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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北宋时期军事尤其羸弱是因为缺少良好的战马供应，因为战马产地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所割让给了辽国，所以导致了北宋缺少优良的牧场，但是其实这是不成立的，归根结底是北宋统治者自己在养马问题上的无知。 宋朝要是真心养马，根本不会缺少骑兵，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首先进行的是毁农养牧的政策，将将农耕地区人口迁走、驱赶，在原本中原的地区，建立了大片无人区，让本来只局限在边疆的马场一下子扩张到了内陆。 元末时期，叛乱的武装势力轻轻松松就可以装备一支数十万的骑兵队伍，在之后的明清时期也根本没有出现缺少战马的问题，甚至在清军入关时，内陆的抵抗势力瞬间就能武装十万众的骑兵队伍，可见两宋战马的缺失本身就是一个借口，究其原因就是体制的错，统治者的错。  北宋采取的官营牧马政策，其实在构想上面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统治阶级根本没有将马政一事完全放在心上，让政策朝立夕改，没有一个延续性，所以没地，没技术都是为自己开脱的一个借口，接下来分两部分来介绍北宋监牧制度的成败，从这两部分入手，就不难看出，战马的缺失应该全都得怪统治者。 首先，我们要知道监牧制度在一开始是有可能成功的。 监牧制度的成功中央到地方形成体系 北宋自建立开始就与辽、西夏结下了不解之缘，双方的争斗几乎没有停过，北宋为了弥补自身战马上的缺陷，尤其重视战马的培养，于是，监牧制度首先受到运用，北宋统治者在适合养马的地方建立专门的牧马场，然后制定法律，创设机构，形成了一套官营养马制度，这对于北宋的战马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码在仁宗之前，为北宋的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战马。 在中央，北宋政府建立的群牧司，以“掌国马，以待军国之用”为创设职责，并且赋予了“国之马政，皆骐骥二院监官专之”，因此在建国之初，群牧司拥有者绝对的权力，这也有利于战马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国内马匹数量的不断增加，群牧司也开始越来越重要。  设立了群牧司这个专职管理机构之后，国家对于其人员匹配也是极其上心，首先对于群牧司的最高长官群牧制置使十分的重视，真宗认为战马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所以群牧司的最高长官因该由枢密使来担任。仁宗时期，鉴于枢密使既要掌军国之要，又要巡视地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能够照看好群牧司，所以对于枢密使是否因该执掌群牧司的问题，有了相当长的废立时期。 除了群牧使，政府还盘前了许多京官朝官前去群牧司内任职，几乎都是以翰林学士为主，政府这么做充分表现了对群牧司的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的军事机构看待，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北宋的国防力量。 除了在中央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以外，还在地方另有创设。首先，建立了地方的马政机构，其中的人员管理、调遣都要，并且只能经过群牧司，而且政府设置了诸多监牧司来监控敌方马政机构的运行问题，这些监管的机构，由枢密院直接统领。 其次，在底层的马政机构设计方面也是尤其的严谨，牧监是最底层的牧马机构，分布在各州，由知州和通判，这两个地方一把手共同掌管，并且政府将牧马作为知州和通判的重要考核内容，迫使地方不能松懈马政的建设。 除了行之有效的一套体系之外，北宋在初期也制定了很多牧马的具体法律，其内容如下。 法律保障战马如此重要，所以法律的保障必不可少。北宋先后制定了详细的关于饲养人员的赏罚、马匹饲养方法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好的例子就是牧监赏罚令，规定每年检阅马匹的总数，如果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十，勾当级别以上的官员就要受到罚奉一月的处罚，还要受灾仗责，但是，如果马匹饲养的不错，还有增加，那么就按等级赏钱，多一匹就赏绢一匹，有赏有罚，提高了牧马的积极性，马匹数量不断增长。 统治者如此重视马匹，如果交到不会饲养的人手里就是浪费原本就不多的马资源。因此，太宗时期就招收那些善于养马的人来教导军队饲养马匹的方法，甚至还颁布了养马妙诀，内容是关于马匹饲料、顺序、不同时节不同饲养方法，政府通过普及牧马方法和制定规定达到减少马匹死亡率的目的。 不得不说北宋关于战马模样的问题是非常上心的，他们还专门为病马制定了详细的保护和治疗政策，并且又和官员的赏罚绑定。 对于病马，北宋政府设立一个机构叫养马务，是重要的病马医疗中心，“凡收养病马，估马司，骐骥院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体现了详细的隔离治疗规则。此外，由于各路病马众多，又设立了沙院监，在这些机构中有着数量较多的优秀兽医，为病马的安全提供保障，所以大多数病马能够痊愈。  真宗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赏罚措施，就是为了针对各兽医和看管病马的官员，“死亡率十分之三以下给予赏钱，四分五分以上不赏，八分以上定罪处理。”这样人性化的管理措施提升了官员和兽医的责任意识，为病马提供了有利的治疗保障。 除了以上的关于马匹模样的种种措施，北宋政府还人性化地为南方的马匹建造凉棚、挖掘深井，保护牧地，严禁烧毁牧马草地。并且，北宋政府对于那些残害牧马，偷盗马尾的人给予严格的处罚，充分保障了马匹的安全。 综上所述，北宋马政有着自上而下全面的体系，不应该出现公有制养马失败的情形出现才对，事实上，在初期之时确实取得了非常有利的成功，牧马制度的制度化、法制化，为马匹的繁衍生息起到了决定作用，据宋史记载，“淳化、景德年间，内外坊，监牧地总数达六万八千顷，诸军三万九百顷不包括内”。 由此可见，北宋什么缺地的借口是不成立的，而且上文也提到善伺马者被征召来教导伺马方法，所以在技术层面也是不存在没技术这种说法，起码在真宗时期所有马匹将近三十万，饲养者达一万六千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此时的市马还仅仅不过是一点点的补充，但是，为何原本成功的马政会失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的问题。 监牧制度的失败仁宗时期，监牧制度开始显露出一些弊端，国马的数量锐减，由真宗时期的数十万减至十余万。皇帝受到大臣的影响仍下令削减牧马地，在这里就表现了统治者的愚蠢，明知道战马如此重要不能荒废，但是还是荒废了。 要知道北宋大臣的构建几乎都是文臣，他们只知道理想不切实际，皇帝居然被带偏了，这就是皇帝的失职，到了神宗时期，虽然他想要有所作为，但是很无奈，监牧效果十分有限，在熙宁二年到五年间，十二个牧马监才产马一千多匹，高投入低回报，这是神宗时期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一千多匹的马中，成为战马的仅仅二百来匹，远远不够军事的消耗，这也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负担，几年间马的花费为三万六千多缗，监牧制度岌岌可危，徽宗时期又因为在监牧制度上存费不定导致马匹的数量增长困难，监牧制度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监牧制度的失败，全部的责任都得怪罪在统治者身上，因为监牧制度本身就是只有统治者才能够决定的一项中央政策，他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就是统治者的决策失误，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找缺地、缺技术等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统治者的责任监牧制度本来是可以扭转北宋缺少战马的局势，但是很可惜，北宋的统治者们一直抱着“守内外虚”等积贫积弱的政策，导致了官营养马制度的失败。以下就是牧监制度失败的原因。 乱变政策北宋一共经历过数次监牧制度的废除活动，然后又下诏恢复监牧，每一次的废除都会让牧马场地缩小一块，导致最后真正无地可用。 澶渊之盟之后，宋廷保持着虚假的和平，统治者贪图享乐，花钱粉饰太平，觉得监牧制度花费巨多，于是下诏废除，过了一年又恢复，这样的折腾，谁受得起？ 另外，熙宁七年，政府推行保马法，将土地分给民户，又一次废除了牧马监，本身北宋就因为缺地的原因培养马匹有限，还将土地分给民户去养马，牧马监都养的困难，分给民户首先他们不懂，其次马匹得不到保障，这就是自己挖坑埋自己，不知道北宋统治者是怎么想的。 然后，王安石倒台之后，元祐旧党重回朝政，又开始推行牧监制度，但是此时的土地分给了民户，想要回来谈何容易，又是费时费力的还吃力不讨好的决策，这就使得牧马监在一次又一次的存、废中效果逐渐趋向于零。 这样子做的结果就是，全国生产马匹减至一千五六，到了神宗时期更是动不动就兴废，劳命伤财，监牧制度怎能不衰落？因此，北宋监牧制度的失败就是统治者一直在摇摆不定，执行起来又不彻底，所以衰落，跟有没有足够的牧场一点关系都没有。  经济困难首先，我们都知道北宋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一直都是“扬文抑武”的政策，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实行文治天下，那势必削弱武将群体，，因此北宋通过发达的科举大量的封赏官员，一职多官是北宋的基本常态，文官群体享受着极高的俸禄和社会地位，冗官现象十分严重。  除了冗官，据记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北宋的军队人数是太祖时期的六倍之多，冗兵现象也很严重，财政开支入不敷出，而且北宋的统治者还特别喜欢大兴土木，增加皇室之初，王安石曾说“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口以衰坏”，为了减轻财政支出，统治者能怎么办？当然是罢黜监牧，出租土地增加税收来缓解财政不足的情况，所以，宋朝统治者一点都不可怜，土地不足，财政亏空问题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人事管理监牧制度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皇帝在人员调度、人事管理上有着非常大的问题，群牧司的长官三年就要外调，所以这个机构的官员经常轮换，形成了“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成效”的局面，人员的经常流动导致了前任刚熟悉群牧司的运行操作准备大展拳脚之时，走了，后任又是丝毫不熟悉的进来，当然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率的集体，这还造成了群牧司之时官员升迁的途径，根本不能好好地官吏这个机构，所以统治者指定的这些策略根本就不符合逻辑，自然统治者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总结：综上所观，官营养马制度其实很有可能会成功的，但是统治者其实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战马的重要性，所以才会对于监牧制度一直存废，对人员经常调用，还不集中经济和土地来为战马提供良好的保障，如果真的有心发展牧马，随便集中一州的土地进行牧养，这有何难？  可惜统治者无心，所以最后就导致了失败，因此，统治者的问题才是北宋官营养马失败的原因，完全不是真正的缺少土地和技术，这些都是统治者自己想出来骗骗世人和自己的借口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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