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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宋文坛呈现出“各家喧腾，大家缺席”的局面，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徘徊犹豫，又具有沉淀、反思性质的特殊时期，其文学成就虽不高，但特点鲜明。晚宋文坛新动向的出现，与当时国家政事、国家格局和国家学术所引起的文人心态、文士分布和文道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外部因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一道，促成了晚宋文坛总体的分化与革新。 在政治史上，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被视为晚宋的开始年，其时经济重心已南移，城市发展迅速，商业繁荣，科技与农业都有长足进步，然而，其繁荣之下，已经藏匿了更大的动荡因子。开禧北伐失败，嘉定更化开始，一代权相韩侂胄在权力斗争中被诛毙，但权相专政却并未随之而去，而是以史弥远擅权更为极端的方式演绎出来。与之相应，在军事、经济诸方面，也愈加窳败不堪，边事未息，财税紧张，农民起义频发，这一切都已经预示着这个半壁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正一步步走向灭亡。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嘉定元年不仅仅可以看作政治史上晚宋的起始年，也有理由看作是文学史上晚宋的标志年。在这一年左右，许多引领一代风骚的文学家纷纷谢世，如杨万里（1206年）、辛弃疾（1207年）、姜夔（约1209年）、陆游（1210年）等。此外，这年前后，又有朱熹（1200年）、洪迈（1202年）、周必大（1204年）、刘过（1206年）、徐照（1211年）、楼钥（1213年）、徐玑（1214年）陆续去世。这群诗人、学者的离世，特别是文学大家辛弃疾、姜夔、陆游的接踵退出文坛，就已经宣布了文学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说：“自此以后七十多年成为一个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广度却大幅度上升。”晚宋文坛即以其“各家腾喧，大家缺席”的特别面貌出现于文学史的发展链条之上，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徘徊犹豫，但又具有沉淀、反思性质，且于此中仍然孕育文学新变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之形成，与当时国家的变局之间有着极为深刻而密切的联系。本文即从国家政事、国家格局和国家学术三大方面之变化，来考察文坛新动向的形成过程。  本文作者侯体健先生 权相政治与文人心态 南宋朝廷的政治局势与文人心态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文人们大多关心政治，更因为文人实际上都是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南宋朝廷自渡江以来，其主要的政事都是围绕着以下三点展开：战事、经济、吏治。这三点实质就是国家机器运转之核心，三者互相牵连、互相影响，任何一端出现差错都将是致命的。所以，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仍是“诏以八事训饬在廷，曰肃纪纲、用正人、救楮币、固边陲、清吏道、淑士气、定军制、结人心”。此八事，均不出上列三者范围。 晚宋政局与北宋，乃至南宋前期所不同者，并非这三者的地位被其他政事取代，而在其内涵的变化：吏治更为腐败，相权极度扩张，台谏几近虚设，贤人废弃不举，言路似达实塞；战争对象改变，宋金矛盾逐渐退出，蒙古政权崛起，成为新的、更强大的敌人；税收锐减，楮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徘徊在崩溃边缘。这一切看上去仅仅是前期此类问题的量变而已，却于无形之中让士人心态产生了一种质变。 程公许于宝庆元年（1225）撰《送果州使君杨文叔赴召序》云： 士大夫风俗一坏于嘉泰、开禧之学禁，再坏于嘉定之更化。三十年间，方刓为圆，刚揉而柔，波荡风靡，拱视天下事变之极，如大厦之仆风雨，漏舟之沉江湖，犹且委曲遮护，相与诵歌谈笑，若无事时。其间毅然有特操，能以忠言谠论为国家扶纲常于缀旒，续气脉于沉痼，屈指中外，落落几何人？ 程公许在这里将政局之变与士风之坏联系在一起，确然是中肯的。嘉定更化，史弥远的擅权，其胆量之大、用心之毒、施压之重，着实比韩侂胄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士人风气与心态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史弥远的上台，改变了朝廷党争的方向，“党禁”时受排挤的一批道学人士都相继回朝，但这却并未改变党同伐异的政治专制性质。嘉定改元之初，倪思就大胆直陈： 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 这种对“仍蹈覆辙”权相专政的警惕，实质是士大夫阶层的共识。但专权已是既成事实，直言进谏的士人如倪思者，非但未得任用，还招来被劾镌职的命运。史弥远的这种作风，一度引起士人的不满。嘉定六年（1213），真德秀愤然上奏云： 更化之初，群贤皆得自奋。未几，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继以封驳论事去。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务自全，一辞不措。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岂不殆哉！今欲与陛下言，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三者而已。 真德秀所欲强调者，就是当时所最缺乏者。“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的强烈呼声，正反映出言路的壅蔽。史弥远的独裁政治，排斥大批言官出朝，极力抑制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大有使士人“喑嘿”之势。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的确打压了士大夫们的参政热情，真有“正恐廉靖之士、耿介之人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速”的味道。  相权膨胀是晚宋政局恶化的重要原因 史弥远之专政，引起士人阶层更大震撼的，当然是矫诏杀济王之事。这已经标志着相权完全凌驾于皇权之上，激起了大批士人的愤怒。但是，这种士人愤怒的舆论压力并未变成改革的动力，而是成为了史弥远愈为疯狂地打压异己力量的驱动力。不说在朝的反对势力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傅伯成等人遭到报复打击，就是在野的诗人们如陈起、曾极、敖陶孙、孙惟信诸人，也因诗涉讽喻而坐罪。不管是朝臣如真德秀者，还是诗人如曾极者，都是反政治高压的代表，而这个阵营实质上也是牵制权相的重要力量，其中朝臣同时也是颇负时望的一批人。但是，在这样的高压政治之下，加上言路缄闭，所谓“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纲纪当然，风俗大坏”，以及行在临安的数次大火（灾异意味着政路不通），似乎都已让士大夫们感觉有些灰心。士大夫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已经释放出“离心离德”的信号。 端平更化，算是朝廷与士大夫紧张关系的短暂缓和期，且有“小元祐”之称。不过，好景不长，波澜再起，在战事、经济、吏治三方面，晚宋士人又一次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战事上，“端平入洛”以失败告终，从“开禧北伐”到“端平入洛”，士人恢复之信心可谓荡然无存，原来士大夫中那种“以战求和”的较为普遍而理性的态度，一再被抛于脑后，不为当权者所用。同时，“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的观点为士人所认同。 经济上，呼声极高的一批道学士人入朝，并未扭转病入膏肓的经济危机，民间谚语“若欲百物贱，直待真值院”一变而为“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侧面表现出社会士人对以真德秀为代表的道学家治国的失望。刘克庄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正可算对这一观点的回应。 吏治上，真德秀、魏了翁相继谢世，郑清之罢相，史嵩之专政。更让人惊骇的是，淳祐五年（1245）史嵩之起复之际，直谏者杜范、刘汉弼、徐元杰三人接连暴卒，公议直指为史嵩之下毒。时论痛言：“昔小人有倾君子者，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岭海，而在陛下之朝廷。”[在宋朝不杀士人的传统下，竟然出现此等恶劣贱耻之事，引起了太学诸生与朝野士人的极强烈反应，更可谓给天下士人参政直言以沉痛一击。 晚宋以来，不管是史弥远、史嵩之还是后来的丁大全、贾似道，这种变态的政治高压与文化专制一直悬于士大夫头顶，这段时间可谓已达到宋朝历史上腐败黑暗的顶峰。曹彦约嘉定元年《应求言诏书上封事》曾言： 士大夫之心术坏矣。上焉者不爱其身，以言语得罪，或削籍而远屏，或卧家而待尽；次焉者偷生仰禄，以职业自见，或谆谆于田里，或切切于簿书。是皆中人以上有所持守，为时奋发，可以倚仗。其他则出入权门，假借声势，苟不至扇扬凶焰，撰造衅端，卑君而尊臣，残下而慢上，不过贪位慕禄，趋事赴功。当大明旁烛之时，各安分守，亦足以湔祓使令，未至甚害。惟是廉耻道丧，风俗不美，谒见者以伺候为常，致书者以画一为重。 虽然这段话是针对嘉定元年士风说的，但是士人风气变恶，“黄钟弃毁，瓦釜雷鸣”的局面，不仅从未改变，而且愈演愈烈。晚宋已经定格于贤德在野、谀士奉朝，“善类方合而间有异同龃龉之迹，国是方定而已有反复动摇之戒”的情形之中。在这样的态势下，士大夫主流已经分化出三种典型心态：一即同流合污的谄谀心态；二即愤然去国的对抗心态；三即默然自处的避祸心态。第一种自不必说，已经构成晚宋黑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与第三种就是曹彦约上文所言的“上焉者”与“次焉者”。这两种心态，是在良知未泯与报国无门之间的无奈选择。我们当然不能轻率地把这种低靡退避看作是士大夫社会责任心的丧失，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宋亡时一批忠肝义胆之士的傲然挺立。赵翼就曾说过：“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居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然而也不能否认，无论是对抗心态，还是避祸心态，都已鲜明表露出士大夫与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加剧。换言之，高压政治已经在士大夫与宋王朝之间劈开了一道鸿沟，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意味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内核已有被改变的可能。而在文学上，士人心态的低靡所导致的与政权的离心力，实质上就是文学主体与政权的疏离。这种疏离同时又强烈地反应在文学创作之中，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就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一种即更为强烈地批判政治，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这在晚宋政论文、辛派词作以及诸多曾经入仕的文人诗歌中多可得见；一种则由此几与政治绝缘，醉心于自我世界，经营文学技巧，可谓“衰世之音颓以隐”，集中表现于风雅派词作、江湖士人和地方乡绅的诗文作品之中。 颇有意味的是，如刘克庄这种曾经入仕又长期里居的士人，其社会身份在不断转换，从以上两种极端表现形式观察，他们的文学作品就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希望改变窳败的政治现状；一方面又常常置身失望乃至绝望之中，表现出对政权、对政治的疏离。这不只是士大夫淑世精神与隐逸理想交织的文学传统影响，更是晚宋文人心态与国家政事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典型表现，因为像刘克庄一样具有多重身份的文人，仍旧占据了晚宋文坛的主流。而从总体来看，文学创作中的淑世精神趋向低落，隐逸、逃避、愤世、颓唐乃至谄谀之风则时有抬头，这不能不归罪于高压政治对士人积极心态的打击。  自然，这不是文学对政治的第一次集体疏离 2 国家格局与士人分布 所谓“国家格局”，实有两个层面：一是自然地理的格局；二即社会阶层的格局。就自然地理而言，南宋地域空间随着政局发生了巨变，原来疆域的五分之二沦入金国辖内，国家面积急速缩减，政权中枢退驻杭州。朱熹曾说“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背海立国的半壁江山，使得闽浙地区俨然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就社会阶层而言，晚宋“士农工商”的传统格局虽未改变，但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趋细，商人、手工业者、市民阶层扩大，同时士人阶层内部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由此二者观之，晚宋文人的分布变化亦在地域与阶层两个层面展开，它们都对晚宋文坛的风貌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宋朝半壁江山落入金人手里之后，北方人口南迁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宋亡，但靖康时期是人口迁移数量最多的时期，占移民始迁者的89%，且这时迁入者以宗室、士大夫、军官为主，地点集中在江南、江西和福建。这批中上层士人的南迁，使得东南地区士人的密度遽然加大，基本奠定了南宋后来的文化格局，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也促进了南方地域文化的空前提升，朱熹“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一语，概括颇准。在此基础上，到了晚宋，经过几十年的通婚繁衍与休养生息，南迁士大夫与当地士大夫融合并形成一股合力，促使东南地区特别是由浙至闽的一大片区域中，地域性、地方性文化蓬勃发展，各类士大夫家族盘踞地方，从而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各自独立又交错相生的地域文人网络，“地方精英”群体空前扩大。与之相关，文化的全国性交流趋弱，特别是以闽浙为代表的东部与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趋稀疏。 具体到晚宋文坛来看，就是地域文化深度渗透文学创作与文人活动，地域空间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全国性文人集团几近消失，具有总体性号召力的文学家也处缺席状态，而地域文人群体与家族文学网络则进一步繁荣，成为晚宋文学的重要结构单元和塑造晚宋文坛风貌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空间的缩小，入仕文人的贬谪形式也因之发生了变化。中唐至北宋时的那种动辄贬斥边陲地区的情况已减少许多，多数时候是被贬里居，这同样为地域文人网络的健康衍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总而言之，南宋地理格局的巨变，带来晚宋文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域性加强、全国性趋弱。而这一特点就意味着，晚宋整体文坛的分化性、分散性加强，没有出现一个统摄的、能够笼罩全国的文学领袖或文人群体，即便如传统所认同的“江湖诗派”也并不具诗坛整体性质，晚宋文坛面貌的整体呈现，因此也远没有北宋那么清晰易见。  强化地域性因素是晚宋文坛的一大特点 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关注晚宋文坛版图的时候，目光多数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放在了以闽浙为主的东部，而忽略中西部地区。当然其中也并不排除部分入朝文人，如四川的魏了翁、吴泳，湖南的乐雷发等。更细致地说，晚宋文坛的主流文人就是集中在以临安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含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以福州为中心的八闽地区（福建路）和以吉州为中心的江西地区（江南西路）三大块。这当然是很不全面的，却又是基本符合晚宋文坛实际的。即以晚宋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克庄而言，他仅于嘉定十五年（1223）离闽在桂，其他时间均在东南地区，特别是以莆田为中心的福建中部地区度过。而这种以行在临安或家乡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情况，在晚宋文人中颇具代表性，诗坛如戴复古、严粲、方岳，词坛如吴文英、周密、孙惟信，散文作家如真德秀、叶适、陈耆卿等等，莫不基本如是。 这其中似乎有一个矛盾，前文已说南宋地理格局的改变，带来的是文坛地域性加强、全国性趋弱的态势。从文人分布看，既然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小，应该更容易形成统一的集体才对，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小范围的活动，带来的不是交流的通畅与频繁，而是相互的隔膜。似乎大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乐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文学的交流。这种“不乐意”并非主观因素造成的，而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士人内部的分化，亦即上文所言的阶层格局变化。 晚宋士人阶层扩大，士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高。在“数十人而竞一阙，五六岁而竢一官”的庞大士人阶层和有限官员职位矛盾中，入仕士人与不入仕士人即成为士人阶层内部两个鲜明的分野。入仕士人主流自然是北宋时典型士大夫的一种延续与更新，而不入仕的士人，虽算不上晚宋出现的新情况，但他们这一群体能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影响整个社会与文坛的面貌，则确属晚宋时期的新动向。就入仕士人来看，科举取士、门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形成了四条主要通道，而后三者特别是门荫补官人数之众，甚至远超科举取士。姚勉曾就晚宋任子（即门荫补官）带来的冗官问题说： 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岁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泛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 “任子”与“进士”竟以七三之比占据官位，实堪惊愕。而张希清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的《嘉定四选总数》条统计嘉定六年（1213）入仕人数，科举取士者仅占28%，门荫补官则占去57%。这还是宁宗时的情况，到理宗执政期，于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暂且不论这一政策的负面作用，就其客观情况来说，至少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大量应举士人被排斥于仕途之外，同时，也有大量士人以门荫入仕。而从仕途发展来看，以门荫入仕者，往往沉于下僚，与科举入仕者常能进入政权的中上层又不尽相同。由此，在整个士人阶层分化中，就不仅仅是入仕与不入仕的分野了，实质上分化为三种士人状态：一即以科举入仕者，此类中虽具体到个人有宦海之沉浮，但总体而言有较通畅的仕途，能够进入政权的中上层，可称作“官僚阶层”；二即以门荫或其他途径入仕者，常常是沉于下僚，多在地方为小吏，他们成为地方精英（乡绅）的主力，由之可称作“地方精英”；三即不入仕者，他们以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等诸种身份成为游离于政权之外的重要社会力量，由之可称作“江湖士人”。当然，这三个士人层次的来源并不那么确定，门荫者也可在官僚阶层，科举者也可为地方精英，这里只是大体言之。并且这三种士人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有交叉、融合甚至互相转换。由于士人心态的转变也是文士分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所以还存在部分入仕者弃官隐居，从官僚阶层、地方精英变为江湖士人。特别是官僚阶层与地方精英之间，也常有“垂直流动”，如科举入仕初期以及官僚主宫观或镌职闲居时就是如此，而江湖士人们也多与地方精英交往。虽然其间情形复杂，但三者确实各有特定所指。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晚宋时期以上三种士人状态中，地方精英是一个更为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也可看作晚宋文坛的主力之一。即便如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所论定的138位“江湖诗人”，其中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江湖士人”——即游走于江湖，以诗文干谒谋生者——并不多，更多的是如刘克庄、林希逸、方岳等在官僚阶层与地方精英两种身份之间转换者，其中又有能确定进士及第者41人，他们多数仍是以官终身，虽然官位不很高。 回到前文的问题，既然地方精英（乡绅）成为了文坛主力，很自然，文坛重心就下移了，而各地地方文人网络的交流也颇受地域限制，文坛呈现为分散的“小圈子”组合，这实质是士人分化带来的文坛整体分化。另外，士人分化对文坛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种基于社会地位升降的阶层分化，是对北宋以来的那种“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复合型士人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也间接促成了文学创作的分工。  地方精英成为了当时的文坛主力 晚宋时当然仍不乏复合型人才，特别是在官僚阶层和部分优秀的地方精英中，依然延续了宋代典型士大夫的一贯风格。但就文学创作来看，诗、词、文各体兼擅者即便在这种复合型人才中也已经少了许多。与此同时，游士阶层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开始明显地倾向一体，或只擅词、或只擅诗，专攻一体甚至专攻一式的现象十分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士人阶层的分化已经蕴藏了“专业作家”的出现因子。“诗人”这个词汇，这时开始与“文人”、“士人”、“文臣”等词汇不相“兼容”，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虽然实质上“文人”、“士人”、“文臣”仍然是诗人，诗歌仍是他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样，这批人仍然是我们今天关注晚宋诗坛的主要组成，但在当时“诗人”已经特指并无官位的游士之中独擅诗体者。这种游士阶层中的专擅一体，与上节所言士人的避世心态相结合，给晚宋诗词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内在趋同：他们的诗词题材同样狭小，反映社会现实不够；同样注重个人世界的展现，摹写更趋日常，情感更趋细腻；同样立意不高，偏向艺术技巧的追求。曾有学者对晚宋词的雅化与诗的俗化之矛盾提出看法，这当然是颇具见地的，但倘若我们考虑到这种倾向主要是在文体独立意识强烈抑或说文体分割严重的游士阶层中展开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矛盾，而是统一。 晚宋地理格局与阶层格局的变化，合力促成了晚宋文坛新貌的出现，这虽不是唯一的外力，却是最深刻地烙印于晚宋文坛之上的痕迹，也是晚宋文坛面貌区别于北宋乃至南宋前期的重要社会根源。它们二者带来的士人分布的趋散，更是让晚宋文坛的结构层与立体面远远多于以前，这也给全面定性、整体把握晚宋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 理学独尊与文学创作 经过两百馀年的右文政策和学术积累，晚宋时期，社会平均文化水平已经很高，虽仍在战火的威胁之下，但学术的发展十分繁荣。就当时学术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史学领域的空前发达，哲学领域的理学独尊和文学批评领域的独立反思。各领域的相关著述层出不穷，各类学术笔记不断涌现，同时还孕育了诸如黄震、王应麟等大学者。正如王国维所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间成就，卓然不凡。以上三者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史学的发达，表现在文学中即有尊宠用事，咏史组诗的大量出现，本朝故事的入诗等；文学批评的独立反思，更是切实指导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坛实际有着血肉联系。这都是晚宋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过，较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士人哲学底蕴的理学而言，此二者尚属较表层的问题，它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都是具体而微的，不如理学那样乃是以一种理论底色出现。因而，这里仅就作为“国家学术”的理学与晚宋文学创作走向之间的关系略言一二。 总括地说，理学（或言道学、新儒学）是宋型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对宋代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深入渗透，是无处不在的，晚宋作为宋王朝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毫不例外是如此，这是无需多言的。稍为特别处，即在于理学乃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官学，以国家学术、国家意识形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理学独尊，占据官方主流，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其间历时进展随政治气候而变化，此不详述。嘉定元年，史弥远上台，赵汝愚复官赐谥“忠定”，朱熹赠谥“文”，一大批理学追随者回朝，标志着以朱熹学派为核心的理学向官学地位迈出了重要一步。颇为矛盾的是，从嘉定元年开始直至宋亡，一直是理学独尊的时期，却同是理学大家缺席的时期，朝廷对理学的尊崇并未带来其本身的真正发展，反倒让它僵化而失去了最初的原动生命力，逐渐落入了前进的低谷。当然，这并不妨碍理学仍以强势惯性渗透社会文化各层面，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理学对宋代各领域的渗透几乎无处不在 从这时理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除去理学士人的文学创作和理学思想对文学的一般性影响外，其特殊处或新变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可以强调： 第一，作为国家学术，理学开始系统影响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决策，突出表现在理学全面占据科举阵地。如果我们把科举时文以及受时文影响的策、论、经义等文体都纳入文学观照范畴的话，那么，此时理学作为唯一的科举指导思想，其“指挥棒”性质所带来的文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且不管这些文章的艺术成就到底如何，理学散文与理学家的散文确实已作为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参与到了晚宋文学整体面貌的塑造之中。与此同时，理学对科举的渗透，又直接影响到词科的衰落，而词科的式微也就意味着四六文的不受重视。虽然嘉熙三年（1239）曾再诏复为“词学科”，但应者凋寡，其影响实可忽略。因而在晚宋时，四六之文已失去了南宋前期的辉煌。仅有的几位四六高手如真德秀、王迈、刘克庄者，也已无法撑起四六的旗帜，虽然他们仍然取得了颇值一提的成绩。要之，理学通过科举从而制度化地参与了国家机器与士人生活的运转，更为广泛地影响了士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学创作，特别是与科举密切相关的文体，更是由此经历了理学最为全面的洗礼。 第二，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理学强行贯注文学不同，民间的理学与文学互动，呈现出相反的方向。理学自身的发展，到了晚宋时分化日明、弊端日显，特别是在文学与理学的关系上，各家所主，颇不相同。程颐的“作文害道”、“作诗妨道”说似已被大多数理学家所否定，尤其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永嘉学派），更是以极为严厉的口吻批评洛学在对待艺文上的偏颇态度，“欲合周程、欧苏之裂”。与之类似，以林光朝为代表的艾轩学派、以魏了翁为代表的鹤山学派等也十分重视艺文文辞，在文、理之间取通达之态度。另一方面，以真德秀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虽不至于坚持“作文害道”之说，但仍不能通达地看待文学与理学的关系，依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文章小道的狭隘观念。这两种分歧当然是客观并存的，且导致了他们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不过他们又具有同一性，即都承认或部分承认艺文的地位。这是文学与理学碰撞、融合的必然趋势，二者之间并非愈走愈远，而是调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和不仅仅只有以理学驾驭文学的一面，还存在着——甚至主要表现为——理学在文学领域的退避、理学向文学靠拢的一面。所以，在总体表现为融合时，其实质表现形态则分为两种：一即理学主动接受文学，容纳或者利用文学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并作出相应的让步，希冀“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或“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由此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理学痕迹；二即文学被动地，甚至反动地对待理学，以致完全抛弃文载道、文明道的传统，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排除干扰地演化。以上两种形态的呈现，其实取决于文人主体。前一种情况多发生在文理并举的士人（或者就是理学家）身上，后一种情况则多发生在纯粹文人（如上文所言被分化出的江湖士人）那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晚宋时的文坛并未与理学独尊的政治语境完全契合，反而在冲突中约略占据了上风。特别是在诗、词领域，情况更是如此，多数诗人、词人的作品理学痕迹并不太明晰，这似乎昭示着在民间理学向文学“低头”了。而至元代理学家们的“流而为文人”正是这一趋势的绝好注脚。当然，诚如上文所言，晚宋文坛的立体面很多，面对晚宋文坛分裂严重的实际，这种所谓的“低头”也并不具全局性判断的意义，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潜流与趋势。 以上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简述了文学与理学在晚宋时的新变关系。应该说，民间的角度更能代表当时士人心理的普遍真实——即在晚宋时，理学在许多方面并未对文学形成一种思想的钳制，反而使得文学对其产生了一种隔膜或者警惕。在文学表现人性上，晚宋时的理学独尊并未对此产生太大的消极作用。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即宋代文学的“重道抑情”或“重理节情”。既然晚宋时候的理学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开始对程朱所主张的一套理论有所修正乃至反动，那么，从理论上而言，晚宋文学就应该不再是“重理节情”的，而实际上也基本如此。晚宋文学成就确实不太高，但此时的文人却大多能够在文学作品中自由而全面地反映自我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能够在许多时候抛弃传统道论，进行自由的人性抒发，能够将“文章经国之大业”消解，只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自我世界甚至平凡琐事，将笔端指向心灵与个人，以致不避纤细、不戒凡庸、不忌俚俗，这或许是晚宋文学未取得较高成就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此间文学历史性进步的一个信号，目前尚不可定论。总之，是非高低，仍等待学界的深入探讨。 *侯体健，男，1982年生，湖南永兴人，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研究。本文原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为适于微信阅读，删去注释。 编辑 | 史彦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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