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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余里有鼓城。鼓，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缄铭背之流也。（《艺文类聚》） 历来用此铭之典者甚多，或以头盔释兜、以弓袋释鞬，云模棱二物以自警也。然既鞬可作坚，犹不害其义，则此“摩兜鞬”当为状音之词；虽为状音之词，亦非如“支诺皋”之出于此土，当与音译之词相关也。如是其词为何？余以为“摩兜鞬”盖“摩登伽”一词之音转也。今检中古梵汉对译，往往以“兜”译“tu”之音，然提婆达多（Devadatta）于《阿含》中则译为“提婆达兜”，是以“兜”译“ta”之音亦可也，而与“摩登伽”(matanga)中之登（tan）音近。复考“鞬”音，当与“犍陀罗”之“犍”同为“gan”也，与伽（ga）音近。其所以易“伽”为“鞬”者，而转“ma-tan-ga”为“ma-ta-gan”，当为押“慎莫言”之韵也。余于梵语及音韵之学，皆无根底，此处勉强为之而已。又此“摩登伽”何意也？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下云：“论：汝颇曾闻何因缘故，弹宅迦林、末蹬伽林、羯陵伽林，皆空闲寂。” “述：...末蹬伽者，此云憍逸，仙人之名，旧云王名，有梵本云钵蹬伽，此翻云蛾，即赴火者...”。 《述记》此处详载摩登伽仙人三事，皆以摩登伽不忍世人愚昧之行而雨石，而使其国成空寂之山林，即所谓弹宅迦林、末蹬伽林、羯陵伽林是也。文繁不载。《宝人铭》见《续高僧传》及《法苑珠林》，其序言“拟夫周铭”，其文首有云：“法界内有如意宝人焉，久缄其口，铭其膺曰：‘古之摄心人也’，诫之哉，诫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周铭者，即《荆州记》所谓“周太庙金人缄铭背”是也，此多见先秦两汉传记中，以《说苑<敬慎>》所载为备，其首曰：“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无名之文实仿此文而作也，唯其易“金人”为“如意宝人”，易“古之慎言人”为“古之摄心人”，此皆其对金人铭进行之佛教化之改进也，而甚有深义焉。谨按汉魏以来，多以金人状貌世尊，如《牟子》云世尊“身长六丈，体皆金色”，《后汉书<西域传>》云“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又《魏书<释老志>》云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是故无名以佛教之“如意宝人”更易太庙之“金人”，而此如意宝人即指世尊也，自其僧伽之身份观之，自其精神之皈依观之，此亦在情理之中。而“摄心之人”者何谓乎？曰即所谓“调御丈夫”也。其人能以诸方便调御修行者之心性，故名调御丈夫也，为佛之十通号之一，此云“摄心”，其揆一也。如是释无名此处之古之能摄心之如意宝人，即是西方之佛也。唯无名之铭，杂有老氏之义，如云“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如云“闻声者聋、见色者盲”，按此是六朝三教争衡折衷之效也。《列子》云“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识者皆谓此暗指释迦也，无名云“无多虑、无多知”、“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与《列子》所称其意一也。古籍皆云此金人仅有慎言之特征，而无名以之当佛，此初闻之诧异，其实自六朝人观之则否也。今举一例证之，皇侃《论语义疏》云：“原壤者，方外之圣人也。不拘礼教，与孔子为朋友。壤闻孔子来，夷踞竖膝以待孔子之来也。孔子，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见壤之不敬，故历数之以训门徒也。孔子历数之既竟，又以杖叩击壤胫，令其胫而不夷踞也。” 此为南朝特有之论断，非仅皇侃持之，梁代士子盖多据此为言，观《魏书<李业兴传>》李氏与梁武之对答可知（参乔秀岩之文）。原壤仅《论语》《檀弓》各载一事，其资料较周庙之金人亦无多也，而南朝之人能以方外圣人许之，较孔子之方内圣人犹有所过之者，后世无此说也。无名正梁人，而梁亡后始出家，其早年必有学乎经术，故其必知原壤为方外圣人之论也，故据《说苑》等资料而以释迦之形象赋于此缄口之金人，亦不为奇谈怪论也。此论无名此处混融儒佛两家，借儒家之典，阐释门之旨，而改造此金人铭为宝人铭之文化背景。《荆州记》之石人铭，出于宋时，与此宝人铭时代相近，而无名为南郡人，曾于江陵事梁元帝，其地皆去樊城不远，是其地理上亦有其际会也，故石人铭虽以周太庙金人铭为本源，而其能吸收佛教之元素，亦非稀奇之事也，无名之作宝人铭，或受此石人铭之启发乎？故“摩兜鞬”一词本出梵文佛经，而为“摩登伽”之音转也。至于其意，当即窥基所谓“憍逸”也。无名之铭曰“内怀憍伐，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内怀憍伐而外致怨憎，故石人铭诫之以“憍逸”也，谈于口、书于手为展现“憍逸”之两种途径，故石人铭诫之以“慎莫言”也，此石人铭“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之本意也，两云“摩兜鞬”者，反复申说以增其警戒之效也。故金人铭、宝人铭、石人铭，皆以慎言为指归，慎言之义则有广狭之别：狭言之，则缄口是也；再广之，则手亦不书也；至其极，则息心而后已，故《宝人铭》亦名《息心赞》也。此亦是自儒家之“慎言”而推演至释门之“摄心”，自方内而至于方外（读宝人铭自可体会），于此可稍见思想发展之轨辙、地域文化之融摄，与六朝解诂之风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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