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44. 《大学之路》 来自东方极致 00:00 29:55 吴军，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投资人，“得到”订阅专栏《吴军的谷歌方法论》的主理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清华大学担任过班主任，参与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工作。《大学之路》是一本介绍西方大学教育的书，是作者吴军在陪女儿走访过十几所欧美顶级名校之后写成的，重点讨论了西方高等教育这一宏观话题。一、东西方人对大学的认知差异；二、两种不同的办学理念，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三、介绍美国私立大学的管理。亚洲人认为，大学几乎是一个必选项，一定要上，只有上大学，以后才能有体面的生活；而西方人认为，大学只是众多选项里的一个，只有想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才需要上大学。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吴军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大学的历史传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时代的教育，主要学的不是具体的谋生手段，而是社会精英应该有的智慧和见识。到了隋代，有了科举制度，科举成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普通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自然而然地和社会地位、做官就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观念对国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把考试、升学和获得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了。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和中国很相似，也是一位智者带着一帮学生，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古希腊的数学家、哲学家。现代大学是在中世纪诞生的，“大学”是指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这种团体直接受到领主保护，拥有学术特权。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接受学术特权的西方大学，教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神学知识、拉丁文写作技巧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这里上大学的学生，一开始想的就不是升官发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也是西方人并不是全民都想上大学的思想根源。虽然东西方高等教育在历史上的差异很大，但就现在来说，中国人读大学也并不都是抱着功利的目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去读大学的。不过，在吴军看来，不管有没有上大学、抱着什么目的去上大学，这都不重要，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不过是在马拉松赛跑里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站位而已。看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一瞬间道路非常拥挤，但等比赛过了四分之一，选手和选手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很远了，起跑时占的那一点点便宜早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事实上，成功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拥挤，在人生的马拉松上，绝大多数人跑不到一半就弃权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要发愁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同伴，陪自己一起跑下去。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终身学习者。纽曼认为，学生们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彼此成为朋友。他还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具体的雕虫小技。纽曼反对一上来就给学生教授某个专业的具体技能，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广，不能过早地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专业里。当然，想要实现通才式的教育，光有理念上的认同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第一，是给学生选课和换专业的自由，第二，是学校要有实力开出足够多、足够广泛的课程。哈佛大学，首先在选课上给予了学生绝对的自由，大一新生不分专业，学生们可以随便选课，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地了解自己的真实兴趣；其次，哈佛开出了足够多的课程，哈佛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他们居然开出了6000门课，而且还可以去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选课。洪堡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强调大学生在学校要学习马上就能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能为社会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为了能让学生做到这一点，实行洪堡制大学的很多专业都需要五年才能毕业，最后两年学习的是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采取洪堡制的大学都会花大价钱建立研究生院，这也是实现专才教育的物质基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实施洪堡式专才教育的典范，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让大一新生就有机会参与真正的科研。一般大学里让本科生参与的科研，其实就是教授让学生们练练手，随便做点事情，因为很多教授认为，自己的科研项目本科生做不了，他也没时间手把手地辅导学生，但 MIT 不一样，MIT 的教授会让本科生参与自己拿了经费的科研项目，并且让他们承担这个项目里的一个工作，这就需要教授花时间来指导学生，还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有的教授公开发表一些反教会的观点，或者是公开地批评某一个资本家，学校就会遭到宗教势力和资本家的施压，被逼迫着解雇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教授，这种现象会干扰到教授们的学术研究，为了让教授们自由发声，美国的几所大学和美国教授协会开始号召实行不能随意解雇教授的制度，也就是现在的终身教职制度。终身教职强调的不是铁饭碗，而是学术自由。教授们的管理范围只到系这一级，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里，每次系里面制定或者修改制度，一般都需要系里面全体教授的通过。在制度的执行过程里，除了在教授晋升上，资深教授更有发言权之外，其他事情的发言权一律平等，不分新老，不看资历，非常民主。教授治校，行政成本低，学校管理公正透明，还维护了教授们的尊严和权威，保证了学术自由，是很好的管理制度。总的来说，对内，校董负责筹集资金、拍板大事、规划未来；对外，校董们就是学校的形象大使，到处给人布道，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帮学校做宣传，帮助大学和各种机构建立合作。大学校董并不是一个用钱买来的虚职，真正的校董，会为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提供最多的帮助。 1. 到了隋代，有了科举制度，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普通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自然而然地就和社会地位、做官联系在一起了。2.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事实上，成功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得那么拥挤，在人生的马拉松上，绝大多数人跑不到一半就弃权了，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终身学习者。3.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概意思是说，大学之所以叫大学，不是因为这里面有大楼，而是因为这里面有大师。但吴军认为，大楼的作用也许被严重低估了，大师固然重要，但没有大楼，也就是没有物质基础，大师们的教育理念也很难实现。4. 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所以，你也许不用纠结自己是去接受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上大学本身，也许就是最好的教育。吴军（原腾讯副总裁）吴军，生于1967年4月。 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前Google高级资深研究员。 原腾讯副总裁。计算机科学家、畅销书作家。 硅谷风险投资人。工业和信息化部顾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Google自动问答系统和许多创新产品的负责人。 吴军博士是当前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著有《数学之美》 《浪潮之巅》 《文明之光》 《大学之路》《态度》《全球科技通史》《见识》《硅谷之谜》 《智能时代》 《格局》 。 2007年，他开始在谷歌黑板报（博客日志）上连载文章。他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界各大企业，之后整理成《浪潮之巅》一书，一面世就成畅销书，豆瓣9.1分。 吴军已经出版了10多本书，总销量超过300万套。 吴军一个特点是跨界，如果说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和理工科还有点关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着实大了点。这本讲述人类文明的书，完全打破了科技与人文的界限。 吴军还喜欢旅游、音乐、羽毛球、歌剧、摄影、红酒，甚至做点园艺活。和硅谷创业的人聊天，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2012年6月15日，吴军发出微博，暗示已经从腾讯离职。
个人经历吴军博士，清华附中高81级校友，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和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并于1993-1996年在清华任讲师。 他于1996年起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并于2002年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在清华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吴军博士致力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特别是统计语言模型的研究。他曾获得1995年的全国人机语音智能接口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和2000年Eurospeech的最佳论文奖。 吴军博士于2002年加入Google公司，任Google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到Google不久，他和三个同事们开创了网络搜索反作弊的研究领域，并因此获得工程奖。 2003年，他和两个同事共同成立了中日韩文搜索部门。吴军博士是当前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在Google期间，他领导了许多研发项目，包括许多与中文相关的产品和自然语言处理的项目，并得到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的高度评价。 吴军博士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并获得和申请了近十项美国和国际专利。他于2005年起，当选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系董事会董事。 吴军是一个还不错的摄影爱好者，一个古典音乐迷，喜欢享受高质量的影视，比如Blu-ray的电影。平时偶尔会修理园子，甚至做点木匠活。每年旅游很多次。当然，还时不时地为Google China Blog写东西。以前读书很多，现在事情太多读得就少了。另外，还是很好的红酒鉴赏家，最喜欢的是波尔多的红酒和加州那帕谷（Napa Valley）的Cabernet Sauvignon。 2010年，吴军博士离开Google，加盟腾讯公司，担任负责搜索业务的副总裁。并担任国家重大专项“新一代搜索引擎和浏览器”项目的总负责人。 2012年6月15日，腾讯负责搜搜的副总裁吴军发出微博，暗示已经从腾讯离职。吴军的离职也被看作是腾讯此前对搜搜架构调整产生的震荡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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