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文 古黄河在碣石附近入海，即所谓“河之入海，旧在碣石”，秦汉以来在学术界不存在争议。现今，有人为把《禹贡》之外的今碣石炒作成《禹贡》碣石，就随机炮制出“《禹贡》碣石与九河（古黄河）根本无关”的奇谈妙论。 《禹贡》是托名大禹平治水土的记录，汇集而成的古代地理著作，大禹治水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黄河、济水中下游，也及于江淮流域一带，所以《禹贡》记载而详于河济，略于江淮。 史学界考证，大禹治水的实际范围并未超出河、济之间。周华光先生在《华夏文明起源与融合发展》中论述：“根据西安碑林中禹迹图、华夷图等碑刻及相关古籍，现代环境考古研究认为，禹治黄河的地域，大致从河南省新乡地区滑县往北到海河流域，往东到山东的古无棣、利津，禹治九河在这个地域内。这样，治水联系华夏东西两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孕育着华夏融合的根基。”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海师范大学为授课而编写的讲义/得到前辈谭其骧先生的关怀与支持，并为本书题了字）论述道：“禹治洪水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说。……河水泛滥的主要地区，大致在今河南北部、东部及山东西部一带。” 谭其骧先生根据古籍所记载古黄河资料，把古黄河河道大致划分为“山经河”（据《山海经》资料）、“禹贡河”（据《禹贡》）及“汉志河”（据《汉书·沟洫志》），这三条河道没有一条从今昌黎入海。自然是从古黄河塑造的古黄河三角洲入海。 《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中的“碣石”，即“《禹贡》碣石”也必定在古黄河下游的范围之内，而不会游离其外。 “入于河”之“河”，专指古黄河，其下游也称之为 “九河”。《禹贡》载：“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毋庸置疑，碣石作为“海畔之山”必然坐落于“九河”入海口附近 “九河”源于冀州的“大陆泽”而在今天津之南山东滨州之北入于渤海。《中国历史时期海岸线的变迁》（邹逸麟 谭其骧）所论述：“渤海湾海岸线的伸展与黄河入海地点的变迁至为相关。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长期从渤海湾入海。……下游又分成多股，在天津、河北黄骅和山东无棣之间游荡。其主流则于黄骅一带入海……” 谭其骧先生所说的“（黄河）下游又分成多股”就是《禹贡》中的所谓的“九河”。天津、河北黄骅和山东无棣之间惟有无棣碣石山趾顶皆石突兀孑立于渤海西岸的“九河”入海口处，无棣碣石乃《禹贡》碣石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明清以来，有人受到《水经注》中“天桥柱”的启迪，把昌黎城北仙台顶背后的“棒锤山”雅称曰“天桥柱”，即“ 因其形似棒槌，俗称‘棒槌山’。‘天桥柱’之名取自《水经注》，古代多有人认为其就是‘碣石’。” （ 董宝瑞：《古今碣石为一山》）； 后又称作“碣石” 也就是“到明、清时仍有一些人认定‘天桥柱’即‘碣石’（ 董宝瑞：《古今碣石为一山》）。清同治五年（公元１８６６年）刊印的《昌黎县志》才把“仙台顶”称作“碣石”，随即把“棒锤山”降级为“小碣石”，这本来是《禹贡》范围之外的正常的山川命名行为，但要把它进而说成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禹贡》碣石，在学术界就必然会出现不同见解。 其一，《禹贡》碣石必然与《禹贡》内容相关联。《禹贡》开宗明义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并没有记录大禹治水在昌黎一带“随山浚川”的事迹，所以在“奠高山大川”的过程中，没有涉及到今昌黎一带的高山大川名号。查《禹贡》全篇1193字，导山43处（正导27，杂见16）；导水42条（正导9，杂见33），的确没有涉及到在今昌黎一带的高山大川（例如都山、祖山，古濡水、渝水等），这就是确证。不管后世人给这一带的山川如何命名，都与《禹贡》篇的内容无关，即便是有某某山今人名之曰“碣石”，但因与大禹治水的河济不相干，且不在“九河”河口附近，所以也不可硬冠以《禹贡》之名。 其二，昌黎一带古为北狄之域，不在大禹治水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载“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殷本纪》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史籍中只记载了东夷、周族、商族参与治水，并没有记载北戎参与大禹治水。《历史地理学基础教程——第三章.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编著）一文中说：“大禹治水的活动范围在古河济之间及今海河流域，在学术界上不存在争议。……大禹是组织领导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共同治理水患的，而参与治水联盟的都是那些受到洪水灾害严重、危及本族存亡的部落。例如，东夷族的古河、济、漯、淮流域，周族的涇、渭河流域。商族的恒、卫、滹沱流域。没有记载北狄、南蛮、西戎的领袖人物参与治水，治水范围基本局限在华夏初祖的活动区域，即古黄河中下游地区。……根据大禹治水而形成的《禹贡》，其中记述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也多局限于此范围。”北狄之域不在大禹治水范围之内，其地的山川自然不可能记载于《禹贡》之中。 其三，昌黎一带，春秋以前属于孤竹国地，董宝瑞在《千载孤竹与“神岳”碣石》文中曾考证说：『（孤竹国）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昌黎县境。《尔雅·释地》曾把“孤竹”谓为“四荒”之一。』《尔雅·释地》云:“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所谓“终王”，就是在荒服地区的戎狄酋长死了来通报一声就得，并无“贡赋”的义务。春秋时孤竹尚属“荒服”之域，禹夏时代或更在荒服之外，当然不在“任土作贡”的范围之内，所以那里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不可能被录入《禹贡》篇之内。 既如此，昌黎一带的山川确与《禹贡》山川无关，自然不可冠以《禹贡》之名，要把今昌黎碣石炒作成《禹贡》碣石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碣石把《禹贡》碣石与《禹贡》割裂开来，通过穿凿把碣石从古黄河口附近搬走。于是炮制出连自己都弄不明白假说：“碣石山并非在古黄河口，若是在古黄河口，《禹贡》的作者就不必说‘夹右碣石，入于河’，而直言‘至于碣石，入于河’了。”（董宝瑞：【“《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若碣石是在古黄河口附近，真的就可以不“夹右”，而直接“至于碣石，入于河”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禹贡》作者既然特别说明“夹右碣石，入于河”，正恰恰表明“碣石”在九河河口附近，它既可能是矗立于河口附近的孤岛，亦可能是突兀于潮间带的孤山（涨潮时也成为“孤岛”），若按照某先生们闭门造车的航行方案“至于碣石，入于河”去航行，就是在船上眺望到立于水中的“碣石”时，就可以不分南北，也不分左右，只要放心大胆地蒙头往前航行就行了，保准能进入九河的主航道，完成航行任务。其实这种纸上谈兵式的高谈阔论，并不符合航海实际。 而今，但凡有点经验的海上作业者，或稍微留心点的海上旅客，都知道或见到过港口（河口）附近除了自然导航标识之外，还在航道上设置水鼓浮标（灯标），浮标有红、绿之分，船只进港时必须把绿色的水鼓浮标置于右舷（即“夹右”），把红色的浮标置于左侧（即“夹左”），并非因浮标就在港口（河口）附近，就可不分左右直接“至于浮标，入于港（河）”。 古黄河入海处，《禹贡》称之为“九河”，顾名思义，古黄河不是“独流”入海，而是分为多股支流入海，分布在一个相当宽漫扇形区域内，入海口是一片横无际涯的茫茫水域。船只“入于河”，应是与“贡赋”有关联的目的性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探险、游历活动。有目的性的活动，就必须明确进入哪条河道才能达成目的，这就要求事先知道哪条支流是主航道，哪条不是主航道；哪条支流通航，哪条不通航；哪里可航，哪里不可航。“九河”分多股漫流，涨潮时海水吞没滩涂，落潮时浅滩裸露，如何保证航行安全、无误地进入九河的主航道，完成既定 “入于河” 的任务，这就需要借助河口附近的自然航标——“碣石”的导航。“碣石”是古黄河入海口的自然航标，相当于现代的红色浮标，“入于河”时要求“夹右”，这无疑是九河附近沿海古人的航行经验总结。 即使现代船舶进入江河、港口，航海人员也不是简单地“至于**，入于港（河）”，而是严格地遵循“夹右”、“夹左 ”的原则航行。今日大江大河的入海河道的入海口部分也往往是“横无际涯”的水域，如鸭绿江口、黄河口、长江口、钱塘江口、珠江口等等，若没有现代导航装置的船只，又不借助附近的航标，也同样会迷航，何况是虞夏时代无帆无舵、随波涛起伏、视野受限的简易舟楫。 例如，今船舶进入鸭绿江，要“夹右薪岛，入于鸭绿江”，而不是简单地“至于薪岛，入于鸭绿江”； 南来的船舶进大连港，要“夹右大山（岛），入于大连港”，而不是“至于大山（岛），入于大连港”； 进入山东成山水道，要“夹左成山，入于成山水道”，而不是“至于成山，入于成山水道”； 进入石岛港，也要“夹右莫邪岛，入于石岛港”，而不是“至于莫邪岛，入于石岛港”； 进入黄浦江，也要首先“夹右横沙（岛），入于长江”，而不是“至于横沙，入于长江”；即便是在长江内上行船舶进入镇江港，也要“夹右焦山，入于镇江”，而不是“至于焦山，入于镇江”等等，诸如此类的常识，在江南水乡大概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今没见到哪部《航海指南》的作者简单地直言“至于**，入于港（河）”。可是，致力于考证碣石三十年的昌黎人士对“夹右碣石”，仔细研读长时期后，还不甚了了，仍在继续迷惑加忽悠。 这位昌黎人士对历史地理学界知名专家黄盛璋教授还有一段高明而精彩的评判，曰：『黄盛璋在《碣石考辨》中说“《禹贡》另一个碣石在冀州”，并引《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的记载，云“这是讲岛夷入冀州的水路贡道，《禹贡》的黄河经今河北入海，碣石夹黄河入海口之右”，又云“今天津市以南，除了无棣县马谷山外，古黄河口都没有山，因此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细细研读《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段记载，就不难发现，碣石山并非在古黄河口，若是在古黄河口，《禹贡》的作者就不必说“夹右碣石，入于河”，而直言“至于碣石，入于河”了。既言“夹右碣石，入于河”，则表明碣石山离古黄河口相去尚远，但夹行其山之右便可达于河口。其言之义，应当说是很明了的。不可否认的是，认为碣石山在古黄河口说并非没有渊源……我们在考辨碣石时，切不可像黄盛璋在写《碣石考辨》时那样，断章取义地解释“《禹贡》之碣石”，轻而易举地拿出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论断来。』（董宝瑞：《“《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既言“夹右碣石，入于河”，则表明碣石山离古黄河口相去尚远，但夹行其山之右便可达于河口。』何据之有！ 他说的“离古黄河口相去尚远”的碣石在远到哪里去呢？就是指500里之外的今昌黎城北的仙台顶。试想，在缺乏导航仪器、观测手段的远古时代，使用无帆无舵的原始舟楫航海，在500里之外选一个山头作导航标识，“夹行其山之右便可达于河口”，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众所周知，盛唐时代鉴真和尚东渡“一衣带水”的日本的故事，是何等艰辛，其中就有航海的因素，第五次扬帆东渡时，竟从舟山飘到了四五千里之外海南岛的南端。“岛夷”时代的小舟能纵穿比今日大得多辽东湾，并借助今昌黎碣石“导航”横渡比现在宽得多渤海湾，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使今日昌黎渔民驾驶现代渔船，从昌黎新开口渔港出发，如果不使用任何导航仪器，仅仅靠“夹右昌黎碣石”航行，也不能能保证顺利冲到海河口，何况“岛夷”。应走出书斋，去问问昌黎当地的渔民，就明白了。 这位先生是否真的认为“《禹贡》碣石与古黄河根本无关” 呢？也不完全是。 比如，他曾说过：“有关碣石山的最早记载，……《汉书·沟洫志》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等等。”（董宝瑞：《中国历史上的名山——碣石山》 2006-01-12 ） 既然大禹治水“导黄河”需要“析底柱，破碣石”，能说“碣石与古黄河根本无关”吗？ 这位先生又承认：『《禹贡》把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它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董宝瑞：《〈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2006-01-14） 既然“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那么《禹贡》所记载的“碣石”，必然限定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会跑滦河去。史学界公认“碣石”属于四大山系“北条”一列，《禹贡》碣石必在古黄河下游，那怎么会与“故黄河根本无关”呢？ 《禹贡》所载“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描述的是古黄河至于碣石入于海，而不是黄河流域以外北方的“某某山脉至于今昌黎碣石入于海”。有人把今日“山脉”的概念强加于《禹贡》作者，这是不客观的，通读《禹贡》便知，《禹贡》之记载只是独立的“主要山岳的名称”，其时并没有建立起“山脉”的概念，《禹贡》“太行”与今日的“太行山脉”并不是同一概念，因为今日《禹贡》中的“太行”“恒山”都归属于“太行山脉”；再如，《禹贡》记载的岍、岐、荆山、太岳、雷首、析城、王屋、砥柱等山，今日同属于秦岭山脉，但《禹贡》却把这些山岳加以分立命名，说明《禹贡》记载的是有代表性的山岳，不是指山脉而言。今日的“燕山山脉”绝不是《禹贡》时代的概念。假如《禹贡》作者已经建立了“燕山山脉”概念，那《禹贡》也应依照惯例记载其中几个高大显眼的山头，使之具有某种连延性，不会留下两千余里的弧形空白、空档，一下蹦到今昌黎的某一个山头去定位“支之尽”也。 “岛夷皮服，夹右碣石”，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不是“入于河”而是“入于海”。如《史记.夏本纪》记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史记》多采用《古文尚书》，可信度更高，历代《尚书》记作“入于海”的版本也很多。这应理解为“岛夷”穿着“皮服”下海作业时，沿古黄河河顺流而下，夹行碣石之右，入于。这是不同与水上“贡道”的另一种诠释了。 对于“播为九河…..入于海”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这与“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正相吻合。显而易见，碣石就在九河河口附近；不言而喻，碣石必在沧州境内；毋庸置疑，沧州境内的碣石非无棣碣石莫属。 综上所述，那种以为《禹贡》作者直言“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就在河口附近；既言“夹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则离黄河河口相去尚远的调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禹贡》碣石不是“争”来的，而是由《禹贡》原著所界定的、客观存在的。把现代概念强加于《禹贡》，或把《禹贡》内容无限外延，随机附会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再把这种似是而非说成是《禹贡》本意，这不能称其为严肃的学术讨论。到底是谁“断章取义地解释‘《禹贡》之碣石’，轻而易举地拿出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论断来。”读者也自会一目了然。（080119 ） |
|
|
