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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勰 边建平 风流一笔顷千城，更落犹闻拍案声。谒向金陵王谢第，却说慧地扫阶庭。 这首绝句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书生著了一部书，迅速风靡全国。夜静更深时分，如果谁家猛然传出拍案叫绝的声音，那一定是有人在秉烛夜读这部书。这位书生的学识胸襟太高博了，必定是高门望族的风流才俊吧？我怀着恭敬的心，前往他居住的金陵，叩开城里最气派的府第进谒。不料，府第出来的人说：“你找的这位仁兄，已经穷困得出家做和尚去了。定林寺，法号慧地，就是他。” 这不是故事，是史实。这部书就是《文心雕龙》，那个书生就是刘勰。  微信订阅号“边写边说”，读书、观史、看世界 一把心酸泪的绝代书生刘勰（约465-约521年），字彦和，生活在南北朝的南齐和南梁两朝期间。其出身的东菀刘氏是个已经衰败的世家望族。父亲只做过越骑校尉的小官，在刘勰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一个换朝代如换衣服的战乱年代，失去父族倚仗的孤儿就像风中的枯叶和路上的草芥一样飘零，遭人践踏。但是，小刘勰硬是端端正正地自学成才。用《梁书·刘勰传》的话说就是“笃志好学”。但是，笃志好学换不来功名利禄。年轻的刘勰家徒四壁，穷得娶不起媳妇，不得不前往金陵定林寺，投靠一位知名高僧僧祐。 作为一代佛教律学大师，僧祐精通律部，戒德高严。对律学的义理，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对律学的弘扬数十年如一日，春秋讲说，七十余遍。被这样一位僧人赏识，足见刘勰的人品。刘勰也没有辜负僧祐的眼光。在定林寺栖居的十多年间，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胸、佛学和文学博通经论，还写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创作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刘勰的才学虽高，但比它更高的是世俗的门墙。虽然写成了《文心雕龙》，刘勰还是不折不扣的非著名才子。才子可以不吃饭，但书必须有人看。刘勰将书付与识家的古怪办法，也足见他清正直朴的性格。 沈约，南梁的开国功臣和文坛领袖，与当朝皇帝梁武帝萧衍并称“竟陵八友”。一日，沈约乘车上街，见一个读书人背着一箱书走在自己的车旁。车向哪里去，他就往哪里走。一路默默的只是走。沈约叫住了那个读书人。由此，《文心雕龙》进入了当朝第一文人的视野。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从这一天起，沈约的书房里时常响起拍案声。这有两个证据：一是《文心雕龙》成了他的案头书。二是此后不久，刘勰就暂时告别定林寺，走上了仕途。 言其暂时告别，是因为十余年后刘勰又回到了定林寺。这一次，为了向皇帝表达自己出家的决心，他用火燎了自己的鬓发。皇帝只得敕允。从此，世间没有了写《文心雕龙》的刘勰，有的只是定林寺僧人慧地。一年后，连慧地也没有了。 不喜风流的香草精神说来惭愧，第一次读《文心雕龙》，已是十九岁。读了不到十分钟，我便平生第一次为文学流下了泪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郁郁的文采和煌煌的思想犹如浩然天风，驱尽了心里的杂芜和龌龊。从那一刻起，我便执信刘勰是个不喜风流、有着香草精神的君子。 所谓香草精神，就是本来可以做世上最美丽的花朵，只因不愿被人撷去案头、簪上鬓角，而化身青草生于高山古道，只向真正知春和觅春的人摇曳出自己的清香。 说刘勰是个香草君子，不仅因为他的文风和思想，也因为他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两点事迹。 首先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刘勰生活的齐梁两朝流行的文学风气，被白居易鄙夷为“嘲风月，弄花草”。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把诗写成情歌的诗人。刘勰的文学才华可以让当朝文坛领袖变身粉丝，可以让著名的昭明太子箫统“深爱接之”。照理推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成为皇帝和太子最亲密的文友，登上朝堂的高位。但是，不。在刘勰留世的作品中，看不到任何风花雪月的东西。史学界将这单纯地归结于他虔诚的佛教信仰。而我的看法是，有影响，却非全部。证据很显然，当朝皇帝萧衍也是极虔诚的佛教徒，却并没有挡住他把诗写成情歌。所以，说到底，还是心性决定一切。 还有，就是刘勰在仕途上的表现。出仕十多年，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央政府做低级官职。只有一次外放地方官的机会，还被史书记录成“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有才学，却不与文学皇帝诗文唱和；有捞钱的机会，却傻傻地清零了自己的积蓄。若在政治风气清明的朝代为官，这么做还可以换得一代盛名。但在晦暗动荡的战乱年代这么做官，便是跟自己过意不去了。 所以，刘勰才会用火燎尽自己的鬓发，就像香草放一把野火烧尽自己。 这越发证明了刘勰的香草精神。 这么说来，《文心雕龙》背后的那把辛酸泪究竟是属于谁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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