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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道家，与老子并称的是庄子，古往今来有一说叫“老庄”。这相同于儒家并称的“孔孟”之说。 庄子，名周，原系楚国公族、楚庄王后裔，后因战乱迁至宋国。庄子出生于战国中期，据史料，约与孟子同时，但两者不相知。莊子本可以做官司，有贵族血统，有政治背景，又有当朝领袖的提携，但他视权贵如腐鼠，不愿接受楚威王厚币礼聘为相，宁做自由之龟，或游乐之鱼。一生不理政，并不等于不卷进政治漩涡之中。庄子虽然远离官场，但却曾以政治家、外交家的双重身份，周旋于一场政治混乱之中，于是，他就成为了“巧论三剑，一言兴邦”故事的绝对主演。 战国时代，赵文王尤其喜剑。剑士们纷纷献技，一时间多达三千人，逗赵文王乐不可支，白日荒废国事，夜晚闲置后妃。为投其所好，民间弃田尚剑，从此国力渐衰。于是，邻国意欲乘机取赵。太子赵悝忧虑不已：如此下去，必将国破家亡，为别国所制。他询问左右大臣，谁能止剑士相斗者？大家同时想到了庄子，因为其才足可经邦，其能足可纬国，其辩可以起死回生，其说可以惊天动地。 三天后，太子带庄子去见赵文王。赵文王选了五六位高手，要求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道：“臣有三剑，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国、泰山为愕，以晋、卫两国为背，以周、宋两国为首，以韩、魏两国为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勃海，系以恒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挥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维。此剑一出，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之后，庄子又道：“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为锋，以清廉之士为愕，以贤良之士为背，以忠圣之士为首，以豪杰之士为把。此剑直之亦不见前，举之亦不见上，按之亦不见下，挥之亦不见旁。上效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效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动，四海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紧接着，庄子说：“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浓眉长须者所持也。他们衣服前长后短，双目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相击于大王之前，上斩脖颈，下刺肝肺。此庶人之比剑，无异于斗鸡，─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深感遗憾！”自此，赵文王三月未出宫门，戒绝好剑之痛，一心治理国家。于是，赵国进入了庄子预设的节奏，国力大振。 这段故事与庄子的学术精神是相通的。 庄子师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自然主义，敢于向儒家的宗法礼教思想亮剑。他从多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仁义礼乐的局限性。如，在时间性上，庄子先是借用了比喻，认为古今如水陆，周鲁如舟车。在鲁国行周制，无异于行舟于陆地。其潜台词是行不通。庄子曰：“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谓之义徒。”“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又如，从空间性上，他说：“宋人去越国卖帽，越人却断发纹身，无所用之。”再如，庄子从物类性上展开说，美女为人所爱，却为鱼、鸟、鹿所不爱。“四者孰知正色？”民吃刍豢，鹿吃草，蜈公好吃蛇，鸱鸦好吃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不穿周公的衣服，海鸟不吃鲁侯的饮食。这些听起来似漫无边际，其实，他是在用不经意的举证证明一切都有局限性，没有共同的标准。 一切应从自然出发，包括道德，真正的道德是自然的道德，不是人为的道德。庄子对太古时代的道德很认同，理由是它起源于自然，而黄帝以下、尧舜以下，尤其是三代以下的仁义礼乐都是人为的，强制的，也正因此，庄子说他“不敢苟同”。庄子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真性”和“任其性命之情”的道德；对“以物易其性”，“残生伤性”的道德，庄子持有批判的态度，“以仁义撄人之心”会导致“天下脊脊大乱”。在他眼里，要是用道德来改造大众，那就违反了自然规律。 “天人合一”是庄子的一贯主张。于是，他在人生履历中做了一次长时间的“逍遥游”，其唯一身份是隐士。有一次，庄子骑匹瘦马，穿行于通往楚国的古道上。正值兵荒马乱之际，哀鸿遍野。一晃到了夜幕降临时分，庄子就地枕一骷髅入睡，全然没有一丝的恐慌。对于死人，常人大都有恐惧感，仓惶躲避。庄子另类，另类得令人发怵。 这样的行动来源于庄子对死的冷峻思考。《庄子·至乐》记载，庄妻病死，朋友怀着悲痛的心情，前来沉重吊唁。哪知，庄子却盘腿坐地，鼓盆而歌。翻阅大量史料，未曾发现有关庄子与情人的蛛丝马迹。那么，他何为这般麻木？丧妻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按常理，庄子应哭天抹泪才对啊！《庄子·列御寇》又载，庄子临终，弟子一排泣不成声。庄子用最后的力气，说了这番遗言：“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一气，何必悲伤？”之后，含笑瞑目，驾鹤归西，显出一种旷达超然之美。 据史载，庄子在越国，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著作《庄子》。他以寓言体的形式和汪洋恣肆，变化无端的表述，在先秦时期的散文中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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