大型都邑之一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以探讨该大型都邑形成的原因、布局功能、社会结构，以及这样的大型都邑在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现有证据表明，希拉孔波利斯的城市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布局的，以配合人口、生产业的增长，资源的开采运输，以及保证权贵阶层对于这些区域及设施的控制。 关于农业和动物驯化 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Rakesh Tewari 介绍恒河平原从最早的食物生产到城市化阶段的人类文化进程。现有考古证据显示，最初的食物生产约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当时恒河平原及周邻地区已经驯化了水稻并开始使用陶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恒河平原的农业人群与哈拉帕已经有了交往，体现在水稻、绳纹陶以及大麦、小麦、滑石猪的往来贸易上。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前后，谷物的种类增加，聚落成倍增长。铁器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出现。作物种类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达到36种。人类居住址从公元前第七千纪最早的定居聚落开始，发展城大型村、镇、乃至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列举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主要是粟、黍）形成过程的植物考古证据。通过对公元前5000年到商代时期不同时代炭化粟粒在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的变化说明小米的驯化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小麦从西亚传播进来也经历了缓慢的过程，并于汉代最终取代小米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作物。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Dorian Fuller教授将四大文明地区的农业基础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他将硬壳谷物、高价值水果、非食用类经济作物作为统一对比的对象，分别考察它们在各地区的考古学现象，进而探讨关于农业中的哪些部分是促进早期文明兴起的充要条件。比较结果显示，谷物类粮食的剩余、作物多样性及劳动力组织结构的多样化在各地区都有相似的证据显示，然而各个地区的发展轨迹、二次产品和次要作物则是有较大差异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权威专家袁靖就两篇发表的学术论文观点“距今10660年中国东北地区存在人为管理的黄牛”、“距今10000年中国华北地区存在家鸡”进行了实证反驳。他根据形态特征、数量统计、埋葬或随葬现象、DNA分析、食性分析、历史文献记载等系列依据，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人为中国古代的家养黄牛很可能是5000年前从中亚而来，经黄河上游地区进入中原腹地的；中国古代的家鸡很可能是从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驯化之后北上进入中原的，而南庄头、磁山、王因遗址出土的“家鸡”的早期“证据”其实是雉，而非原鸡属。 关于贸易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Robert Carter 博士主要讲述了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即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数据来检验美索不达米亚的造船技术和它的起源遗迹从欧倍德时期到旧巴比伦时期可能的通过河流或海洋运输的运输、贸易的组织。公元前六千纪的欧倍德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内陆水网和波斯湾的水路运输与贸易网络已经被完整建立。尽管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这个网络的海洋部分减弱，但是在公元前三和二千纪海洋贸易空前繁荣，持续的商业联系连接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伊朗和印度。 关于冶金的手工业技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要从出土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出发，初步讨论中西方之间金属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冶金史早期阶段的一些技术，如青铜冶铸、块炼铁、镀锡和作为装饰的金器制品等具有较强的西方因素，可能自西方传来，但在中原地区，以块范法铸造为特色的金属工艺，最终创造了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生铁冶炼及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这种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质冶金体系的形成，又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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